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時代與偉人相互成就，那麼顯然這一理論用在孫中山身上是非常合適的，時代成就了孫中山，孫中山也改變了一整個時代。
孫中山，名文，字載之，號逸仙，廣東省中山市人。孫中山從小時候開始，就把洪秀全視為自己的人生導師和偶像，甚至自稱為“洪秀全第二”，註定了他不平凡的一生。青年孫中山心懷救國之志，在香港學習西醫成為了一名醫師，試圖以自己的醫術拯救國人。但是隨著列強入侵的日益加深，他發現醫術只能醫治人身，而不能醫治人心，對於拯救國家來說更是杯水車薪。
這時候的時局也對孫中山的人生選擇產生了深遠影響。首先是維新主義的失敗，以康有為和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曾經一度給舊中國帶來了新的希望，但是他們的努力依然在頑固派地強勢絞殺下破滅；
其次太平天國的失敗，使得老百姓看到清王朝已經不再是那個不可摧毀的帝國，人民的憤怒隨時有著再次讓整個帝國覆滅的可能；
第三日本侵略的加深，使得列強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危險。
最後美國的崛起讓孫中山看到了新的可能，他早先受到鄭觀應《盛世危言》中“立憲法”、“開議會”，實行立憲政治的影響，也受到美國民主共和、三權分立的政治影響，先進思潮的學習使得他對於中國的前途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
此種情況之下，孫中山毅然覺得自己應該做些什麼，從此他拋棄醫學事業，走上了推翻清朝的革命道路，而這條路他一走就是一生。
孫中山以他的一生，踐行著作為偉大的革命先行者的理念，毛主席就是孫中山先生的“鐵桿粉絲”，早在1938年孫中山去世13週年時，毛澤東在延安舉行的紀念大會上就滿懷敬佩地說道：“在為革命事業進行40年艱難曲折的奮鬥中，孫先生總是愈挫愈奮，不屈不撓，再接再厲。當著多少追隨者在困難與誘惑面前表現了灰心喪志乃至投降變節的時候，孫先生總是堅定的。”這段話說的是很正確的，再多次的失敗諸如上書李鴻章、廣州起義、惠州起義等，都沒有使得他失去對革命的信心。
孫中山的這種決心和信念，不僅出於自己對國家的熱愛，更出於他對一起出生入死的同仁志士的責任感。這一點在徐克導演的《黃飛鴻》電影中，表現的尤為到位。
在白蓮教祭典一段，孫中山的好友陸皓東說：你看看這群人，為了個泥菩薩，連命都可以不要。
黃飛鴻:皓東兄，快走。
陸皓東：走，往哪走啊，如果中國人都像他們那樣，那就沒得救了，能走到哪裡呢，走不了的。中國沒得救了，中國沒得救了！
最終得知摯友捨生取義之後的孫中山言道：但願朝陽常照我土，莫忘烈士鮮血滿地！
所以，後來中國民國的青天白日旗，採用的就是陸皓東的設計，代表了一種精神和信仰的傳承。
不屈的奮鬥終究帶來了輝煌的成果。1911年孫中山在南京建立中國民國臨時政府，宣佈了一個新時代的來臨。至於為什麼選擇南京作為民國首都，是出於多方面綜合考慮的結果。
從現實層面來說，北方地區仍然控制在清廷和袁世凱手中，並沒有實現全國性的統一。南京作為富裕的東南重鎮，糧食物產充足，毗鄰東南港口，方便與外界溝通。另外南京與上海這樣的港口城市不同，它不處於西方列強的直接影響之下，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從情感層面來說，孫中山最敬仰朱元璋和洪秀全二人，他們兩位無一例外都是定都南京，然後進行北伐。南京作為南方各代王朝的首都，從來沒有建立過外族政權，它對於漢人而言有著特殊的意義，這一點又正好和孫中山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不謀而合。
孫中山先生曾經這樣評價過南京：南京為中國古都，在北京之前。其位置乃在一美善之地區。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種天工鍾毓一處，在世界之大都市誠難覓如此佳境也。
孫中山只在南京當了三個月的總統，當時的總統府遠不是現在南京大總統府的規模，不僅沒有很奢華，反而顯得相當簡陋，但是孫中山在南京卻度過了最愉快的一段時光。1912年4月1日，孫中山正式解除大總統職務，約友人胡漢民等人騎馬遊覽南京紫金山。登上南麓，面對一片春色，孫中山環顧四周，他說：“候他日逝世，當向國民乞求一塊土，以安置軀殼耳！”1925年3月，孫中山在北京病重，正在床上昏睡，汪精衛提出葬在北京景山，孫中山聽後立馬從昏睡中醒來，說：“不，不，我要葬紫金山。”眾人一臉茫然，根本沒人知道紫金山在哪。
孫中山先生臨終前也留下遺願：“吾死之後，可葬於紫金山麓，因南京為臨時政府所在地，所以不忘辛亥革命也。”在紀念孫中山誕辰90週年時，毛澤東指出：“現代中國人，除了一小撮反動分子以外，都是孫先生革命事業的繼承者。我們完成了孫先生沒有完成的民主革命，並且把這個革命發展為社會主義革命。”雖然孫中山沒能看到民主共和中國的誕生，但是他的意志由後一輩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們繼承了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