許巍的音樂裡總有一種脆弱的力量感，它不憤怒，也一點都不激昂，最後一個字的唱腔總是向下滑，悲觀的生活和旺盛的希望，他同時承認。
文｜馬拉拉
編輯｜蕭禱
攝影｜王文
造型｜孔宇
背景音
見面那天，許巍遲到了。
透過工作室門前沒有什麼別枝的盆栽，可以看到許巍來了，走得匆匆。相比以前，他的身上開始有了肌肉的線條，皮膚少了暗色的斑點，頭上的抬頭紋也逆向地被時間撫平。這次拍攝的服裝是他自己挑選的，這兩年他開始研究潮牌「臭美」，買了一圈，也交了不少「學費」。
「抱歉，我知道今天有工作，之前有準備的，結果昨晚上一拿吉他，完了，早上五點鐘還在那彈琴。」許巍用沒有很重的力道去握曾拍過很多明星人物肖像的攝影師的手，再雙手合十。他已經化完妝，頭髮裡有亮粉，然後，他要把自己交給鏡頭，短暫成為「明星」許巍。
想要獲得許巍的消息沒有那麼容易，他沒有微博，沒有個人平臺，從2008年開始，他拒絕綜藝，拒絕頒獎，拒絕宣傳通告，接受很少的採訪。網上搜索他的資訊，14頁到底，整整齊齊。有粉絲實在想知道他在做什麼，跑去曾合作的鍵盤手臧鴻飛微博上問，在吉他手李延亮的微博下蹲。
他現在的工作室，在北京四、五環之間的文化園區內，兩層小樓裡最大的空間給了錄音室。那裡還有陽光可以通過落地窗灑滿房間的書房，和書房平行的樓梯間種了很多植物，顏色沉綠。這棟原木色的建築和他給人們的感覺有點類似，並不光鮮，具備一種被藏起來的溫柔感。
錄音室裡，「明星」許巍要完成3組拍攝。第一組是拿著吉他彈琴，他能一邊應付鏡頭一邊和旁邊的樂器老師聊天。第三組是清場之後「自己玩」，完成度更高。只有在第二組，手擺在吉他上不能隨意撥弄的時候，拍攝卡了一下，他找不到合適的目光落點。那是僅維持了三兩分鐘的沉默，攝影師按著快門沒有說「好」，旁邊一直給他信號的工作人員沒有抬頭……許巍像小孩子哪裡做得不好一樣，抱歉地笑了，「是有點僵哈？」
他還是很敏感，不管是被別人對待，還是去對待別人。新專輯《無盡光芒》的巡迴演唱會上，每場總會有一些懷有身孕的準媽媽在臺下觀眾席中，許巍有些擔心，「6、7個月肚子已經很大了，我都害怕緊張，害怕誰把她擠一下。」所以大家有了一個不成文默契，如果準媽媽的座位是靠前的，就幫忙協調往後面坐，如果還是想靠舞臺近一點，那她們會得到一堆用來蓋住肚子的毛巾。舞臺前面有返聽的低音音箱，許巍覺得太震了。
有一些粉絲會追著演出跑，所以這些年裡許巍跑商演，從來不會週六和週日連續，更不會一天接好幾場，「趕路的時候，心態是很奔波的，不管臺上臺下都很難很踏實投入到現場的演出。」工作人員向《人物》透露了原因。
「聽他的歌，覺得他像是你小時候揹著你的那個大哥哥。」一個聽眾在許巍的歌曲評論區這麼寫。
不少人聽許巍的歌會被感動。2012年《此時此刻》之後，他帶著自己的團隊去了一趟英國，在甲殼蟲樂隊演出過的洞窟酒吧，他表演了幾首歌，下面一個男生用雙手捧著自己的臉，哭了。他和許巍一樣是西安人，從15歲開始在曼聯參加青訓，後來膝蓋受傷了，非常嚴重的傷病，停頓的兩年裡不知道應該怎麼辦，是《藍蓮花》和《故鄉》陪著他走出抑鬱。那天他坐了6小時的車去見許巍，路上弄丟了自己的錢包和護照。許巍抱了他，把常穿的藍色衛衣脫下來當禮物，在上面很工整地寫：「祝你以後越來越好。」
現在也是這樣，不管粉絲要求寫在最普通的本子上還是自己的專輯上，他都一筆一劃地寫。同樣，聽眾也很認真地在歌曲下面寫自己的故事，「活了36年，慶幸自己還活著，感恩自己有好多人愛著。直到8天前才知道自己不是父母親生的，很幸運地找到了親生母親。」像是一個樹洞。他總是在人們踽踽獨行的時候被想起，曾經隨意和路上一個司機聊過他，是經歷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搖滾鼎盛時期的北京人，他說自己以後可能不會去聽那時候其他歌手的演唱會，但還是想去看一看許巍，「聽他的歌你不會覺得他唱得好不好，你會想起一些自己的事情。」
就算沒有新聞，許巍這兩個字也曾經和明星聯繫在一起。2003年，陳奕迅和孫燕姿正當紅的時候，許巍憑藉《時光·漫步》拿到了音樂風雲榜那年除了「最佳新人」和「最佳女歌手」的所有提名。設置搖滾單元的元年，5個獎項裡，他拿了3個。後來崔健，竇唯，鄭鈞和汪峰陸續拿獎。那年《藍蓮花》是「內地十大金曲」，對這個名詞最簡單的一種解釋是，許巍把搖滾唱出圈兒了。
有媒體曾總結許巍的粉絲主要是都市小資白領，但實際上遠比這個範圍更大。打開QQ郵箱，《藍蓮花》的歌詞被張小龍買斷版權放在頁首，已經很多年，企業家李寧曾經邀請他幫忙錄製廣告曲，王菲被發現去聽他的演唱會，演員夏雨靠聽許巍的音樂度過了低潮的日子。王朔復出後寫的第一本小說《和我們的女兒談話》裡提到「許人家高」的《藍蓮花》，他寫道：「《一無所有》以後多少年沒再碰上一首歌，一下就把你心揪起來，頂到嗓子眼噎著你。」
最近直播平臺上有一個視頻的點擊率很高，是許巍《曾經的你》多人演唱的合輯。視頻的背景有時是有昂貴樂器的商品房，有時是在卡車停頓的路上，在油菜花農田，或者在更遠處的大自然，樹木的莖一束束地翻出地面。一個棕黑皮膚的男生抱著吉他，皺著眉頭坐在山前，身後有曬在地上的苞谷、紅色油漆的女士摩托車、沒有貼上瓷磚的低矮民房。他唱著唱著，公雞發出了打鳴的聲音。裡面有看起來很專業的音樂人，有滿臉皺紋的老漢，不論平時聽得更多的是搖滾傳奇平克·弗洛伊德，還是網絡歌手冷漠，大家都能唱一句：「曾夢想仗劍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華。」
聽眾龐大複雜，但很少看到許巍被狂熱追逐的報道，他的被偏愛好像都是安靜的。一個喜歡搖滾的女生在網上購買唱片，對方問她平時聽誰的歌，她說了許巍，得到了被贈送的另外幾張CD。存在感不強，但又從來沒有被忘記，許巍的音樂類似一種生活的背景音。
但作為最早站在流行和搖滾分界線上的那批人之一，他的音樂並非沒有爭議。許巍總是穿著普通短袖和牛仔褲站在臺上，唱又「溫暖」又「出世」的搖滾，沒有強烈的憤怒感，這不符合人們對搖滾的已有認知。於是在很長時間裡，他既是邊緣人的「叛徒」，又是主流的「異類」，一直揹負，卻鮮有解釋。
尋找
吉他手李延亮是在90年代中後期認識許巍的。「我去紅星幫人錄專輯，許巍當時就住在那兒，穿一大趿拉板，一秋褲，長頭髮扎著，剛睡醒，窩窩囊囊的，老躲在那外頭，透過玻璃看我們排練。……第一次見面是這樣的，反正那個階段他都是那種特邋遢。跟他當時喜歡的音樂也有關，（涅槃樂隊的）科特·柯本什麼的也是邋里邋遢的，老穿一大秋褲就出來了。」
1995年，許巍來到北京，簽約了陳健添的紅星音樂生產社——他曾一手捧紅過Beyond。第一次去公司的時候，許巍聽到公司裡放著自己最喜歡的涅槃。在當時的中國，搖滾是音樂裡一個很小眾的分支，而以涅槃為代表的「邋遢搖滾」聽眾更是不多。它是那種如果痛苦讓人想要嘶吼卻無法嘶吼的時候，能夠在耳朵裡幫忙釋放的音樂。
從中學拿到吉他的那一瞬間開始，許巍已經為音樂漂泊了太久。搖滾席捲個性青年的時候，改革開放帶來了以洋垃圾形式進入中國內地的「打口帶」和港臺資本，第一波的衝擊催生了崔健這樣的本土搖滾明星。他正當紅的時候，許巍在西安的一次吉他比賽裡拿到了第一名，他開始在各地走穴演出。選擇夢想好像是選擇了一種困窘，第一場演出他拿了一塊錢，餓的時候一天吃一頓，但那年他18歲，不覺得怎麼痛苦。「我們到一個地方演出就跑到劇場最高的地方寫『天涯浪子』，還簽上自己的名字。」後來的「西北鼓王」趙牧陽是當年和他一起的跑場走穴人，他在接受汪涵採訪的時候回憶了那時候的生活。
一年之後，許巍回到西安，當了文藝兵，得到了被保送進軍醫大的機會，他可能成為一名牙醫。但看完崔健的西安演唱會之後，他接下來的一月腦子裡都是崔健，「那時候他是我的偶像，也不能拿偶像來說，就是一下打開我，（是那個）讓我覺得『原來我要幹這個，我想幹這個』的人。」
他決定帶著用全家的積蓄購買的電吉他去南方的歌廳裡闖蕩，賺回錢，成為西安最牛的吉他手。相比於音樂，歌廳的日子好像和湧動的金錢關係更大，有錢的人花重金買洋酒來摔，給歌手送花籃，最貴的500塊一個，有人會送10個，「這邊一聽送了10個，那邊就要送20個。」在歌廳演出是很多搖滾歌手都用過的維生手段，但不是他想要的。1992年，黑豹樂隊推出了同名專輯，他又被推了一下，春節回家之後，他沒有再出來，終於下定決心要自己寫歌。
在西安，他和朋友組建了自己的樂隊。許巍擅長寫旋律，在當地很快有了一些名氣，一度有人用摩托車的大燈照著找他要簽名，樂隊還受邀去參加了銀川的「西北搖滾節」。但搖滾沒有辦法解決生活，樂隊形式好像和他最初想要的還是有差別。回來之後樂隊「悄悄解散」了，許巍是最後一個知道的。這個消失的樂隊名字叫「飛」，是一個很自由的字，來來回回地軸轉，他還沒有飛起來。
他把希望放在了北京。和紅星生產社的五年合約裡，許巍推出《在別處》和《那一年》兩張被搖滾青年青睞的專輯，是非常正宗的地下搖滾。早期的MV裡，他留著一頭及肩長髮，穿黑色的皮夾克，鏡頭掃到的時候除了手在彈吉他，身體和表情幾乎是靜止的，感覺又頹又酷。
高曉松記得自己第一次見到許巍，他、竇唯和一幫北京朋友站在紅星生產社後面的「旅遊棚」聽他錄音。「他唱了一首叫《兩天》，一首叫《執著》，那兩首歌好聽得我們當時所有人都驚了。」樂評人郝舫在90年代開了一家書店，兼賣唱片，在那裡他認識了許巍，聽完那兩張專輯，他也很興奮，「我認為在當時，沒有任何其他人能玩成這樣的。」
雖然得到了圈內人的認可，但許巍比以前更痛苦了。他住在一個不到8平方米的房子裡，靠預支版稅過日子，他當時的歌不適合KTV，也不被商演偏愛。而屋子外面的唱片行業來到盜版時代，按照媒體報道，當時大熱的任賢齊《心太軟》，正版和盜版的比例是1：10，只做唱片很難賺錢。
「《在別處》發行之後成就了三個樂手，包括我在內。一晚上，樂手不變，主唱變，都是許巍、張楚、高旗那種。一晚上我都在彈，掙四份錢，我們收入都比老許好。」李延亮告訴《人物》。
那時候獨立音樂人都很窮，換著地方蹭飯，有一些人能安於窘迫，一個知名樂隊的歌手，他把能夠蹭飯的地方排上號，按照順序去蹭，這樣再見面的時候還能說句「好久不見」。許巍不是這樣的性格，他逐漸把自己關閉起來。
郝舫被邀請去過很多歌手的住處，但沒有去過許巍的，他不想開口，因為怕許巍不會拒絕，卻自尊心受傷，他不想自己的親近帶來的是傷害而不是關心。
有一件事讓郝舫記憶特別深刻，一次許巍到他的店裡，看到幾張美國最新樂隊的專輯，問是什麼風格。「我知道他想聽，但是CD一張130塊錢左右，比我當時一個月收入高，我就說，『你拿回去聽，聽完以後包裝弄好，我再賣給別人就完了。』我也不只是對他一個人這樣啊，但他來還唱片的時候，又給了我一張唱片，是張亞東的第一張專輯，上面應該還簽著名。他說，『這是亞東的唱片，我覺得挺好的，你留著聽吧。』」
那時候，許巍有很多的問題，但他幾乎不向外表達。社會學家涂爾幹給過「痛苦」一個描述，說這種感受來自於神經系統受到的過分強烈的震動，越是敏感的神經、越是強烈的震動，越是容易造成痛苦。兩個條件，當時的許巍佔全了，在錄製第二張專輯結束後，他身無分文地回到了西安。
追逐別人的這條路，他執著地走了太久，但好像就是走不通了。這一年，他沒有辦法再像走穴時那樣瀟灑地寫上「天涯浪子」了，他已經30歲，也有了家庭。後來接受採訪的時候，他說當時的心願很小——「我每次見父母，想給他們買點禮物，每個月給錢養活他們。」
寫給田震的另一首歌《自由自在》裡面，填詞人順著他的曲寫：「我沒有選擇，一片空白，我沒有選擇，墜落塵埃。」
受訪者供圖
奔跑
回到西安，許巍不太好意思見人，「傳說我都掙了好幾千萬了，我都傻了聽著。」住的地方附近有一個湖，他跑步，一開始跑三四圈就累得不行。有的時候他坐在街頭看別人的生活。挺好的，哪怕開個小賣部也挺好的，至少能夠理直氣壯地活著。
他找到以前部隊裡認識、後來復員經商的一個朋友，說自己想要做生意。朋友拒絕了，他是見過許巍一天彈10小時琴的人，這讓他印象太深刻了，許巍還是得做音樂。
後來在湖邊能跑上更多圈的時候，他能重新撿起音樂，之前的音樂拯救不了他，但在甲殼蟲樂隊和U2這種以前被他認為太過流行的音樂裡，許巍感受到了別的東西。他後來和郝舫聊過，「他那時候提到的一些人的音樂，我認為是屬於那種有人的愛，也有一種大愛。比如說像約翰·列儂的《Imagine》，聽起來是恨天恨地，誰都不服……但是他有一種真的是對人的那種愛，就是你誰都不相信，也要相信人類，相信自己，相信愛。」
在這之前，他熱愛的涅槃樂隊的靈魂人物柯本用一把能瞬間射出很多彈片的霰彈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他離開的那天晚上，上萬人的追悼會里，3個人選擇開槍自殺。這件事情給許巍帶來了震撼。「這讓我開始思考音樂為什麼會對人的影響這麼大？我不太喜歡那樣，至少我不希望聽我的歌兒的人是這樣的。」
這麼多年裡，許巍一直在往前走，走到窮途的時候，他不想成為搖滾明星了。「以前我想唱給能懂的人或者說小眾的，我覺得年輕這樣是沒有錯的，但現在我更願意為所有普通人唱歌。一個工人回到家，當他覺得生活有很多不快樂的事情，如果聽我的歌我能溫暖到他，我就覺得特別高興。」在回到北京之前，許巍已經逐漸地做了這個決定。
在他已經能圍著湖跑十三、四圈的時候，朋友幫忙牽線找了百代公司下面的步升唱片（也就是後來的「金牌大風」）。許巍搬回北京，換了個地方跑步。在北海公園，他看到了很多以前被忽略的東西，比如外來的人、帶著孩子的人、買菜的人、開小店的人，晚上公園裡還有老年合唱團。「這些普通人，我就特想了解他們過得快不快樂、生存是不是很不容易。……他們可能沒有那麼時尚、沒聽過那麼多時尚的電子樂、搖滾樂，可是他們跟你一樣是一個人，有情感。我開始關注這個，這是我最大的一個轉變。」
許巍不經常聽自己的專輯，只有《那一年》這張專輯他偶爾翻出來聽。它裡面有濃縮的痛苦，讓人不得不清醒過來。「你知道你是一個普通人了，從艱辛的狀態為了生活掙扎奮鬥，你沒有那麼順利，你才能去關心周圍最普通的人。」走過近乎崩潰的底點，他才切身明白什麼才是他要做的音樂。幾乎一無所有的他，抱著吉他在陽臺上寫了給父母的歌，裡面他唱：「希望自己是你，生命中的禮物……」後來許巍的音樂裡總有一種脆弱的力量感，它不憤怒，也一點都不激昂，最後一個字的唱腔總是向下滑，悲觀的生活和旺盛的希望，他同時承認。
跑回到北京，許巍沒有穿以前的皮夾克，過肩的長髮也早就被剪掉了。但跑著跑著，離開了搖滾明星的夢之後，許巍出名了，很多首搖滾歌曲具備了流行歌曲的收聽量，他成了流行歌手。有一次他回西安見到發小，她恭喜許巍終於得到了小時候想要的，但他反應很淡，「我一直在等，我都架好了一直在等，還總沒等來，所以就放下了。哎呦，又來了的時候，沒反應過來。」
這是許巍對公司的安排最配合的一段時間。明星這份工作不僅僅關乎創作，出一張專輯，公司會有傳統的三個月宣傳期，每天通告排滿，從早上6點開始，最早的電臺、電視臺節目，再到晚上的歌友會，許巍都是懵的。他並沒有拒絕，再痛苦都會堅持下來，身邊的那些專業團隊都很敬業，不是他能夠說出口不要的時候。
逐漸在街頭能被認出來，他離真實的生活越來越遠。2005年他的第一場演唱會，許巍是坐地鐵過去的。他喜歡選擇公共交通，但有一次坐公交他被一幫初中生認出來，他們鬨鬧著讓他唱歌，車上年紀大一些的人並沒聽過許巍，他就被架在那兒，為自己影響了別人的生活感到抱歉。這種狀況遇到的次數多了，他不得不換了出行方式。
他不是那種常規的創作者，經歷了後來《此時此刻》專輯製作的臧鴻飛說：「咱們大多數作者寫作是方法論，方法論的人高產，但是他的作品都保持在一個相對不錯但沒辦法到那種（直擊人心的）感覺。有些人是相對低產，像許巍，他就沒有什麼方法。」如果非要說許巍的音樂有什麼捷徑，那只有他對生活足夠重視，有時能夠兜住普通人經歷了卻說不出口的感受，但成為一個流行歌手，越紅便越註定無法擁有真實的生活。
他做不好這份工作，面對鏡頭太過緊繃，衣著不講究，出租車司機都要給他提意見。當時公司安排許巍在湖南衛視上一檔娛樂節目，晚上吃飯的時候導演直接對他說，你是真的不適合綜藝。「人不適合，你就不喜歡，受不了，因為你說服不了自己了。」許巍說。
2002到2008年，許巍出現在公眾視野裡最頻繁的幾年，他卻過的是一種出世的生活，天天練八段錦，爬山、喝茶，讀「聖賢書」……經紀人總找不到他，因為他不開手機，三五天看一次，看到了回一下。「當時公司所有的人管他叫老爺。同在一家公司旗下的陶喆只比他小一歲，外號卻是公子。」
一開始是郝舫給許巍推薦了《Beat Generation》這本書，寫美國「垮掉的一代」，這個文化分支影響了很多許巍喜歡的音樂人。他發現源頭那些人竟然都研究過東方文化，轉了一圈，他一頭扎進了中國傳統文化裡。那時候許巍最喜歡王維的詩，類似的景色，杜甫寫：「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李白寫：「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但是王維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具備一種絕對出世的遼闊感。這些，也潛移默化地進入了他的音樂。
2008年之後，他開始拒絕外界幾乎所有對他音樂之外的關注，他又跑掉了。「你對自己一定要誠實，對自己不誠實就完了，就真完蛋了。」
許巍做了《此時此刻》，這張專輯除了公司給的80萬，他還自己掏了140萬請了國內最優秀的一批音樂人來參與制作。封面是他們在雲南一個自然保護區裡露天演出，沒有觀眾。
李延亮是封面小人頭裡面的一個，他回憶說：「當我們把一堆樂器放在大山裡的時候，你自己是可以放空的，你融入到那個山水裡，它讓你真正迴歸真我。我們在山谷裡錄了三天，錄音拿回來，發現很多大自然裡的聲音，特別美妙——嗷嗷兩聲鳥叫，小河潺潺的河水『哧』，一艘船的槳在旁邊劃，它們都很靜靜地在走著自己的路。」
這是許巍和郝舫說過的，人生最大的享受。一路跑到這裡，他平靜了。
自由
製作《無盡光芒》的這幾年裡，許巍發現自己能夠發呆了，一直以來他總在不停地想一些事情，現在好像腦子允許自己放鬆了。身在城市裡，他逐漸找到了一種不需要遠行的自由。
他帶著一種「安利」的語氣向《人物》推薦電視劇《慶餘年》裡的一個片段，「有段男主人公喝多了，在朝堂上開始讀《將進酒》，把我感動壞了。你看著自己的文明這麼燦爛，那段太精彩了。」許巍不需要上山了，生活裡本身就有。
「我今天來的時候還在想，我為什麼永遠都在調整自己心態呢，我說我調什麼呀？我能活到現在多幸運啊，你說我從前鬱悶的時候站在那兒就想跳下去，那一念之間，說沒就沒了。但是我現在還在這兒，我還有什麼想的呀？」可那天早上刷牙的時候，他為前一晚彈琴到凌晨感到自責。「我怎麼這麼不自律，今天起來是有工作的，我怎麼能這樣呢？」這是很真實的許巍，總給人感覺像一團自己扭打在一起的線團。就連演唱會耳返出了問題，這種無法把控的因素，也會讓他把矛頭指向自己。
「以前有時候挺難受的。」站在舞臺上，他一個人，不僅要承受面對上萬人的壓力，還要同時解決很多屬於自己的「擰巴」。「今天燈光出點事，明天可能是別的，反正總有事把你激著。你在那個狀態，突然一下擰巴了，哎喲，那是太難受了。那兩股力量，下來以後，我一個人要調很長時間。」後來有次許巍和王菲有合作，就問她情緒不好的時候在臺上怎麼辦，「就必須得唱完，唱完回去自己調，那怎麼辦？」大家都是一樣的。
還是會自責，但從自責到原諒之間，沒有了漫長的拉鋸。結束拍攝，與《人物》聊天的時候，許巍狀態已經調試得很好，他敞開坐著，沒有把身體掖在板凳裡。「我也不喜歡以前的我自己，太難相處了，真的。」他笑著說。
負責這次演唱會的導演王婷婷在2018年見到許巍。她是多年的粉絲，在還沒有MP3的年代，她提著麵包機，邊走路邊放許巍的首張專輯《在別處》。進入演唱會的籌備工作之前，她去上海見到本人，大家坐在一起談論的是美食，「當時一起吃飯，有道菜叫糟滷雞，特別好吃，吃完了我剛想說沒了，許老師就說這個要不咱再來一份吧，我心裡在那兒拍手。……之前也見過一些成名成事的音樂界的人，總是覺得特酷，有點凡人不理的那種狀態，但是許老師他完全沒有那種，是一個特別容易讓人覺得親切的人，挺活潑，挺好玩的，跟我想象的不一樣。」
郝舫是許巍快30年的朋友，「我親眼看到他從比較自閉的那種狀態變成一個更開放、包容的人，這件事不是在每個人身上都可能發生的……他以前就是很嚴重啊，這種變化遠遠超出想象。」
從許巍第二次回北京，郝舫發現他不再只當個好聽眾，能發出迴音了。「有些事兒他要有禮貌地辯駁一兩句了，他也不會直接反駁你，但是會舉出一個別的例子。你就會覺得，哇，他比以前活潑了，老許其實是個挺可愛的人。」現在他們聊天，許巍的話多，有一次他們見面，吃飯完已經聊到了晚上。「我們兩個人住得起碼相隔有十幾公里，那天他就非要坐進車裡，說我再送送你，再聊聊。聊到我們家門口，我跟他開玩笑，我就不送你回去了，然後他自己坐那個車又返回去了。」
許巍音樂團隊中的笛蕭演奏家陳悅對此也有明顯的感受。2018年，許巍突然問她：「你最近有沒有什麼演出？」陳悅當時在國家大劇院有一場專場演出，許巍主動說：「要不我給你助陣？」「結果許老師真的就帶著團隊去了，還專門背了設備參加了好幾次的彩排，這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也許是同樣體會到了這樣的變化，2018年魯豫再次採訪許巍的那集視頻，用了鮑勃·迪倫一句經典的歌詞：「我曾經老態龍鍾，而今風華正茂。」
這種逆向，不似孩童式的輕鬆。
這幾年裡，他的身邊有人離去。曾合作多年的「鼓三兒」張永光先生在2014年去世，「此時此刻」巡演邀請到的美國殿堂級鼓手約翰·布萊克威爾在2017年去世，這些都曾是他「藍團」的成員。還有母親，第一個給他買來吉他的人，前兩年也因病離開了他。
「離別，多少的離別，一次次出現在我生命裡。」《無盡光芒》的第一首歌《只有愛》的第二段歌詞就以「離別」開始。而談到《春海》這首寫給母親的歌，他說：「每次我想她的時候，我不想回憶那些難過的事，我只想回憶美好。慶幸的是這些年我每年會帶他們去旅行，去雲南、杭州、三亞……有一次我特別想她的時候，想到我們在三亞，我在沙灘上跑步，爸爸媽媽坐在那兒看著我，在陽光裡。那一刻在我心裡定格了。每次想到那一瞬間，我的眼淚都止不住，我想把它寫成歌吧。」
前段時間許巍在西安演出，他回家了。那天的陽光很好，父親坐在陽臺上看書，許巍就坐在對面。等弟弟下班回來，三個在一起聊天，許巍突然感到了幸福。「其實聊什麼真不重要，一家人在一塊太重要了，一年能有多少次？太少了。以前我爸說一個什麼，我在那兒哇啦哇啦，就挺傻的，現在不會跟我爸再爭什麼……我到50歲才懂得這些，太晚了。」
餘下的自我掙扎不多了，譬如「孤獨」。每天所有人都睡了，他一個人還在彈琴，持續地面對自己，半夜了，連說話的人都沒有。從年輕時候開始，他今年要52歲了，「我一輩子都要這樣嗎？」但是彈著彈著，他發現音樂給他帶來孤獨的同時，也給了他新的東西。以前他不能理解為什麼有些古典音樂家能把巴赫彈一輩子，但現在他能體會了，「他每演奏一次，生命都會煥然一新一次，每拉一次，他的宇宙、世界觀就會變一次。這才是真正做音樂的人……只要你做這件事，還有恭敬心，你就能感受到更多，只要在大道上往前走，一定就有風景。」
到今天，外界對許巍的爭議還在繼續，關於他的音樂「是否搖滾」「是否憤怒」仍在爭辯。2012年郝舫邀請他去做了一次訪談，那次他回應：「前輩專門給我叮囑，唱片下來以後，你可千萬別聊搖滾，你就聊音樂就行，千萬別被形式給束縛，不要給大家帶來觀念上很窄的東西，你要和大家說，我們在做音樂，我們還在學習，我們還想更擴展自己，去感知新的境界。」時間繼續向前，爭議還在原地，真實的許巍已經走到了更遠的地方。
「不可能跟所有人去解釋，讓他們都能去理解你，太難了。過去你會覺得，比如做音樂，比如生活裡，你做得很好了，但別人不理解你。其實你不需要別人理解，你只要知道你做的事情，是對的嗎？喜歡嗎？如果是對的，是喜歡的，那就往前走啊，那就不需要誰來承認你。那都是累贅，會給人帶來更大的困擾，你只要向外求，你一定會痛苦。」
音樂也反射著他的變化——2012年他在《此時此刻》裡寫「無論歡樂和悲傷，我已不會再回頭，只是自在向遠方」，算是一種出離。但在2018年的《無盡光芒》裡，成了「願所有的創傷，能讓我變得更勇敢」。
這未嘗不是一種自由。
光芒
2019年末，許巍的巡演來到鄭州，它是一場能瞬間把人拉入氛圍的演唱會，靠近舞臺的地方，鼓面的震動發出來的聲音被音箱放大了無數倍，音場把人包裹起來。臺上的許巍看起來還是那樣，一根話筒，短髮，穿短袖，長牛仔褲，放大的現場鏡頭裡他的額頭大顆大顆地滲出汗珠。
但演唱到某些歌曲的時候，觀眾的眼睛會有些忙碌。那個被他們目光一直追逐的人在舞臺上跑來跑去，有的時候他會跑到吉他手李延亮身邊，對彈一段solo，到盡興處，他把自己的身體向後拉開。有的時候他會跑到舞臺的最後面，鼓手傑夫在那裡，他得邊搖頭邊對對節奏。偌大一個舞臺沒有什麼他沒有「光顧」到的點，還能捕捉到他做一些鬼臉。
他的一個發小站在臺下，這是她第一次因為聽許巍的歌哭了，那首歌的名字叫《心中的歌謠》，是一首以前少出現的、很輕快的歌。一路所行，許巍幾次沉進谷底，到此時他的線團能被自己扯開了。
近年許巍常常提到自己喜歡《我在故宮修文物》這部紀錄片，裡面的師傅在離開工作之後就過日子，類似他現在的狀態，既認真又鬆弛。以一個音樂人，而不是流行歌手和搖滾明星的身份在生活裡試圖站穩腳跟，許巍在有的地方做了減法，在別的地方就得做加法——「好好把事情做好。」他常說這句話。
張彧發現在許巍的樂隊裡當一名鍵盤手有些不一樣，在其它的樂隊，張彧上臺前會喝威士忌，不夠燥不行，但演奏許巍的音樂，每個人都要非常精準地完成自己那部分，集中注意力，演出才能算演好。「我要保持非常高的清醒（度），紅牛兌著咖啡哐哐灌上一罐的那種。（笑）」
新專輯是一張大家「認真玩兒」出來的專輯。創作還是那樣，生髮於許巍自己，有次他出去跑步，腦子裡突然有了旋律，但手邊沒有記錄的工具，又趕忙往回跑。六年裡，他寫了太多的音樂動機，放著，隔一段時間再去聽，把能夠在時間裡靠岸的部分留下來，專輯定下來之前他刪除了12G的錄音文件。
但這次的編曲來自於全體樂隊，大家來回碰，選擇出最合適的版本留下來，然後在每一次的演出裡復刻這樣的合適。
如今每一場演出，不論是演唱會還是商演，許巍總是帶著自己固定的樂隊，有的時候他會帶上一支20多人的隊伍，都是國內國際最頂尖的一批音樂人和音響師。作為一個搖滾團隊，許巍很重視鼓手，他從蘇格蘭請來了殿堂級的傑夫·達格摩，這個名字曾經和婁·裡德，伊基·波普這些國際著名的搖滾歌手一起出現在巡演裡。
一開始並不是這樣，許巍剛接到商演的時候，國內現場演出的環境多是唱伴奏帶的形式，就像唱卡拉OK一樣，歌手，助理加上一名化妝師就是全部的成員。經歷過那個年代演出的李延亮笑著說：「十年前，可能中國樂隊現場都聽不清主唱。」
許巍一直希望觀眾能得到真正的現場，但當時現實並不允許。他不擅長「抗爭」，要求外界一定要符合自己的標準，也不擅長「妥協」，讓自己符合外界，所以他選了一條辛苦的路。從2007年開始，他決定自己出錢帶音響師，慢慢地變成自己帶樂隊。頂尖的音響設備只有北京有，許巍也自己出錢把設備從北京調到現場，他去哪裡，就運到哪裡。
他很後悔在過往的採訪裡聊到這件事情，他覺得當時自己的一些表達容易讓人覺得他是一個「榜樣」。「我覺得所有人能現在在一塊兒，還是因為大家對音樂都一樣的態度……不是因為許巍，跟許巍沒關係，真的。」他不想成為「箭頭」，而是夢想成為一種「介質」，像一束光裡的粒子要屬於光才有意義。
李延亮和《人物》聊許巍音樂的時候，也提到了光，他說：「我們是脆弱的，很不行的，但是你可以行，你怎麼行？你要成為一個小量子，跟著銀河的星星走，就會很順暢。我們每個人都是光，你在這個世界上照亮你身邊的人，照亮更多的人，照亮你能照亮的人。」
2012年，許巍去澳大利亞聽了一場U2的演唱會，他站在人群裡，音樂響起來的時候感動得落淚，再看旁邊的一個白人男性，也哭了。像是一個圓環，許巍又回到了以前年輕的時候那種「追星」的狀態。這是音樂的力量，在某個瞬間，人好像星星一樣被更明亮的光給點亮了。
後來許巍在看話劇的時候，他發現所有觀眾的情緒能夠被劇場帶著走，像繩子一樣擰在一起。於是讓朋友幫忙推薦合適的話劇導演，試圖把話劇的那種講述感和場域感結合到《無盡光芒》的演唱會上。導演了《戰馬》中文版和《金沙》、《鋼的琴》等音樂劇的王婷婷第一次以許巍的音樂為劇本去構思完整的舞臺。她說，演唱會的每一束燈光都是她從別處借來的——「當時我在一個熱帶國家潛水，陽光讓人覺得通透和豐富極了，早晨的陽光、傍晚的夕陽、以及你在水下看到的陽光，正午時候那種刺眼的陽光，在樹林裡走，透過樹的縫隙出來的那些陽光，那個時候我覺得，哎呀，我找到了。」
舞臺燈光暗的時候只剩下幾小束射燈，它照著李延亮橫放的吉他，他要用吉他彈出古琴的聲音，藍色的光，涼涼的，把人拉到絕對沉靜的空間裡去。而燦爛的時候，熒幕上放映著暖黃和橘紅為主色調的專輯封面，前十排完全被燃燒的燈光打亮，許巍站在封面的那輪太陽前面，有的時候他不唱歌，他聽。
全場大合唱的時候，鏡頭換著方向隨機給觀眾特寫。很多人的穿著都「不夠搖滾」，甚至有些「太過普通」，但不分座位檔次，每個人都得到了一個造價不低，能夠自動控制燈光的藍蓮花手環，從高處看去，一片光海。
受訪者供圖
有的人開始落淚。臧鴻飛曾經評價過許巍的第一場演唱會：「每個覺得自己相對悲觀的人，可能都覺得自己就是一個人，但是有一天突然在一個可能一萬人的場地，發現原來有這麼多和我一樣的人，那個場面就特別感人。那個全體大合唱的時候就和合唱《月亮代表我的心》不一樣，因為每個人都覺得我是一個特孤獨的個體，我喜歡的歌可能沒人喜歡什麼的，原來有一天大家到了工體發現原來有這麼多人。」
在樂評人的角度，郝舫覺得許巍一定是要被寫進中國搖滾史的人，他對《人物》說：「評價藝術家，一種是評價他們的作品在細分領域裡一直得以流傳，成為經典，這是一種方向，這很了不起。還有另外一種，就是他能跳出之前的藝術領域和流派，贏得不同身份人的共同的傳唱，這樣我認為也了不起。」
他解釋，音樂的流傳度和「跨界流傳度」，「不能簡單說一首歌傳唱得越廣，它就越了不起，不能這樣判斷，得看它是僅僅被普通的音樂愛好者喜歡，還是為這種音樂贏得了更多的聽眾。如果本該是一種被限制在小眾範圍內的東西，卻有人為它贏得了更多的聽眾，我覺得它不是一件壞事。」有一次去新疆，郝舫聽到了司機在放許巍。
對於現在的許巍來說，並不是為了成為什麼而做音樂的，明星、榜樣，在他心裡都沒那麼重要了。鄭州演唱會那天，有年輕的男生在臺下喊「牛x」，聲音很大，許巍在心裡慚愧。他總覺得自己德不配位，只把自己當成演唱會的領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我們都是被音樂拯救的人，我們都在一塊，只是位置不同而已。」
堅固的更加堅固，消失的已經逐漸消失，一些細微的變化就像「冷笑話」一樣被夾雜在與許巍的對話裡，被夾在當天聽眾迅速而整齊的退場裡，被夾在許巍樂迷群裡的一條「明天過節，大家留個聯繫方式，我給你發祝福」的狀態裡。在許巍的豆瓣小組，沒有什麼聊許巍這個人的帖子，大家互相挪票，聽歌，在小組的首頁看一句：「謝謝你，老許。」他繼續像我們周圍的空氣一樣存在著。
「有一次演唱會期間，我在街上走，也沒有人認出我。我突然問別人說，我是不是過氣了？怎麼沒一個人認識我？」許巍笑著，「他們就樂，我老逗他們，但是其實票房一下就秒光了。我覺得挺好的，沒有人認出來太好了，太自在了，你根本不用過腦子。時間長了，你是放鬆的，你在街上走，你也不覺得自己是誰，你看到的東西是一種很生活的東西。」
北京傍晚的天色暗了，許巍的肩膀逐漸鬆弛下來，冬季的空氣冰涼，他鑽進自己的車，當天的工作結束，他立刻離開「明星」這個身份，要回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