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是中國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書，也是中國古代最大的一部叢書，分經、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庫。那麼，乾隆編修如此卷帙浩繁的《四庫全書》的起因是什麼?
乾隆帝
1772年，安徽學政朱筠提出《永樂大典》的輯佚問題，得到乾隆皇帝的認可。但是乾隆帝認為範圍太小，應當把全國的蔵書都拽集彙總起來，編制一套《四庫全書》。這樣，由《永樂大典》的輯佚便引出了編纂《四庫全書》的浩大工程，成為編纂《四庫全書》的直接原因。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清廷下諭開館修《四庫全書》，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全部完成。
四庫全書總編纂官紀昀
《四庫全書》全稱《欽定四庫全書》。據《四庫全書》卷首開列編纂的人，前後共有360多人。四庫館設總裁、副總裁、總閱官、總纂官、總校官，下設相關官員，都是選派當時有學問、有專長的文人擔任。如總纂官是紀昀（曉嵐），這是一位傳奇式人物，尤其在民間，口碑甚佳。清代著名學者朱筠、于敏中、劉墉、戴震、餘集、姚鼐、程晉芳、王念孫等都參加過《四庫全書》的編纂工作。四庫全書，分經、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庫。共有3500多冊書，7.9萬卷，3.6萬冊，約8億字。當年，乾隆皇帝命人手抄了7部《四庫全書》，下令分別藏於全國各地。先抄好的四部分貯於紫禁城文淵閣、遼寧瀋陽文溯閣、圓明園文源閣、河北承德文津閣珍藏，這就是所謂的“北四閣”。後抄好的三部分貯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和杭州文瀾閣珍藏，這就是所謂的“南三閣”。
《四庫全書》的內容內容豐富，包羅宏大，中國文、史、哲、理、工、醫………幾乎所有的學科都能夠從中找到它的源頭和血脈，幾乎所有關於中國的新興學科也都能從這裡找到它生存和發展的泥土和養分，不愧為中國古代思想文化遺產的總彙。
全書共4部44類66屬。經部收錄儒家“十三經”及相關著作，包括易類、書類、詩類、禮類、春秋類、孝經類、五經總義類、四書類、樂類、小學類等10個大類，其中禮類又分周禮、儀禮、禮記、三禮總義、通禮、雜禮書6屬，小學類又分訓詁、字書、韻書3屬。
史部收錄史書，包括正史類、編年類、紀事本末類、雜史類、別史類、詔令奏議類、傳記類、史鈔類、載記類、時令類、地理類、職官類、政書類、目錄類、史評類等15個大類，其中詔令奏議類又分詔令、奏議2屬，傳記類又分聖賢、名人、總錄、雜錄、別錄5屬，地理類又分宮殿疏、總志、都會郡縣、河渠、邊防、山川、古蹟、雜記、遊記、外記10屬，職官類又分官制、官箴2屬，政書類又分通制、典禮、邦計、軍政、法令、考工6屬，目錄類又分經籍、金石2屬。
子部收錄諸子百家著作和類書，包括儒家類、兵家類、法家類、農家類、醫家類、天文算法類、術數類、藝術類、譜錄類、雜家類、類書類、小說家類、釋家類、道家類等14大類，其中天文算法類又分推步、算書2屬，術數類又分數學、佔侯、相宅相墓、占卜、命書相書、陰陽五行、雜技術7屬，藝術類又分書畫、琴譜、篆刻、雜技4屬，譜錄類又分器物、食譜、草木鳥獸蟲魚3屬，雜家類又分雜學、雜考、雜說、雜品、雜纂、雜編6屬，小說家類又分雜事、異聞、瑣語3屬。
集部收錄詩文詞總集和專集等，包括楚辭、別集、總集、詩文評、詞曲等5個大類，其中詞曲類又分詞集、詞選、詞話、詞譜詞韻、南北曲5屬。除了章回小說、戲劇著作之外，以上門類基本上包括了社會上流佈的各種圖書。就著者而言，包括婦女，僧人、道家、宦官、軍人、帝王、外國人等在內的各類人物的著作。
事實上，編纂《四庫全書》的過程也是大興文字獄的過程。據記載，當時有個浙江舉人徐述夔。被老鼠咬壞了衣服，氣憤不過，寫下了“毀我衣冠真恨事，搗除巢穴在明朝”的詩句。不巧的是他詩集中又有“明朝期振翮(翅膀之意)，一舉去(到)清都”的句子，乾隆帝就說“明朝”(明天)暗指明王朝，“大逆不道”，結果連徐述夔的孫子都被處死。
還有著名的《字貫》案也發生在四庫全書編纂期間
乾隆四十二年，江西的一個老學究深居書齋多年，不懂官場規矩，更不知道滿清皇帝文化心理上的軟肋所在。當他看到《康熙字典》中存在的問題，便犯上了知識分子的較真病，私下刪改不說，還另編《字貫》一書。《康熙字典》乃欽定之書，敢於對該書進行批評，自然是"罪不容誅"。江西巡撫海成偵知此事，不敢怠慢，立即上報朝廷，又將老學究革去舉人，投入大獄，隔三差五地提出來審訊，同時又把案宗上交乾隆。乾隆在審理案宗時，發現該書凡例中將康熙以下以至他自己的廟諱、御名各以本字開列，"深堪髮指"，立即傳旨將罪犯移押京師，照大逆律處決。同時巡撫海成也受牽連。他雖首舉有功，但卻因未及時發現這一重大問題，而被乾隆咬牙切齒地斥為"天良昧盡"，革職下獄。
隆帝修《四庫全書》的目的，固然是為了誇大清文治盛世，用以鞏固清王朝的歷史正統地位。除此之外乾隆帝編纂四庫全書的目的還在於想借此機會對歷代作者寫的書籍作一次全面審查，清除反抗清朝的思想，也就是採用編寫叢書的辦法掩蓋和達到他禁燬圖書的目的。《四庫全書》所收書，是經過選擇的，它排斥了許多與統治者思想不合的著作。一切具有民族思想的書、民間流行的文藝作品等都被排斥在外。另外，它還篡改了許多著作的原本。宋明時代與外族鬥爭的著作，或者完全加以排斥，或者將書中內容、字句加以刪改，致使許多書籍失去了原貌。連一些涉及契丹、女真、蒙古的文字也被修改得面目全非。乾隆禁書、毀書現象十分嚴重。僅以浙江一省為例，從乾隆三十九年（1774）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的8年間，就毀書24次，總計毀書530多種，13800多部。據統計，在乾隆編《四庫全書》時銷燬的書籍數量約為13600卷。焚書總數共計15萬冊，銷燬版片總數170餘種、8萬餘塊。乾隆年間，僅官方刊刻的《全毀抽毀書目》、《禁燬總目》、《違礙總目》等就有多種。這些書流傳至今已不多見了。至光緒年間，姚覲元輯為《禁燬書目四種》，這些書目客觀反映了乾隆鉗制思想、高壓統治的實況，既是資料，又是罪證。乾隆時的毀書情況十分駭人聽聞。所以說，《四庫全書》的搜求、編纂，也是乾隆皇帝進行書籍檢查的一個藉口，因此毀掉了不少古籍，前人評之為“功魁禍首”。其實《四庫全書》本質上是清朝統治者實行文化獨裁，愚民政策的延續。
即便如此，《四庫全書》的編纂無疑是中國文化事業的一大鉅獻。它保存了相當多的我國古代典籍，在國際上被稱為“中國人修造的文化長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