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民皆疾也。”瘟疫自古就是一個社會難題，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便有抗疫的記載。據鄧拓在《中國救荒史》中統計，歷史上有詳細描述的“大疫”，周代有1次，秦漢13次，魏晉17次，隋唐17次，兩宋3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曹植在《說疫氣》中以“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來形容疫情中的民間慘狀。每一次疫情的發生，都是一次關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考。在這一次次的戰疫中，中國人頑強抗爭，總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良方。大的疫病以後通常會出一批好藥，所謂“大疫出良方”。
東漢末年，張仲景著就《傷寒雜病論》一書，載方113 個，例如：治療乙型腦炎的白虎湯，治療肺炎的麻黃杏仁石膏甘草湯，治療急、慢性闌尾炎的大黃牡丹皮湯，治療膽道蛔蟲的烏梅丸，治療痢疾的白頭翁湯，治療急性黃疸型肝炎的茵陳蒿湯，治療心律不齊的炙甘草湯等，都是臨床中常用的良方。
晉朝葛洪《肘後備急方》立“治瘴氣疫癘溫毒諸方”一章，記載了闢瘟疫藥幹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闢溫病散等治療、預防瘟疫的方劑。
唐代名醫孫思邈在《千金要方》中，不僅總結了許多治療傳染病的方劑，還提出用燻藥法進行空氣消毒、向井中投入藥物給水消毒等消毒法。
北宋期間發生14次流行病，其中有12次政府都頒醫方，派官施藥救療。據北宋許洞的《虎鈴經》記載，當時防治疫氣的藥方有“時氣疫方”“霍亂吐瀉方”“山瘴瘧方”“瘟瘧方”等。這些良方也沿用至今。
大疫出良方，大疫出良醫，這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同疾病做鬥爭實踐中經驗的總結。在這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中醫界同仁通過臨床實踐，篩選出一批有效的方劑。
其中，臨床救治組在前期的臨床觀察基礎上，總結推出了以清肺排毒湯為代表的“三藥三方”，在臨床救治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新冠疫情暴發，清肺排毒湯列入臨床治療期首選，並作為通用方，適用於輕型、普通型、重型患者，在危重型患者救治中可結合患者情況合理使用。清肺排毒湯在抗疫過程中大顯身手，臨床證明總有效率達90%以上，成為中醫抗疫利器。此方出自中國中醫科學院特聘研究員葛又文，他對湖北尤其是武漢當時的氣候進行了分析。我國南方突來寒潮且陰雨綿綿，溼氣更盛，再加上武漢地處漢江平原，湖泊河流眾多，故初步判定，從中醫角度看，新冠肺炎主要是因寒溼而起的寒溼疫。葛又文認為，邪氣容易入裡且易於傳變，致使各個臟器受邪。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病因病機病理複雜，病毒對人體損傷嚴重。用藥如用兵，治疫如救火，要在最短的時間、以最快的速度阻擊疫情。治病講究理法方藥，用藥講究君臣佐使。葛又文依據前期有關資料，綜合分析本次疫情特點，統籌考慮漢代張仲景《傷寒雜病論》這一治療寒溼疫的經典醫籍裡的處方，最終決定將麻杏石甘湯、射干麻黃湯、小柴胡湯、五苓散四個方劑、21味藥有機組合在一起，化裁為一個新的方劑。這個方劑不以藥為單位，而是以方劑為單位發揮作用，方與方之間協同配合，使其在同等藥量的情況下產生幾倍量的效果，從而加快寒溼熱毒排出的速度。此方劑一出，專家們迅速組織指導臨床用藥，療效顯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