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9月，兩名以色列寡婦走進她們的律師家裡。她們到了之後，律師表示他最近去慕尼黑期間收到了一些照片，但他覺得她們最好不要看這些東西。但她們堅持要看。律師就力勸她們同意讓他叫個醫生過來，好在她們看這些照片時有個照應。
伊拉娜·羅馬諾(Ilana Romano)和安吉·施皮策(Ankie Spitzer)拒絕了這個提議。她們的丈夫都是在1972年慕尼黑奧運會期間，被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綁架為人質然後殺害的以色列運動員。她們看到了多年來一直被否認其存在的這些照片，然後決定以後再也不公開談論它們。
那場對奧運村實施的襲擊，依然是體育界最為驚悚的事件之一。1972年9月5日天亮之前，八名來自隸屬於巴基斯坦解放陣線（下面簡稱巴解）的黑九月組織的恐怖分子，衝進了以色列運動員所在的公寓。
開槍打死兩名企圖反抗的猶太運動員後，恐怖分子成功挾持了九名人質。該團伙要求５日上午12點前釋放關押在以色列監獄的234名巴勒斯坦囚犯，以及德國恐怖分子巴德（Andreas Baader）和梅因霍夫（Ulrike Meinhof），此後他們將每小時公開槍殺一名人質。
巴德和梅因霍夫是德國著名極左恐怖分子紅色旅的成員，該組織在德國犯下了多起縱火、搶劫、暗殺等罪行，一直是德國國家安全局和憲法保衛局的重點監測對象。
而這一次一個來自中東的恐怖分子和本土的極端組織有了聯繫對於情報部門的官員來說也是一件新鮮事，因為他們終於從以色列人那裡知道紅色旅長期在財政支持巴解。
同時以色列人提出讓他們的特被行動部隊負責解救被扣押的人質，這果斷被聯邦德國拒絕了，因為德國法律不允許任何情況下他國武裝力量在德國本土執行活動。
而德國政府方面卻是準備不足的。在過去，德國本土的恐怖分子搞過暗殺、搶劫銀行、爆炸，這種劫持外國人質勒索他國政府真是頭一遭。只能緊急抽調慕尼黑警方的狙擊愛好者組成臨時的特別行動部隊負責強行解救人質。
同時奧運村氣氛是詭異的，大多數運動員甚至不知道正在發生的事情。一些得知慘案發生的運動員與執行任務的警察一起到奧運村對面的山上看事件的進展情況。埃及代表團擔心自身的安全問題，立即退出了慕尼黑奧運會，乘上了回家的班機。
而在本屆奧運會上大出風頭的美國游泳名將馬克·施皮茨則第一時間飛到了倫敦，因為他也是一名猶太人。至於為何不是以色列，是因為不是所有猶太人都支持猶太復國主義。
而奧運會比賽居然在繼續進行，在奧運村還擺著兩具以色列人屍體的情況下，國際奧委會主席布倫戴奇給德國奧組委施加了很大的壓力，讓人質事件的影響降到最低，力圖用行動證明奧運會決不會向任何暴力行徑低頭。雖然最終在國際輿論以及以色列政府的壓力下，奧運會比賽項目暫停了，而此刻已經距事件發生過去了近10個小時。
在這十個小時內，由聯邦內政部長根瑟(Hans-Dietrich Genscher)、慕尼黑警察局長施雷伯、巴伐利亞州內政部長默克（Bruno Merk）、奧運村村長特羅格（Walther Tröger）以及國際奧委會官員組成的危機處理小組進入奧運村與恐怖分子談判。
慕尼黑警察局長施雷伯與恐怖分子頭目伊薩（Iassa）甫一接觸，就感覺警方絕對低估了這群恐怖分子。看著這個會講流利德語的恐怖分子頭目，施雷伯不禁倒吸了一口涼氣，他眼前的這個人，是具有博士學位的工程師，已經定居德國十年了，當施雷伯向他表示，“你們絕對不可能活著走出奧運村”，伊薩笑了，他輕鬆地回答，“無所謂，反正有很多以色列人陪我去死。”
危機處理小組向恐怖分子表示，如果釋放所有人質，聯邦德國政府可以支付鉅額贖金，並保證恐怖份子安全離境，但遭到恐怖分子的拒絕，顯然他們劫持以色列人質絕不是為了錢。這是一場混合著伊斯蘭和阿拉伯民族主義的恐怖活動，是漫長的巴以衝突慘烈的一個縮影。無關乎金錢與正義，是關於民族與戰爭。
最後，聯邦德國答應將恐怖分子和人質轉移到埃及，以色列方面答應在開羅繼續談判。9月5日晚兩架直升機將恐怖份子和人質運往菲爾斯滕費爾德布魯克（Fürstenfeldbruck）空軍基地，那裡的跑道上已經停好了波音727飛機，如果能成功登上飛機，恐怖分子將於當晚飛往埃及。
波恩方面在727上部署了警力準備在恐怖分子登機的時候伺機解救人質。而德國警方還準備了多手方案，包括在去機場的途中、從航站樓到727的路途中施行解救等等，小心謹慎且有著專門訓練的恐怖分子讓警方礙於形勢只能在恐怖分子登上飛機的過程中實施援救計劃。
前面說過，德國方面是臨時抽調了警方的狙擊愛好者作為緊急反應部隊是嚴重不合格的。拋開個人的射擊水平來看，其組織程度和專業程度都讓後面的慘案成為必然。
雖然機組人員已經全部換成了警察，但在當時的情況下，誰也不知道該怎樣做，負責狙擊的警察居然連一部對講機都沒有。就在伊薩和他的同夥返回直升機的途中時，危機處理小組的默克命令一名離他最近的狙擊手開了第一槍，但不幸的是這一槍並沒有達到“一槍斃命”效果，只是打傷了伊薩的那名同夥。
這五名狙擊手配備的是普通步槍，這對於在黑暗的環境下且缺乏夜視鏡的情況下執行狙擊任務變得難以完成。
這一槍打亂了恐怖分子的計劃，也徹底打破警方混亂的部署，機場內頓時槍聲大作，恐怖分子以直升機為掩體，向警方射擊，並機敏地打破了機場的探照燈，機場頓時一片漆黑，警方雖然知道恐怖分子的方向，卻因為沒有夜視裝置而分不清究竟該向哪裡射擊。讓人感到荒唐的是，恐怖分子有直升飛機和人質作掩體和“盾牌”，警察居然連掩體都沒有，直到雙方激戰了大約40分鐘後，警方的裝甲車才匆忙地趕來，警方也終於改變了被動的態勢。
經過一個多小時的激戰，時間已經到了9月6日凌晨，恐怖分子發現要實現預想的計劃幾乎不可能了，隨之，大約在0點10分左右，災難終於發生了：一名恐怖分子將手榴彈扔進一架直升機，炸死了機上四名人質中的三名，最後一名人質大衛·博格（David Berger）雖然沒有當場被炸死，但最終也因為傷勢過重而失去了生命。另一名恐怖分子也對著另一架直升機一通掃射，打死了機上綁在一起的五名人質。
8名恐怖份子中雖然包括頭目伊薩Iassa在內的5名被消滅，但是還有 3名恐怖分子存活，只是受了傷，被送往警方醫院醫治。而被恐怖分子劫持的9名以色列人質卻不幸地永遠離開了這個世界 。
由於是奧運會，全球的記者很快將這悲劇以電視直播的方式告知了全世界。消息傳到以色列國內，右翼分子憤怒，而更多的民眾陷入了傷痛中，猶太人再一次在德國流血。
作為強硬派的以色列總理梅厄夫人，於慘案發生後第四天部署軍隊轟炸了位於黎巴嫩和敘利亞的巴解訓練基地。200多名巴勒斯坦人被炸死。9月16日，以色列3個裝甲縱隊越過邊境進入南黎巴嫩，攻擊並摧毀了至少130座懷疑住有巴解組織好戰分子的房屋，造成60多人死亡，100多人受傷。
以色列的怒火剛被點燃，更可怕的事情卻發生了。被聯邦德國警方逮捕的三名恐怖分子最終沒有得到正義的審判，1972年10月29日，“黑九月”恐怖組織劫持了一架德國漢莎航空公司的飛機，要求當局釋放之前被俘的三名恐怖分子，並揚言如果德國政府不答應他們的要求，他們將再次讓德國成為世界關注的中心。
迫於這種壓力，聯邦德國政府居然在沒有與以色列磋商的情況下，把三名恐怖分子用飛機送到當時屬於南斯拉夫的薩格勒布機場。到了機場後，三名恐怖分子乘上同伴們劫持的飛機，直飛利比亞首都的黎波里。當飛機降落在利比亞後，利比亞領導人卡扎菲上校登上了飛機，與恐怖分子祝賀這次行動的成功。就這樣，默汗默德·薩發迪（Mohammed Safady）、阿丹·阿爾·蓋什（Adnan Al Gashey）、賈馬爾·阿爾·蓋什（Jamal Al Gashey）,這三個沾滿以色列人鮮血的劊子手，卻在世界的另一端得到了英雄般的待遇。
以色列當年決定執行摩薩德秘密計劃—— Operation Wrath of God 天譴行動
“摩薩德”負責人扎米爾和以色列國防部情報局局長阿哈倫·雅裡夫（Aharon Yariv）少將列出了一份策劃了慕尼黑慘案的黑九月和巴解領導人名單，由此開始了復仇。
第一個被抹去的是巴解組織駐意大利首席代表瓦埃勒·茲懷伊特（Vallee Ziwhit），他被認為是“黑九月”在意大利的頭頭。
1972年10月16日夜，40歲的茲懷伊特快到自己的公寓門口時，“X委員會”的兩名特工出現在他面前，一名特工用英語禮貌地問道：“你是瓦埃勒·茲懷伊特嗎？”當得到確切的回答後，兩名特工幾乎同時扣動了扳機，可憐的茲懷伊特毫無防備，身中11槍倒在血泊中。
阿布·達烏德、馬赫穆德·哈姆沙裡、巴西爾·庫拜西、卡馬勒·納塞爾、凱馬勒·阿德萬、馬赫穆德·尤素福·納傑爾、穆罕默德·布迪亞、海珊·阿巴德·希爾、瓦迪·哈達德
這些人都死在了摩薩德指揮下的海外行動中，直到刺殺阿里·哈桑·薩拉梅的時候行動出了巨大的紕漏，一位女特工的意外死亡讓其夥伴為了免於荷蘭的謀殺指控，說出了天譴行動的存在，該計劃一度因為國際壓力中止。
但是很快這場復仇也變成了一場和恐怖主義無異的行動。最後一次執行對阿里·哈桑·薩拉梅的刺殺導致了無辜平民的受傷。
而黑九月是約旦驅逐巴解的產物，而約旦之所以驅逐巴解，是因為以色列15億美元的援助計劃。
再往前推，這一切的悲劇開始於貝爾福宣言，一場關於猶太民族關於實現民族復興的不幸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