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報業辛迪加網站4月28日發表美國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經濟學教授努里爾·魯比尼題為《未來十年將迎來L型“大大蕭條”》的文章稱，由於在全球經濟、政治以及中美關係領域存在十個不祥的高風險趨勢，未來十年將迎來L型的“大大蕭條”。文章內容編譯如下：
2007-2009年的金融危機過後，全球經濟中普遍存在的失衡和風險因素由於政策失誤而加劇。金融危機和隨之而來的經濟衰退所暴露的結構性問題沒有得到解決，政府基本上是在踢皮球，這導致了重大的下行風險，使下一場危機不可避免。如今，危機已然到來，風險甚至更加嚴重。遺憾的是，即使這場“大大衰退”導致今年經濟出現乏力的U型復甦，但由於存在十個不祥的高風險趨勢，未來十年將迎來L型的“大大蕭條”。
經濟陷入“大大蕭條”
第一個趨勢關於赤字及其必然所造成的風險：債務和違約。應對新冠疫情危機的政策將導致財政赤字大規模增加——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0%或更多——而目前許多國家的公共債務水平已經居高不下，甚至難以為繼。
更糟糕的是，許多家庭和公司的收入損失意味著，私營行業的債務水平也將變得無法維持，可能導致大規模違約和破產。加上公共債務水平飆升，這隻會帶來比十年前“大衰退”之後更加衰弱無力的復甦。
第二個趨勢是發達經濟體的人口定時炸彈。新冠疫情危機表明，衛生系統必須獲得更多的公共開支，全民醫保及其相關公共產品是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然而，因為大多數發達國家存在老齡化問題，未來這些支出將給現在就沒有經費的醫療和社保系統造成更多的隱形債務。
第三個趨勢是通貨緊縮風險不斷增大。除了引發更嚴重的經濟衰退，新冠危機還造成大規模的商品和勞動力市場閒置，並導致石油和工業用金屬等大宗商品價格暴跌。這可能導致債務通縮，加大了無力償付債務的風險。
第四個趨勢是貨幣貶值。由於央行竭力應對通貨緊縮並阻止利率不斷上升的風險，貨幣政策將變得更加脫離常規，且影響深遠。短期內，各國政府需要使財政赤字貨幣化，以避免蕭條和通貨緊縮。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加劇的去全球化導致的永久性的供給面衝擊以及新的保護主義只會使滯脹變得不可避免。
政治走向民粹方向
第五個趨勢是數字化對經濟更大範圍的破壞。隨著千百萬人失業或者工作機會變少，掙得更少，21世紀經濟體的收入和財富差距將進一步擴大。為了防止未來供應鏈的衝擊，發達經濟體的各大公司將重新把生產從低成本地區轉移到高成本的國內市場。然而，這不僅沒有對國內的工人起到幫助作用，反而加快了自動化的步伐，從而減少工資壓力，且進一步煽動了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排外主義情緒。
這便指向了第六個重要趨勢：去全球化。這次疫情的大流行加快了已經出現的巴爾幹化及碎片化的趨勢。美國和中國將更快脫鉤，作為應對措施，大多數國家將採取更具保護主義的政策，以保護國內企業和員工免受全球分裂的影響。後大流行世界的特點是商品、服務、資本、勞動力、技術、數據和信息的流動將受到更嚴格限制。這一點在製藥業、醫療設施和食品行業已開始顯現，為應對危機，各國政府開始實施出口限制及其他保護性措施。
對民主制度的強烈抵制將加劇第七個趨勢。民粹主義領導人通常會受益於經濟疲軟、大規模失業和日益嚴重的不平等。在經濟不安全感加劇的情況下，人們會產生讓外國人充當這次危機替罪羊的強烈衝動。藍領工人和大批中產階級將更易於接受民粹主義言論，尤其是對限制移民和貿易的提議。
中美或進一步脫鉤
這又引出了第八個趨勢：美國與中國之間的地緣戰略對峙。隨著特朗普政府費盡心機地把此次疫情歸咎於中國，中國也加強其說法：美國在圖謀阻止中國和平崛起。中美兩國在貿易、技術、投資、數據和貨幣協議上的脫鉤可能將進一步加劇。
更糟糕的是，這種外交破裂將使美國及其對手——不僅僅是中國，還有俄羅斯、伊朗和朝鮮——之間的新冷戰成為可能。隨著美國大選臨近，有理由認為秘密的網絡戰會激增，可能導致常規軍事衝突。由於技術成為爭奪未來各行業控制權以及抗擊疫情的重要武器，美國的私營技術行業將會日益融入國家安全產業複合體。
不能忽視的最後一個趨勢是對環境的破壞。正如新冠疫情危機所表明的，對環境的破壞會帶來比金融危機更嚴重的經濟災難。反覆出現的疫情，就像氣候變化一樣，實質上已成為人禍，這源於糟糕的醫療衛生標準、對自然系統的濫用以及全球化世界日益加劇的連通性。未來幾年，疫情及氣候變化的許多可怕徵兆都會變得更加頻繁、嚴重和代價高昂。
這十大趨勢，早在新冠疫情出現前就已然存在，現在有可能會促成一場使全球經濟陷入十年絕望時期的完美風暴。到21世紀30年代，技術和更有能力的政治領導人或許能夠減少、解決或者將其中許多問題最小化，從而帶來一種更具包容性、合作性和穩定性的國際秩序。但任何好的結果都必須以我們能夠找到辦法來挽救即將到來的“大大蕭條”為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