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歲的臺灣姑娘、上海媳婦王筠婷，已在上海生活十年。很少回臺灣的她，卻還是將見面地點選擇在了臺灣知名歌唱組合五月天阿信開的一家咖啡店裡。店裡陳列的許多小物，都是阿信的收藏，帶有滿滿的臺灣印記。
和她一起出現的還有比她小七歲的上海老公，他和王筠婷在網絡上是一對網紅，以“臺妹PK”和“上海土撥鼠”的名號，出現在一個個講述兩岸夫婦生活的網絡視頻中。這些視頻大多情趣十足，搞笑滿滿，但近期他們發佈的一個不符合他們風格的嚴肅視頻，卻引爆了網絡話題。
臺妹王筠婷和上海老公“土撥鼠”
一週前，2020年10月6日，王筠婷將自己在上海一家三甲醫院做子宮肌瘤手術“海扶刀”的賬單和最終自付金額髮布在了網絡上。
今年4月參加上海醫保的她，驚奇的發現，這次手術花費的近2萬元的醫療費用，扣去醫保統籌、個人賬戶支付（共佔65%）和公司幫忙購買的商業補充保險外，自付的費用只有2500元，而這還包括個人單間病房的費用——如果不選擇單間病房，住普通病房的話，她的這次住院手術，等於沒花錢。
她沒想到這個話題引起的反響，是她近幾年來粉絲多達百萬的網紅經歷中，引起關注最大的一次——不到一週時間，相關視頻瀏覽100餘萬。
一個視頻引起的兩岸醫保大討論
引起最大爭議的，是王筠婷用在視頻上的題目“再一次親身實證，大陸的醫保比臺灣健保好”。而她2018年才停繳的中國臺灣的健保，是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盛讚“世界典範”的醫保模式。
臺灣健保，在許多內地網友印象中，它幾乎是“不花錢就能看病”的全民醫保代名詞。成立於1995年的臺灣健保以低保費、高質量的醫療服務著稱。在臺灣，連最窮的人每月只要繳納幾百臺幣（最低不到200人民幣），就可享受小到感冒、洗牙，大到尿毒症透析、癌症治療等醫療質量不遜於美國的醫療服務。
但從2012年起，臺灣健保即將穿底的恐慌，不止一次籠罩包括王筠婷在內的臺灣市民。而臺灣健保的繳費按收入分級，但花費一視同仁，且全都放入統籌賬戶“大鍋飯式”的使用方式，及其考驗人性——許多臺灣民眾生怕“吃虧”，成了囤藥的“藥蟲”。
他們一邊為醫保穿底恐慌，一邊卻成為促成“穿底”的醫療資源過度消費者。而像王筠婷那樣長期不在臺灣生活，卻在過去數年依舊進行健保繳費的人，感覺尤為不公平。大陸醫保“多賺多繳，享受更多醫療保障”的感覺，讓她感覺更加公平，而沒有臺灣健保給人的那種“我賺錢多，我活該吃虧”的被剝奪感。
在網絡留言中，分成兩大陣營：來自上海和來自其它大城市的網友，他們很驕傲地曬出自己或親人的親身經歷表示上海、武漢、深圳等大城市等醫保住院報銷在80%甚至以上。但一些來自臺灣的網友，略帶優越感地質疑王筠婷描述事實的真實性，最極端的言論是“讓她滾出臺灣”，這引起王筠婷和一些內地網友的憤怒。
網絡容易激化分歧，放大情緒，而現實中的王筠婷卻更加理性，“我不是否定臺灣健保，它只是這麼多年沒有進步”。
訪談一直在五月天的歌聲中進行，談起臺灣醫療，她有遺憾，遺憾臺灣健保起初設計的再完美的制度，也抵不過人性的侵蝕，曾經臺灣醫療機構的便利性，隨著大陸醫療機構的發展，也變得不是不可企及；她也有鄉愁，她談起了失業近一年的弟弟，感嘆：“臺灣最輝煌的時代已經過去。”
從不敢在大陸看病，到開始享受內地醫療
出租車開在去往上海閔行的高架橋上，所到之處一片荒涼。閔行的虹泉路上還沒有那一條日後的打卡聖地韓國街，高架橋兩邊的高樓尚未起來。
那是2010年，王筠婷第一次來到上海。
在臺灣做電商的老同事想擴展大陸市場，她跟過來打拼。
在臺灣的那些年，像是被困在海島上，無法呼吸又虛無縹緲。她想到一個更大、更開闊的環境中。上海，是被臺灣人稱為最像臺北的地方，但王筠婷對它的第一印象，卻很失望。按照在臺北生活的預算，她帶了一個半月的生活費，差不多3萬臺幣（6000元人民幣）。但半個月都還沒過完，錢就不夠花了。適應環境是一個有趣的過程，像一個身在其中的旁觀者。她要適應的包括一個城市的方言、飲食、文化，還有醫療。
但在大陸第一次的就醫經歷，彷彿印證了無數臺灣人過去對大陸的固有印象——落後和野蠻。
那是更早幾年，王筠婷在東莞出差時，突然急性尿道炎發作。她當時正坐在一輛從廣州到東莞的大巴車上，那兩個小時裡，尿急卻又尿不出來的感覺，逼得她不得不去找診所或藥店。
下車後，在一個蒼蠅館子旁邊，她找到了一家藥店，門臉不大、牆面有點舊，藥櫃檯子上甚至能看到灰塵。藥劑師簡單問了一句，拿出了一款消炎藥。回到臺灣後，她身上開始出現黃疸，皮膚髮癢。去掛急診，發現體內殘留的抗生素非常高。她把在大陸買的消炎藥拿給醫生看，醫生嚇一跳。“藥劑師給我拿的是一種強效抗生素的性病藥。”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初到上海的四年裡，和很多在大陸的臺灣人一樣，王筠婷到了公立醫院，卻不知道去哪掛號，掛完號要去交錢，又得再去排隊，排了好久，看到了醫生，坐下來講兩句話，醫生開了一個單子，又要再去繳費、再去排隊，“一整天折騰下來覺得很煩。它們很混亂、很嘈雜，像菜市場一樣。”
在臺灣，就醫環境無疑是舒適的，診所隨處可見，這些有私密空間，服務又專業、貼心的診所是臺灣人身體不適時的第一選擇。嘈雜、擁擠、破舊，是當時她對大陸醫院所有的感受。
那幾年受不了大陸公立醫院環境的她，曾選擇過臺資私立醫院。它們的環境非常好，有和臺灣診所一樣的叫號系統，大家在沙發上等號，不會擁擠在醫生診室門口，也不會有時不時插隊的人。但美好的就醫感受卻在拿到賬單時嘎然而止：因為一個普通感冒，王筠婷在一家臺資醫院花費了1800元人民幣，包含500元的掛號費、輸液的病房費等。
這份賬單讓她傻眼——幾乎是在臺灣就醫的20倍。臺灣健保，每次只需付約150元臺幣（35元人民幣）的掛號費，一個感冒病人隨後的檢查和拿藥幾乎是免費的。
她對上海醫療系統印象的改變，是在三年前遇到現在的老公“土撥鼠”後。
在土生土長的80後上海人“土撥鼠”的世界觀裡，生病去公立醫院是再正常不過的一件事。他試圖說服王筠婷去接納公立醫院。她第一反應及其抗拒：公立醫院人太多，流程複雜、服務不好。
在她抗拒公立醫院的幾年中，上海的醫療系統也在發生一些變化，這座城市有充足的財政補貼、也有接地氣的政策傾斜，無論是三甲醫院，還是社區醫院，都在硬件、軟件的改進上花了功夫，在管理、流程、服務等各方面努力與國際接軌。
一次流感來襲時，土撥鼠帶著王筠婷去了一家二甲醫院。“她怕人多，那就去找人少的醫院。”這次就醫沒有排隊，直接看病、付錢，全部流程在一小時內就結束了。加上醫院剛裝修過，環境很好，王筠婷開始逐漸改變對大陸醫療機構的印象。
2020年初，因為急性闌尾炎，王筠婷又有了一次在三甲醫院的就醫經歷。她發現，這次去人滿為患的公立醫院看病，變得方便起來。在醫院的掛號機器前面，有志願者指引不懂如何操作機器的患者。患者只要在機器前刷一下醫保卡，付完錢就可以拿著單子去診療間門口等著叫號。以前的診療室，喊一個名字進去一個，大家擠在門口。現在有個電子大銀幕、有和臺灣醫療機構相似的叫號系統。
這些改變，不僅刷新王筠婷的認識，就連上海土著“土撥鼠”，都覺得訝異。搬到長寧區之後，土撥鼠發現小區後面有一個社區醫院。此前，土撥鼠幾乎沒去過社區醫院，父輩一直強調，生了病一定要去三甲醫院。但因為一次腸胃炎，土撥鼠就近去了社區醫院——裝修非常溫馨，醫生不趕時間，服務態度比三甲醫院要好，病人也沒有那麼多。土撥鼠像是打開了一個新世界：“社區醫院環境這麼好，小毛病為什麼要去大醫院？”
後來，王筠婷也喜歡去社區醫院。那時候，即使她還沒有上海醫保卡，但去社區醫院一個感冒只花費幾十塊人民幣，並不給她消費上的壓力，加上就醫環境也很好，感覺就像臺灣的私人診所一樣。
一度世界領先的臺灣健保如今為何危機重重？
2020年初，大陸出臺了臺籍人員可以加入內地社保的政策。4月份，王筠婷毫不猶豫地辦理了。
加入上海醫保後的王筠婷發現，和臺灣健保只有一個“國民醫保”不同的是，大陸醫保按照不同人群分為城鎮職工、城鎮居民和新農合三類。如果個人有特殊的就醫需求，還可以買商業補充醫療險。王筠婷所在的公司，就給員工購買了商業補充保險。此外，醫保除了統籌賬戶之外，還有一定比例的金額進入個人賬戶。
在臺灣，一個人從呱呱墜地開始，就被強制要求繳納健保。成年後，每個人根據自己的收入比例繳納不同的費用。沒有工作的窮人，也要繳納，一個月繳納的保費最低是750塊臺幣，摺合人民幣176元。有工作的人，按收入比例繳納的金額分為10組，每月強制繳納摺合人民幣從211元到1500元金額不等。
有收入的臺灣人按收入比例每月繳納的健保費用
“在大陸你想享受什麼樣的醫療保障，可以選擇怎樣的保險，和個人的收入與對醫療資源的需求掛鉤。” 王筠婷覺得臺灣健保更像慈善或福利，有工作的人繳納的保費是窮人的幾十上百倍，但所有的保費都進入一個統籌賬戶，不管繳納多少錢，大家一起花，享受同樣的醫療保障。
這樣的臺灣健保政策，最受窮人的歡迎。最支持臺灣健保的，是那些得大病、罕見病的低收入戶，他們只用很少的花費，就可以獲取世界頂級的醫療資源。但對收入較高的群體，卻往往有一種被剝奪的不公平感。
無疑，臺灣健保的設計框架一度極為先進，即便現在，也有諸多可被借鑑之處。
從1995年開始執行的臺灣健保，幾乎完成了一個醫療和醫保先天不可調和的矛盾：以低價格購買高質、便利的醫療服務。之所以達成這一點，學界普遍認為是引入了“政府、醫保和醫生群體的談判協商機制”，在每年給定一個醫保總額預付金額的前提下，發揮醫生群體的自主性，由醫生自主制定支付標準並負責專業審查。其中，住院採用的DRGS，也是近幾年大陸醫保改革中在多地進行試點的重要方法。在臺灣健保最輝煌的時刻，民眾以每個月平均約140元人民幣的保費，每次看診付掛號費28元到70元人民幣，就可以到任何醫院，找任何醫生看病。
政策實施之初，醫保資金充裕時，臺灣人民看病確實享受到了便利，很受人們歡迎。但實行多年後的臺灣健保，卻在人性、政治以及經濟大環境的夾擊下，逐漸走形。
一個臺灣護理師，在王筠婷的帖子下留言，說她媽媽是尿毒症，她的爸爸是糖尿病，她自己肩背經常痠痛，他們只要摺合人民幣幾十元的掛號費，藉由醫生開具的慢性病診斷書，就可以免費進行治療並拿幾個月的藥。
雖然臺灣健保不設個人賬戶，會使可統籌的醫保資金規模最大化，不存在大量沉澱在個人賬戶中無法使用的資金。但這也導致了另一個問題，沒有個人賬戶，大家感覺交出去的錢不是自己的，不花就消失了。
這難免誘導人性中的貪婪，“不花就虧了”的心態使得許多臺灣人去醫院像去超市一樣：第一天去一下耳鼻喉科，說咳嗽，開一點咳嗽藥；第二天去掛皮膚科，拿點擦臉的藥；第三天去洗個牙，反正洗牙也可以報銷。一些臺灣人因為天天去醫院拿藥，被成為“藥蟲”，而對藥品的無止境使用，也破壞著臺灣人的健康，是臺灣成為世界聞名的“洗腎之都”的原因之一。
在臺灣，洗腎盛行率居全球首位。不同時期的數據表明，末期腎臟病人洗腎的支出為臺灣門診支出首位。
“臺灣的洗腎已經多到要開獨立的洗腎中心，一排人坐在板凳上洗腎，像輸液一樣，反正洗腎也可以報銷。” 王筠婷一想起這個場面，就覺得荒誕。
從2012年開始，臺灣健保面臨著穿底的風險，健保局開始不斷傳出虧損的消息。
每次臺灣進行大選，為了爭取選民，不同的黨派的參選人更是將“所有人不花錢就能看病”的承諾發揮到了極致。他們無力對民眾履行的承諾時，就將矛盾轉移到醫院和醫生。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在制度設計之初，被尊重的醫生群體，反倒成了被剝削的一方。臺灣心髒外科權威魏崢曾在2017年接受大陸媒體採訪時談到，臺灣健保局給醫院的付費不斷打折，醫院近幾年虧損越來越嚴重，醫生護士近20年沒有大幅漲工資，不得不到大陸尋找客源彌補醫院的虧損。
在臺灣媒體的報道中，大批醫生轉行到醫美行業的新聞，屢見不鮮。醫患矛盾也惡化到一個高點，許多醫生在接診病人時，錄音筆成了標配。
2020年5月底，困境加劇。臺灣健保局的收支赤字已達約合人民幣57億元，扣除安全準備金後，還剩2.75個月。而上調保費，勢必引起民眾的反對，臺灣健保面臨成立以來最大的壓力。
她最終退掉了臺灣健保
王筠婷停掉臺灣健保時，遠在臺南的父親並不理解，“他總是說，你就當做善事、做公益。”
在臺灣醫保基金逐漸捉襟見肘的情形下，不同群體的矛盾越來越激烈，已經不限於高收入群體和低收入群體的矛盾。
在大陸的臺灣人和在臺灣本地生活的人，也會因為健保，被拉成了兩個陣營。“他們會說，我們這些在海外的臺灣人浪費健保。我們每個月只繳最低保費750臺幣（175元）。在臺灣，有工作的臺灣人繳納的金額摺合成千上萬的人民幣。他們認為，我們繳最低的錢，一有病就回臺灣治，浪費臺灣的醫保資源。”
這些言論，在王筠婷成為網紅之後，時不時冒出來。缺乏數據的爭論，到最後，都成了一場沒有意義的口水之戰。
實際上，在大陸這十年裡，王筠婷沒有用健保報銷過一次。她生病的次數不多，幾乎都是感冒發燒、腸胃炎等常見病。臺灣的海外健保報銷流程又極為複雜。前一年，因為一場感冒，她想把在臺資醫院的醫藥費報銷了，但按照臺灣健保報銷制度，過了半年就不能報。沒有人願意為了幾百塊錢的感冒報銷費用，特意飛回去一趟。如若不回臺灣，報銷手續更為繁瑣：賬單資料寄給健保局，審核過了之後，會寄來一張支票——這是一種極為老舊的支付方式。而把支票存進銀行，在王筠婷看來，也很麻煩。後來，她索性就不報銷。
在海外，健保並非所有項目能報銷。“必須是急症才能用，闌尾炎、急性腸胃炎等，所以你一定要想辦法，讓醫生把你的病開成急性、開得很嚴重，才能用得上。另外，不是全額報銷，最高也就60%而已。這60%是否都可以拿到，得看當年健保預算有多少比例給到海外醫療去報銷。”王筠婷說。
王筠婷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一部分人，他們生活在大陸，極少回臺灣，生病次數並不多。健保又很難完全保障他們的利益。
“真正浪費錢的是那些臺灣藥蟲， 繳納的錢，都被藥蟲用來看不該看病、吃不該吃的藥。”提及這點，她覺得極為不公又無能為力。
不進步的臺灣，和往前走的大陸
在醫保制度背後，是過去的幾十年，臺灣和大陸的經濟發展的變化。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開的信息，在上世紀90年（如1994年）中國臺灣地區的GDP約為2564.4億美元。其經濟總量曾是中國大陸的45%。過了26年，臺灣地區GDP佔中國大陸的比例降至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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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沒有退步，它只是沒有變”。王筠婷曾經帶土撥鼠回臺南的老眷村，30年前生活過的老房子，一模一樣，仍在那裡。但生活在上海的土撥鼠，他想給妻子看自己小時候生活過的地方時，卻發現小時候的房子全部消失了，一條街道不剩，都拆成了公園。
臺南的馬路已經坑坑窪窪，街道上，將近一半店鋪關門了，總給人一種蕭條的感覺。王筠婷時常焦灼，家鄉是不是快要不行了？臺灣的薪資幾乎20年沒有變過，每年也就漲個1000多臺幣（約235人民幣）。她的弟弟已經失業一年，找不到工作。“好在我爸媽早就幫他買好房了，否則現在連住的地方都沒有。”
土撥鼠去過臺灣的一個牙科診所，很破舊，像一個人的家，被隔了一個房間出來做診所。但老牙醫、護士的態度卻非常好，遠遠好於我們這邊（大陸）。患者的素質也很高，在那裡，幾乎聽不到有患者在大聲說話。“臺灣最精英的階層全是醫生，他們的技術是沒問題的，服務態度也很好。但他們抽不出更多的錢去搞裝修。他們的診所，10年前是這樣，現在還是這樣。”王筠婷回憶。
對臺灣的批判，很難脫離和在大陸生活的對比。
九月底，王筠婷做的子宮肌瘤手術，是因為備孕。在上海生活的最近幾年，是王筠婷最幸福的時刻。她的先生土撥鼠，在視頻裡的人設，總是一副怕老婆、精打細算的搞笑上海小男人形象，但在整個談話過程中，卻感覺他有及其穩定強大的內心，是王筠婷對大陸感受和內心安全感的重要來源。
每當王筠婷根據自身經歷發佈稱讚大陸醫療的內容時，總是有人留言，讓她看《我不是藥神》這部電影。告訴她在中國，還有許多人看不起病、吃不起藥。
面對這種質疑，她反倒更有耐心，甚至有點語重心長，像一個長者。
她以在中國生活十年的經歷，和在醫療獲取性價比極高的臺灣生活三十年的感受，讓他們思考：為什麼《我不是藥神》可以上映？因為國家已經正視這件事情，是正面面對我們曾經的不足和缺失的地方，是一天一天在改變的。“大陸有14億人口，各地發展也不平衡，制度設計和改革的難度，肯定大於只有2000多萬人口的臺灣。”
“這世界上沒有完美的事情，都要學習，都會犯錯誤，也會調整和改正。”這好像是她人生中曾經歷過事業失敗、第一次婚姻失敗之後，再次收穫事業、找尋幸福的感悟。這個感悟，也無比契合需要不斷和人性博弈、極強專業知識、根據現實不斷調整的醫保制度設計。
譚卓曌 王晨|撰稿 王晨|責編
本文首發於微信公眾號“八點健聞”，ID：HealthInsigh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