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澎湃新聞
轉自：國際漢學研究與數據庫建設
提起司禮義神父（Paul Serruys，1912-1999），曾認識他的人嘴邊都泛起一絲微笑，這笑裡有愛，有敬，也有點“此人不可思議”的意味。
七年前加大伯克利校區 C. V. Starr 東亞圖書館建成不久，朗諾與我去參觀那美輪美奐的大樓，巧遇該校教中國古代史的戴梅可（Michael Nylan）教授，她請我們吃晚餐，席間問我們夫婦是在什麼地方相識的，我說我們在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是同學，她問有沒有上過司禮義神父的課。朗諾說司禮義是他的文言文啟蒙老師，很注重分析文法，替他學文言文打了基礎。我腦子裡浮現的是個留了山羊鬚面容嚴肅頎長的身影，在走廊上擦肩而過，他總若有所思。戴梅可說，“司神父是對我影響最大的人之一。”
她接著說：“我從普林斯頓得博士後，獲福布萊特獎金到臺灣兩年；中央研究院的朋友告訴我說：我若想研究《尚書》，必定要去見見司神父。我打電話和他約了，很詫異他竟住在臺北萬華區妓女出沒的地方，他一開門見到我也非常詫異，幾乎馬上要把門關上。他那時候已有點耳背，以為來者將是他一位學生。”
這也難怪司神父：戴梅可英文名字叫邁克，是個男性名字，開門卻見一位金髮美女，當然大吃一驚。原來戴梅可母親多年盼望有個叫邁克的孩子，懷她的時候就決定無論男女都要叫邁克。
“我好不容易說服他每週和我一起讀一段《尚書》，第二次見他時，他竟暈倒了，我扶他把頭枕在我膝上，他甦醒過來說必定是腦中風，臺灣醫療不好，須回西雅圖。我相信他其實沒中風，而是在臺北感到很孤獨。我以為司神父和我從此無緣相見了，不料數年後康達維邀我到華盛頓大學演講，又見到他。我那幾天幾乎全跟他在一起，因發現他居然對女權運動發生了興趣，多年在教堂聽婦女告解讓他深感天主教對婦女不公平。他不但對女權理論涉獵很深，而且付諸行動；天主教視墮胎是傷天害理的事，女人墮胎會被驅逐出教會的，但若有婦女因故墮胎向他告解，他就說：‘我赦免你，你的罪咎讓我擔當吧。’ 他在西雅圖開心多了，可惜梵蒂岡拒絕把他的書從臺灣又運回西雅圖。沒有他所需要的書在身邊，他便無法作研究，不能在西雅圖終老 。”
誠然，司禮義在西雅圖是不會寂寞的。司禮義是華盛頓大學漢代學者康達維（David Knechtges）的論文導師之一，康達維的夫人張泰平博士是司神父的學生，他們婚禮是司禮義主持的；同系語言學家羅傑瑞（Jerry Norman）是司禮義在加大的同學；多年跟司禮義學甲骨文的高嶋謙一（Ken-ichi Takashima）則在不遠的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執教。
司禮義與華盛頓大學七十年代的同事：語言學家羅傑瑞Jerry Norman、負責漢語教學的嚴復孫女嚴倚雲 、教漢語的何愷青和羅傑瑞夫人陳恩綺，以及當時的學生——羅格斯大學教授史皓元Richard VanNess Simmons。此照片原刊於1993年何愷青編的《嚴倚雲教授紀念文集》。由作者提供。
到網上一查，發現國內研究甲骨文的學者，對卜辭裡“其”字的用法有個所謂“司禮義法則”，還見到司禮義八十六歲在比利時逝世時，他另一位學生——現已退休的愛荷華大學古漢語及藏文教授柯蔚南（South Coblin）——在H-Asia 網上發表的悼文。柯蔚南另有長文在《華裔學志》介紹司禮義的生平：
司禮義生長於比利時西佛蘭德區一個釀啤酒致富的家，兄弟姐妹七人。比利時人有講法語的、德語的、以及與荷蘭語相近的佛蘭德語的，而司禮義就讀的學校只教法文、德文、拉丁文和希臘文；他為佛蘭德語被歧視感到憤憤不平，一度在佛蘭德人自主運動中很活躍。複雜的語言環境也引起他對比較語言發生興趣。
受了利瑪竇和南懷義（Theophile Verbist）的啟發，司禮義十八歲時和大他一歲的哥哥司律思（Henry Serruys）一同加入“聖母聖心會”。聖母聖心會（Congregatio Immaculati Cordis Mariae，簡稱CICM）是南懷義為要在中國辦孤兒院1862年創辦的，成了比利時教士到海外傳教的遣使會，此會後來衍生了相應的ICM修女會，並擴充到世界其他地方，教士和修女也不再限於比利時人。
司禮義的哥哥立志學漢語和中亞語文，他則學漢語和藏語。經數年訓練後， 他1936年到達北京，次年被派往桑乾河上的西冊田。這時山西省各大城已被日軍佔領，鄉下卻是游擊隊和強盜橫行的地方, 司禮義和各方周旋對弈，照顧當地教徒，閒來則研究當地方言。研究方言是內地教士的例行工作，然而司禮義對此事似乎太熱衷。有個嚴冬深夜，他被喚到一個小村落替一位老人行臨終塗油儀式，沒想到此人活過來了，對司禮義徒然遠道而來非常內疚，用很花俏的語言向他道歉和致謝，司禮義聽不懂，周圍的人便翻譯，他馬上把隨身帶的簿子掏出來，細心把老人的話語記下，於是教會里廣傳司禮義對瀕死人關心遠不及他對語言的興趣。他如此自我辯解：“學術研究是一種崇拜。不論當事者自覺與否，基本上是一種對神的追求；當神向我們揭示大自然和人的規律時，我們就越發體驗到造物者的榮耀和大愛。”
對司禮義來說，各方言微妙複雜的語法都彰顯造物者的偉大。他研究方言發現教堂裡用的彌撒曲、祈禱文、教理問答等有許多地方譯錯了，不僅是語言問題，也因誤解了中國的風俗習慣，得到上司的允許開始研究婚喪儀式，最早的著作就是與這些民俗有關的方言，引起著名語言學家李方桂的注目。
司禮義與其他天主教教士1943年3月被日軍送入山東濰縣的外僑集中營；經梵蒂岡代表交涉，8月得以回北京，白天可自由行動，傍晚向日軍報到後就不準外出。這段日子倒讓司禮義有機會和不少中國學者以及在華漢學家接觸，其中以曾在周口店參與發掘“北京人”的法籍耶穌會教士和古地質學家德日進（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對他影響最大，包括信仰方面。戰後他被派往河北張官屯，這一帶在共產黨勢力範圍內，教友不敢公然和外國教士來往，他便專研四書五經，因怕抄家和偷竊把珍貴的書藏在糞坑底下。他1947年奉命回北京，有兩年在南懷仁書院教書並在輔仁大學選課。
1949年從中國撤退的聖母聖心會教士和修女大多到其他國家工作了，一小部分則被挑選到國外深造，司禮義和他哥哥決定到美國。司律思去了哥倫比亞大學，司禮義選擇加大伯克利校區，師從趙元任和哈爾濱長大的俄人卜弼德（Peter Boodberg），他終於可任意探索各種令他執迷的語言問題，並在卜弼德的指導下研究中國古文字。他1956年獲博士，論文是“從《方言》瞭解漢代的地方話”，三年後出版。他讀博士不需聖母聖心會資助，因他在臨近鎮上的聖瑪麗教堂當司鐸，完成博士又獲古根海姆獎，並繼續在該教堂工作，他後來喜歡對人說：“我在中國十二年，在聖瑪麗教堂十二年。”
喬治城大學1962年聘了司禮義負責中國語文教學。將近三年後夏威夷大學打聽他願不願意跳槽，他和李方桂商量，李方桂執教的華盛頓大學恰好有個缺，馬上發了正式聘書把他搶走。司神父在華盛頓大學十六年，教文言文和中國文字學。
司禮義教文言文的方式是每學年選一本不同的先秦書，和學生一起試圖分析其文法；多年的教學相長，讓他對中國古代文法有了相當清晰的理解。
文字學課他則從《說文解字》切入，要求學生細讀本文與註疏，然後分析字形如何從鐘鼎銘文演變而來，又追溯到甲骨文。他堅持看懂古字並不是最終目標，最終目標是能夠把這些古字依上下文解讀。他另開了西周鐘鼎文和東周鐘鼎文兩門課，後來又開課教甲骨文。
司禮義寫了不少重要的文章與書評，1974年在《通報》發表的“殷商甲骨文語言研究”確實是劃時代的。他已著手撰寫一部關於鐘鼎文的大著，可惜沉迷於甲骨文後把此計劃放棄了。
更令人惋惜的是：精力充沛而學問正登上高峰的司禮義，到了當時的法定年齡1981年很不甘願地退休了。他失去和學生磨礪的機會，嚐到被推往邊緣的尷尬，毅然不顧朋友的勸告把書運到臺灣，離開西雅圖。他在臺北重返闊別了二十年的聖母聖心會，打算以中央研究院通訊院士身份繼續爬梳甲骨文，無奈不能適應臺灣的生活。退休十八年中，他始終無法重構他的理想生活：就是周圍有和他談學問的人，身邊有所需要的書，並和其他教士一同起居享受信仰生活。
司禮義遺照，戴梅可提供。
我很後悔我大學沒選司禮義的課，至今看文言文一知半解。回顧他的哥哥司律思研究蒙古及元明歷史亦成績斐然，也許是唯一能瞭解司禮義的人。他正於1983 年，就是戴梅可在臺北初見司禮義那一年去世，必增添他的孤獨感。為多聽聽司禮義的事，我今夏約了戴梅可相聚。
戴梅可說她和司禮義在西雅圖重晤後，便和他保持聯繫；聽他說不能作研究很苦悶，為運書直接向教宗請願也無濟於事，便對他說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的中國古籍特別齊全，不妨搬到普林斯頓；她那時已在布林茅爾學院教書，但仍有棟房子在普林斯頓，是她用早逝的母親遺產買的。司禮義果然在當地聖保羅教堂覓得一職，該教堂的住持司鐸是一位研究中東語言的耶穌會教士，有地方給他住，但沒地方讓他靜心做學問。戴梅可請住在她房子的男朋友騰出房間來給司禮義做書房，如此三年之久；一直到聖保羅教堂的主持司鐸退休了，新來的和司禮義意見相左，聖母聖心會又施壓要他歸隊。司禮義問戴梅可他若歸國她肯不肯暑假到比利時一個月，他已完成一篇分析《詩經》文法的長文需要人打字；結果戴梅可和他另一位私淑女弟子——現在裡海大學執教的柯鶴立（Constance Cook）——到比利時替他打字。
戴梅可回憶說：“我到了比利時非常生氣，他不經我同意把我預定的旅館退掉，安排我住進聖母聖心會修女院。我一向對修女非常反感，因我父親是天主教徒，把我送到修女辦的小學讀書，修女們告訴我不信天主的人都要入地獄，我病重的母親不是天主教徒，讓幼小的我很恐懼。然而這些修女都平易近人，進餐時歡天喜地互相關懷；我曾到教士院與司神父同進餐，那裡男士卻各吃各的。我發現聖母聖心修女專到別人不願去的地方做沒人願意做的事——到臺北萬華區替妓女提供醫療服務，到美國南部幫助無證移民；剛果數次動亂，聖母聖心會的修女被亂刀砍死的不知其數。我問她們年輕時若有現在的就業機會，還會不會選擇這條路，她們異口同聲說沒有遺憾，但換個時代就很難講了。此後我每年捐錢給聖母聖心修女會，最近一次到比利時，修女院的中年院長向我道謝後，感傷地說，‘你知道嗎？這是個瀕危滅絕的團體。老的一個個逝去，很少年輕的進來。’”
戴梅可又說：“涵蓋許多種文字和術語的《詩經》稿完成後，他和我商量投什麼刊物，我提議投瑞典的《遠東古物博物館學報》，評審都通過了，該學報卻拒絕發表，因董事都是高本漢的學生，而他處處批評高本漢錯了，至今仍未發表。我暑假繼續到比利時和他同讀《尚書》，高嶋謙一每年也去看他，他到了我便躲開觀光去。司神父死前我們已把整部《尚書》只差一章就讀完。他是因抑鬱而拒絕進食餓死的，天主教不準自殺，但拒食餓死不算。”
我和多年沒見的柯蔚南（他曾撰寫司禮義小傳）聯絡上了，他來電郵說：“司禮義未回比利時前常常到我們家短住，和我的太太孩子像一家人那麼親密；我兩個兒子至今很懷念他。那時司禮義已偶爾出現抑鬱症候，我提議他請醫生開藥控制，可惜當時聖母聖心會堅持這種情況應以祈禱靜修解決，直到司禮義在世最後一年才准許用藥物，對司禮義說來得太遲了。該年冬修道院有個神父去世，臥房空出來，司禮義搬了進去。那臥房較寬敞，可是門窗不密，冬天很冷，他著了涼得了肺炎，治好後元氣卻已大傷。司禮義最後心情那麼低沉，我和靜惠一想到就難過。”
我聽他這樣下場也很難過，但人老了“好死”究竟是少數。美國學府師生關係普遍很淡，學生除要推薦信外一般很少跟老師來往，尤其教授退休後。司禮義有數位那麼關懷他的學生，可見他人格魅力非凡。
我對朗諾說：“司神父似乎有個不可思議的本領——他能令美國學生有信心可透過文字和中國古人神交。”朗諾答：“對！我上他的課同班有三十多個白人，一整學年念《戰國策》。最記得他改完期中考卷對我們說：‘有些考卷讓我高興（glad），有些讓我傷心（sad），有些讓我生氣（mad），’說時裝生氣揮動著拳頭，我們都笑了，都自信只須用功，沒道理看不懂文言文。我在哈佛的老師方誌彤恰恰相反，他讓我們感到古文那麼深奧，永遠也掌握不了。幸虧我先上了司禮義的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