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夫婦與余英時合影
我在課外和錢先生個別接觸，並得到他的指點，是從一九五〇年秋季開始的。這一點上面已經提到。因此我認為我正式進入錢先生應該從此時算起。我還記得，最早在課後到他的小房間中求教，是為了要精讀他的《國史大綱》。我雖早已讀過此書，但覺得內涵太豐富了，一時不易消化。這是因為此書採「綱目」體，「綱」的部份是簡要斷語，但何以能得到這些精確的斷語呢?其根據則於「目」中。由於「目」所涉及的事實往往十分複雜，限於篇幅，作者只道其大略，無法詳及。這就不是我當時的學力所能充分理解的了。所以我向錢先生提出一個課外求教的方式：我將《國史大綱》從頭到尾精讀一遍，對每章每節儘量作出簡要的報告，然後請他指正和評論。他很高興地接受了我的請求，這一學期我便把寫此書筆記當作主要功課，一直到全部完成為止。由於一面寫，一面和錢先生討論(主要是他為我講解書中重要部份的撰述背景）這一工作前後經歷了好幾個月。不用說，錢先生的講評使我受益無窮，讓我真正走進了《國史大綱》的內在世界。關於這一點，我在一九九〇年九月所寫的《猶記風吹水上鱗》悼文中已略舉例說明，這裡不必重複了。
但我當時印象最深的還不是《國史大綱》的實際內涵，而毋寧是錢先生對於求學問所持的基本態度。我可以從兩方面對這一點加以說明。第一、他第一次發還我筆記本時說:「你不要一頁接一頁的寫滿全本，應該另換一個新本，每頁隔一空頁，不著一字。為什麼呢?因為我書(指《國史大綱》)上討論的問題，也有其他學者進行研究和分析，而且往往意見不同，甚至相反。留下的空頁可以將來擇錄這些異說，以為參考和比較。」(這當然不是原話，但表達的確是原意。）這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指示。我因此才體會到：他雖自信《國史大綱》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且自具系統，然而卻不輕視與他所見不同的研究成果。不但如此，他這樣鄭重地叮囑我，顯然是唯恐我一開始便被他的一家之言所牢籠，失去了轉益多師的能力。他的苦心當時使我深受感動。
第二、通過錢先生詳細指示，我才認識到《國史大綱》並不僅僅是直接從第一手史料中鉤玄提要而成，其中同時也充分吸收了現代中國第一流史學家的嶄新創穫，如王國維、梁啟超、夏曾佑、陳寅恪、顧頡剛等。大體上說，錢先生對於近賢新得不但隨時採擇，而且在撰《國史大綱》時更從通史角度另作斟酌，有所調整，然後才寫入書中。所以我一向認為《國史大綱》融貫了從清末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新史學的主要成就，決非一般客套話。
從以上兩方面看，錢先生對於歷史知識基本上抱著開放的態度。《國史大綱》自然符合司馬遷所標榜的“一家之言”，但它絕不是“閉門造車”式的封閉系統。這是他研究中國文化史、思想史的一大特色，推之《先秦諸子系年》與《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也無不如此。我感到受到他影響最深最大的主要在建立了對於“學問”的認識。
我在私下受錢先生開導和指點，最得益的是如何讀中國文史哲的典籍。他把重點放在對文本內內外外的徹底認識上面。內則“一字之義”必不可放過，這相當於清代學人所強調的訓詁之學；外則對文本必不可作孤立的理解，而當和同類的文本加以異同的比較，然後才能認清它在整體歷史脈絡中的真實地位。詳細的節目這裡不必多談，大致上說，他始終在儘量培養我讀書、作研究的基本能力。
另一方面，錢先生雖有明確的價值取向——他信奉儒家的價值系統——但他並不把自己的價值系統(相當於古人所說的「道」或「道統」)直接向我灌輸。如果借用韓愈在“師說”中的詞彙，我可以說，錢先生教學的具體著手處，是在「授業」和「解惑」上面，“傳道”即寓於其中，而避免採用一般宗教家的「傳教」方式。他似乎認為只要我具備了讀書和研究的基本能力，最後自己便能找到「道」。在這一點上，他是孟子的信徒。孟子說：“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又說:「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錢先生始終鼓勵我對於中國文化傳統求得一種深入的整體瞭解，找出它作為一個源遠而流長的文明體系的特徵所在。其實這便是他心中的“道”，但是我必須“深造自得”，不能直接把他求“道”所得接收過來，以為己用。
我在新亞肄業的兩年多，即一九五〇年三月至一九五三年六月畢業，正值新亞經濟上最困窘的時期，學校的日常經費都沒有著落。錢先生不得不到處奔走，捐募最低限度的經費。一九五〇年和一九五一年年底他兩度有臺灣之行，每次都留臺甚久。第二次更是不幸。一九五二年四月他在臺北講演，屋頂塌了下來，頭部受傷，出醫院後必須留臺養傷，直到八月才回香港，以致七月十二日我的畢業典禮他都未能主持，我當時是相當失望的。
我敘述這一情況是要說明：在畢業以前我向錢先生單獨求教的時間是很受限制的；據我記憶所及，反而在畢業以後我有了更多的機會向他從容問學，特別是一九五三–五四學年。一九五三年秋季，錢先生得到美國亞洲基金會的支持，設立了一個研究所。研究所在九龍太子道租了一層樓，錢先生和三位研究生都住在所中，我則仍住家中，但每天到所中讀書。這一年內，我幾乎天天和錢先生見面。但更重要的，這也是我在他的直接指導下，正式研究中國史的開始，我一生的學術路向可以說是在這一階段奠定的。所以我願略作回顧。
錢先生是我的研究導師，但並不給我任何研究題目：他要我自己選定題旨後再和他討論。這仍然是孟子「深造自得」原則的實踐。
我當時正在接受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挑戰，研究的興趣偏向中國社會經濟史。由於二十紀上葉中、日史學界研究魏晉南北朝時期最為熱烈，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績，因此我決意追溯門第社會的起源和發展及其與儒、道兩家（即“名教”與“自然”互相爭衡的關係）。這大致相當於對“下層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關係作一番經驗性的考察。
錢先生知道了我的構想以後，持同情和肯定的態度，但隨即給我一個極為重要的提示：我的整體計劃必須上溯至漢代，才能找到源頭之所在，這一提示使我修改了原有的研究程序。我本來準備從《三國志》開始閱讀，最後則決定以《後漢書》為精讀正史的始點。所謂「精讀」包括兩點：第一是從首至尾，通讀全書；第二是對書中一切相關數據加以系統的整理並作出紀錄，以便將來查考和運用。關於第二點，我應作進一步的說明：相應於我的研究宗旨，我將《後漢書》所有涉及社會、經濟、政治、思想各方面的變動，無論直接性或間接性，也無論重大或輕微，都一一搜集起來，記錄在卡片上，並加標識，以便將來作分門別類的研討。原文較短的我便會抄下來，較長的則作提要，但是原文中關鍵性詞彙和警句卻儘量保存在卡片中。
九龍太子道的研究所僅存在了一年，次年（一九五四—五五)則併入嘉林邊道的新校址，因為美國雅禮協會資助新亞書院便是從這一年開始的。我繼續在研究所進修了一年。精讀工作也從《後漢書》上推至《漢書》，下延至《三國志》，所寫卡片前後積累了一千多張，奠定了我中國史研究的基礎。經過近兩年精讀詳記，我在一九五五年春夏之交便開始撰寫專論，最初題作「兩漢之際政治變遷的社會背景」，但一九五六年一月在美國哈佛大學脫稿後，定名為《東漢政權之建立與士族大姓之關係》。這是我第一篇史學專論，全文約六萬字，刊在一九五六年出版的《新亞學報》第一卷第二期上。一九五九年《新亞學報》出版錢先生六十五歲祝壽專號，我又從卡片所收第一手史料出發，寫成了一篇十萬字的專論：〈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不但如此，一九五八年秋季，我在楊聯陞先生“中國經濟史研究”班上寫《漢代中外經濟交通》論文（英文），也仍然是先從卡片數據中找出傳統文獻的證據，然後才去廣求中外考古所獲的地下材料。而且我的研究重點並不在多集事實，以敘事方式呈現出來；我所特別重視的是漢朝與外族(當時稱之為「蠻夷」之類)經濟交涉背後的制度結構，特別是所謂「朝貢」體制。這隻能對兩漢書中有關記述進行多層次的分析與綜合之後，才能獲致比較確切的認識。所以我原有的卡片數據在此文中佔據了很重要的地位。多年以後，我以這篇論文為綱領，擴充成一部專書，這便是《漢代中國的貿易與擴張》。
以上回顧我早期史學研究的經歷和成果，讀者立即可以看出：一九五三—五五兩年間在錢先生指導下精讀漢史，對我此下的學術生命確實發生了難以估計的影響。
轉載：大先生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