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衷於曲解式繁瑣考證，忽視邏輯的理性思考，讓前人錯誤的觀點牽著鼻子走
歷來一直存在有研究者把簡單問題複雜化，這也是其他古代文獻研究中經常出現的問題。比如把“生生之厚”（第五十章）與“求生之厚”（第七十五章）混為一談並進行繁瑣考證，比如把“敝則新”（第二十二章）與“能蔽不新成”（第十五章）搞到一起，非讓它們表達一個意思。特別有研究者將“信不足焉，有不信焉”（第十七章）斷句為“信不足，焉有不信”，又將“焉”釋為“於是”，多角度違背古漢語語法。在帛書本《道德經》問世後，本來可以對王弼等本的第十八章撥亂反正，但直到郭店楚竹書問世，研究者們也對“案（安）”字視而不見，將本來荒謬的“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奉為辯證思想。其實研究古籍，在訓詁過程中，更要注意邏輯思維，避免出現後人人為的讓古人胡說。
在解讀《道德經》編著本書的後期階段，我開始參考其他人的解讀。在這個過程中，發現有不少人因循前人錯誤的觀點，這個情況在許多章節存在，最典型的就是對第十八章的解讀。如果不跳出前人各種說法的窠臼，對老子的個別解讀就可能永遠停留在錯誤上，或者在錯誤中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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