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文學史家夏濟安曾對他的學生劉紹銘說：
書是一輩子也看不完的，但是像卡夫卡的《審判》、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及奧威爾的《一九八四》這類作品，讀書人有責任閱讀和傳播。
後來，劉紹銘先生謹遵師命，不僅閱讀，還翻譯了《一九八四》這本書，且是版本眾多的臺灣譯本中最好的一版。
那麼，本期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喬治·奧威爾的《一九八四》。當然，不是臺灣譯本。可能許多朋友都聽過或讀過這本書。那麼，接下來我想先分享下我初次接觸這本書時候的經歷。
我記得，在大學的一門現當代文學課上，當我聽得昏昏欲睡之時，講臺上的老師突然激動起來，說：你們不知道，我看了《一九八四》之後有多興奮，圖書館竟然有這樣的書，搞得我幾天幾夜睡不好覺。我聽了之後，也是睡意頓消，有這麼解困的書麼？一定得找來，以後課上看。
下課後，我趕緊騎上自行車去圖書館借。不得不說，那個時候，大家的閱讀積極性還是挺高的，老師上課提及的好書，不抓緊去借，鐵定就沒了。我印象中，當年第一次看完《一九八四》，心裡確實有點震撼，覺得有“禁書”的潛質。
《一九八四》英文首版封面
後來幾年，我又把這本書看過一兩遍；但由於看的東西多了，視野寬闊了，對它的觀感就發生了變化。我瞭解到，這本書在數十年間，由於意識形態的原因，被反反覆覆地誤讀過，成為一個陣營攻擊另一個陣營的工具；包括我當年第一次讀，也存在一定的誤讀。當然，不是所有的誤讀都是沒有價值的，能自圓其說的誤讀，也有其存在的理由。
這種誤讀，最直接的體現就是海峽兩岸對這本書的翻譯出版過程。
1949年，《一九八四》的英文版出版；僅在次年，《一九八四》的中文節譯版就在臺灣出現。如此高效率的出版速度，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當時的西方社會及臺灣當局，將這本書視為反蘇反共的宣傳材料。
後來，在1953年，臺灣又出了個全譯本。有意思的是，這個版本最初是為廣播而翻譯的。早在1952年初，臺灣的廣播電臺就開始面向大陸播送這本書。在當時，海峽兩岸所有的交流渠道都被封鎖，唯有電波可以跨過。
我不知道當時的大陸有多少人會收聽到這樣的電臺，但估計是極少的，以致可以忽略。事實上，在二戰期間，奧威爾本人也做過類似的事情。
當年，他就在英國廣播公司的東方部製作節目，目的在於說服印度的知識分子幫助英國，支持反法西斯。但後來有人調查發現，這個節目的信號很弱，聽眾其實很難收聽到或者難以聽清節目的內容。在二戰臨近尾聲時，奧威爾覺得無需再做無用功，也撂挑子不幹了。
18歲時的喬治·奧威爾（奧威爾是筆名）
那麼，現在回到這本書上，《一九八四》是否真的是一本“反蘇反共”的小說呢？我認為，這在極其有限的程度上，是可以成立的。
說《一九八四》“反蘇”，跡象似乎很明顯。小說中的“老大哥”與“戈斯坦因”紛爭，完全是斯大林與托洛斯基分歧的再現；小說中的“蒸發”、“失蹤”等恐怖的清除異己的行為，近似於斯大林在1930年代後期的大清洗，小說中的內黨，能令人聯想起前蘇聯的一批官僚特權階層。好了，既然都“反蘇”了，“反共”還用得著說嗎？
上面這種說法，表面上看，貌似有點道理；《一九八四》之所以在五六十年代無法在大陸出版，也是這樣的考慮：蘇聯這面大旗不能倒，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但是，斯大林能代表蘇聯全部嗎？須知，赫魯曉夫對斯大林深惡痛絕；而蘇聯的共產主義能代表所有的共產主義嗎？顯然也不可能。同一個主義之下，其實還有著各自的理解。
如此一來，《一九八四》的“反蘇反共”的意味就非常侷限，僅適用於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不能任意用在其他社會主義國家。 但是，《一九八四》的意義絕對不侷限於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也不侷限於“反蘇反共”。
《一九八四》最終能在中國大陸出版，就在於對意識形態的去蔽，發現小說中更為根本的對極權主義的批判。
伊頓公學銅版畫，奧威爾曾就讀於此
這裡，我們就要來聊聊《一九八四》在中國的出版情況。早在五六十年代，錢鍾書、楊絳就聽說過這部經典的“反烏托邦小說”，但當時的社會環境顯然不適合翻譯出版這部書。
這一延宕，就到了70年代末。在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盛行的時候，以“盜火”、“傳道”為己任的翻譯家董樂山，在一份僅供內部閱覽的期刊上連載了自己翻譯的《一九八四》。但當時，編輯對於這部小說，還是抱著一種絕對的意識形態立場，在編者按中說，奧威爾是個右翼作家，刊登這部小說是為了“知己知彼”。
從現在來看，這位編輯的話當然不太正確，但情有可原，不必苛責。直到1985年，董樂山的《一九八四》才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但當時也仍是內部發行，據說只印了400來冊。
在這一版中，董樂山寫了一份重要的譯者序言，認為奧威爾不是反共作家，《一九八四》也不是簡單的“反共反蘇”的小說，而是一部反極權主義的預言。董樂山的這一論斷，為《一九八四》日後更為鼎盛的翻譯與出版貼上了護身符。至於大陸最具影響力的譯本，自然非董樂山譯本莫屬。
當然，董樂山在序言中畫下的這個護身符，在我看來，不是遮蓋了某些東西，而是抹除了一些不必要的意識形態爭議。
首先，我們來了解下奧威爾這個人。奧威爾是一個大器晚成的作家，生平的大部分時間都比較落魄。少年時，奧威爾曾就讀於鼎鼎有名的英國伊頓公學。要知道，伊頓公學的畢業生，百分之七十都會進入牛津、劍橋這樣的國際名校。
但特立獨行的奧威爾卻拒絕上大學，去英屬殖民地當警察。正是在當警察的幾年裡，讓他對帝國主義有了更深的認識，促成了他後來的社會主義轉向。不當警察回國之後，奧威爾便開始寫作，靠微博的稿費度日。這種貧窮的生活，讓他對底層大眾，有了更深的情感共鳴和經驗共通。
在緬甸當警察時的喬治·奧威爾
雖然在當時的歐洲，社會主義思想大行其道，奧威爾也是這一主義的支持者；但是不同團體或個人對它的認識仍有不小的差別，由此產生了不同的派別。
1936年，為了支援西班牙的社會主義事業，奧威爾參與了西班牙的內戰；與之正面對抗的是西班牙的法西斯力量。但沒料到，奧威爾在前線打仗，後面卻同室操戈，被斯大林指使的一派政黨發起武裝奪權，消滅了奧威爾所在的一派。奧威爾經過九死一生，才逃回了英國。當然，元氣大傷之後，西班牙內戰最終以社會主義政黨的失敗告終。
正是這一經歷，讓他在1946年所寫的《我為何寫作》中，寫下了這樣一句話：
1936年以來，我所寫的每一行嚴肅文字都是直接或間接反對極權主義，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會主義。
西班牙內戰時期的街道
奧威爾所說的極權主義，簡單來說，就是一種現代的專制主義，類似於歐洲中世紀的專制主義。但是，藉助現代的科學發展，現代的專制主義的統治技術比中世紀的專制主義更為精密，也更為可怕；譬如小說中幾乎無所不在的“電屏”，主人公的大部分行為都處在被監視中，幾乎沒有隱私可言。但最值得一提的，還是其中的“新話”。
現在的中譯本，一般末尾都會附錄奧威爾所寫的《新話的原則》一文。這篇文章，開宗明義地告訴我們：新話是大洋國的官方語言，是為了滿足“英國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需要而發明出來的供日常交流寫作用的語言。
大洋國之所以要發明“新話”，是建立在語言決定思維這一假設之上。要知道，我們的日常思想，不論是說出的還是沒有說出的，都是通過語言來進行的。譬如，你現在能試著不用語言來思考“明天早上吃什麼”這樣的問題嗎？應該不能。
那麼，當你的語言被控制之後，你的思想也就被間接地控制了。大洋國的統治階層，嘗試著將那些對自身的統治不利的語言全都剔除掉，讓“異類”的思想沒有存在的空間。在這種情況下，即便你對當前的統治有情緒上的不滿，也無從進行思考，更不必說表達。
為BBC工作期間的喬治·奧威爾
不過，這種語言統治主要是針對黨員，尤其是外黨來說的。在大洋國的金字塔結構中，外黨恰好處於中間階層，大概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三左右。我們知道，歷史上絕大多數的革命，其實都是由中間階層領導的革命。僅僅是大字不識的農民，無論如何都掀不起革命，無法推翻統治階層，至多能引起局部的暴動而已。
因而，大洋國的統治階層並不在意下層群眾，甚至不把他們當人看待。
但主人公溫斯特預感到，能打破這種統治枷鎖的，恰恰是群眾，群眾是人，群眾是希望。因此，在小說中，當黨員的語言不斷被新話過濾改造之時，群眾那裡卻還有著既古老又清新的歌謠。之前我們說，《一九八四》的某些情節取材於蘇聯；但除此之外，還有不少與奧威爾所在的英國息息相關的。譬如主人公就生活於1984年的倫敦，小說中“真理部”對各種信息的篩選與杜撰，與奧威爾在二戰時供職於英國廣播電臺的經歷有關，而真理部的食堂，也是照著英國廣播電臺的員工食堂描畫出來的。
從事新聞行業的人都知道，許多的新聞不是你想報道就能報道的，考慮到整體的社會影響，可能還會受到其他方面的干預。在英國廣播電臺期間，奧威爾見識了不少這種迫於環境壓力而不得不刪去的敏感信息，比如對蘇聯的負面報道，在同盟期間是要儘量避免的，包括奧威爾的另一部影射蘇聯的小說《動物莊園》，當時大部分英國出版社都考慮到同盟國關係而拒絕出版。
之所以要說《一九八四》中的英國元素，是因為在小說中，這種極權主義不是單純地從斯大林那裡衍生過來的。世界上的諸多國家，都曾有專制統治的歷史，也都有著極權主義的可能。就像小說中所最終展示的，大洋國、歐亞國、東亞國這三個大的國家，覆蓋了地球上大部分的土地。
工作中的喬治·奧威爾（1945）
這些國家之間雖然戰爭頻發，但其實不存在對外的意識形態鬥爭，不存在這種主義與那種主義之間的真正對抗，戰爭只是為了消耗多餘生產力，僅讓金字塔尖的人活得富足，剩下的至多溫飽甚至處於飢餓之中，以此顯示出等級差異。
在小說中，國家之所以存在，完全是為了豢養一批擁有特權的官僚階層，也就是那佔全部人口百分之二的內黨成員。所謂的老大哥，可能曾經真實存在過，但最終會蛻變為這個統治階層的象徵符號。老大哥在看著你，也就是整個統治階層在監視著你。
那麼，大家認為像奧布蘭這樣的內黨成員幸福嗎？我認為，幸福對他而言是不存在，即便他是個高高在上的內黨成員。在《一九八四》所描繪的世界，黨員是不允許有私人情感的，他們的愛情、親情、友情等種種人類的本能情感，都被視為威脅政治統治的情感元素。
於是，老大哥們藉助自小展開的洗腦教育，儘可能地抹除了他們的親情、愛情觀念，或者說，塑造一種符合黨的意志的情感觀念。譬如，主人公溫斯特的前妻，將男女之事稱為“做寶寶”或“為黨盡義務”，每天晚上像木頭人一樣躺在那裡；而溫斯特的鄰居帕森斯，因說錯了話被自己七歲的小女兒給舉報了，但即便如此，帕森斯還為女兒大義滅親的行為感到自豪。
喬治·奧威爾的記者證
雖然，《一九八四》中的世界，是一個極權主義的世界；但除了統治技術之外，它還與歷史上以往的極權主義或專制主義有個不同點。
以往的專制統治者，都是有著七情六慾的活生生的人。他們的統治目的，就在於滿足自己的饕餮之慾，讓自己的權力能夠順著血緣一代代延續下去。但是在《一九八四》中，傳統的家庭已經被消解，更不必說代代延續的血脈之親。他們的所作所為，都是在延續“英社”的統治。在這樣一個龐大的國家機器中，與其說是人掌握著權力，不如說權力掌握著人。
在《一九八四》中，只有被異化的人，沒有可自恃的贏家。
說明：本文為燃燈書社讀書會講稿
文/未名
圖/網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