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地上，年輕人特指40歲左右的。”瀋陽一處建築工地的負責人發現，手下200多名工人，只有10多名“80後”，最年輕的也已經36歲了。
建築行業招不到年輕人，不僅讓手下沒兵的工地老闆和工頭著急，也讓掌握手藝的老師傅擔心，“招不來徒弟，幾十年的手藝都傳不下去”。
只是因為建築工人收入太低？並不盡然。在瀋陽，“木匠學徒月薪3500元，一年後6000元，勤快一點的可以拿到1萬多元”。建築工人的收入比肩城市白領，這可能是他們坐在寫字樓裡的同齡人沒有想到的。
在電影《幸福終點站》中，湯姆·漢克斯飾演的男主角滯留在機場，不得不通過各種方式謀生，其中一份建築工人的工作大概讓他最有“獲得感”。電影中說，在紐約，建築工人的日薪超過機場管理人員。現實中，在不少發達國家，建築工人的收入的確比很多辦公室職員更體面。
在國內，隨著整體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對建築工人技術水平的要求越來越高，同樣出現了建築工人高薪的趨勢。那麼，為什麼年輕人不願意進入建築行業？
建築行業沒有建立起現代化的用人機制，恐怕是這份工作對新生代缺乏吸引的重要因素。勞動風險大，工資不能月結，佔用家庭生活時間過多，則是建築工地招不來年輕人的具體原因。
對於老一代進城務工人員而言，以上這些問題並非不可忍受。他們背井離鄉到城裡謀生，“根”還在鄉里，辛辛苦苦打拼一年，為的就是攢下一筆存款帶回老家。在工作地，他們較少有家庭和感情生活。而且，老一代進城務工人員缺乏維權意識，容易低估從事建築工作的勞動風險。
而在90後務工人員眼中，建築行業特殊的用人機制成了繞不開的問題。作為脫離土地的一代人，他們擺脫了“農民工”的自我認知，是原生於城鎮的務工者。他們不僅要在城市裡工作，還要紮根生活，傳統建築行業顯然是與他們對美好生活的預期格格不入的。
另一方面，隨著互聯網經濟的興起，年輕務工者有了更多就業渠道。送快遞、送外賣、開網約車……這些與互聯網緊密結合的工作崗位，職業保障體系相對健全，薪酬福利也不差。更重要的是，這些工作讓新生代務工人員找到城市生活的節奏，而不必如流動性較強的建築工地，打一槍換一個地方，打一個樁換一個山頭。
工地招不來年輕人，深刻地反映了“農民工”迭代所產生的各種劇變。這一代務工人員受教育水平比老一代人要高，他們在內心淡化了“背井離鄉求生”的悲情色彩，更有融入城市的衝動。新生代“農民工”出於自我實現的精神追求，對企業用人機制、城市公共服務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前不久熱映的電影《後來的我們》中，兩個年輕人的不同命運讓眾多觀眾唏噓不已。男主角林見清考上大學後紮根北京，而周冬雨飾演的方小曉作為一名標準的新生代“農民工”，幫健身房發傳單、賣過盜版軟件、當過售樓小姐，就是這樣兩個在傳統觀念裡差異巨大的兩個人一度走在了一起。
藝術是現實的映射，而現實常常走在藝術的前面。在這代年輕人眼中，要彼此認同甚至產生情感，受教育程度差距不是最重要的，人生經歷不同也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共同的理想和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