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最後一條硬漢!史家說:他死了,明朝才算真的亡了

康熙四年(1665年)的清明,杭州西湖畔南屏山麓荔枝峰下的一處墓地,出現了一番奇特的景象。

這是個尋常小墓,看上去只是個普通百姓埋葬之地,來往拜祭的人卻三三兩兩絡繹不絕。

到來的人們看起來互相併不認識,卻不約而同在墓前致奠。

細看墓碑,更加奇怪,上面並沒有逝者名諱,只是寫著:王先生墓。

這顯然是個諱稱。

王先生是何許人也,為何會以諱稱葬於西子湖畔,又為何會有這麼多百姓來祭奠他?

這裡麵包含著一段千秋忠義故事。


大明最後一條硬漢!史家說:他死了,明朝才算真的亡了


王先生並不姓王,王先生墓是明末孤忠張煌言埋骨之地,他被後世與另兩位葬於西湖畔的英雄——岳飛、于謙,並稱為“西湖三傑”。

岳飛、于謙不用多作介紹,能與他們並稱,張煌言必定也非等閒之輩。

有些遺憾的是,無論是連結河朔,豪氣干雲欲直搗黃龍的岳飛,還是在北京力挫也先,雙手扶明光天下的于謙,這些實實在在的功績,都是張煌言所望塵莫及。

甚至於他來說,在張煌言生活的明末清初,取得一場真正軍事意義上的大勝幾乎都是種奢望。

這並不是張煌言能力問題,正相反,不管是政治才幹還是軍事能力,張煌言在他所處時代幾乎可稱完人。

後人多重張煌言氣節,而忽略他的能力,這有點不公平。

我以為,南明幾個重要人物:馬士英、史可法、何騰蛟乃至鄭成功,要論能力,都比不上張煌言。

能力

張煌言號蒼水,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出生於浙江寧波府鄞縣,以今天的史觀來說,他沒做過明朝的官,因為他在崇禎十五年(1642年)才考中舉人,朝廷還沒來得及給他施展的空間,甲申之變就已發生。

文官領兵是明朝傳統,張煌言考的是文舉,武備並不鬆弛,曾在考場上試射“三發皆中”,平日又留心時局,“慷慨好論兵事”,早已表現出軍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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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之變發生後,福王朱由菘在南京即位,張煌言投筆從戎,可還沒等到他上南京找到組織,擁兵百萬的弘光政權就滅亡了。

浙江大部還在控制之下,張煌言奉命從台州把魯王朱以海接到紹興出任監國。一臣不事二主,從此,張煌言一生都與朱以海和東南沿海捆綁到了一起。

魯監國政權的錢塘江防線很快就被清軍徵南大將軍博洛擊潰,朱以海朝廷出海逃亡。張煌言此時只是個翰林修撰,沒有機會給他表現。

1647年(永曆元年,順治四年),張煌言的能力開始得到表現,這時他已被魯王加授右僉都御史。當年他與張名振、沈廷揚等一起率水師開到崇明島,準備呼應反正的蘇松提督吳勝兆。

哪知船隊在海上遭遇風暴顛覆,張煌言輾轉逃出包圍來到浙東,就地招募義軍屯田拒守,山寨軍紀嚴明,深得民眾擁護。

看上去容易,這其實很難做到,不管是義軍還是明軍,搶掠都很普遍,整肅軍紀也就是軍隊思想政治工作,能認識並做到這點,張煌言已非常人。

順治八年,舟山之戰爆發,張煌言與張名振使出圍魏救趙之計,出兵吳淞逼迫清軍回救。他們打得順風順水,負責舟山留守的蕩北伯阮進卻出了岔子,舟山之役功敗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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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失守,朱以海失去了基地,只得投奔鄭成功。

鄭成功是抗清名將,但他也是個擁兵自重的軍閥,這點與左良玉、孫可望等人並無二致,他主要考慮的是自己的利益如何最大化。

鄭成功與張煌言之間保持著一種微妙的共存關係。張煌言、張名振等人忠於朱以海,一心想的是復國大業,鄭成功卻覬覦他們的兵力,想把他們收歸己用。

身處東南沿海的張煌言等人卻不得不依靠鄭成功,他有著最強大的水師,與鄭成功翻臉沒有好處。

但託庇於咄咄逼人的鄭成功,保持自己軍隊的獨立性也是很困難的。

這個尺度很微妙,一有不慎,要麼被吞併,要麼撕破臉。

這是玩政治,張煌言很好地把握了這個尺度,既保持了自己所部的獨立性,仍然忠於朱以海,又維持著和鄭成功的合作關係。

這一時期,張煌言還沒有獨自領兵,他與老戰友定西候張名振合作默契。二張部下兵力並不強大,只有不到兩萬人且偏居東南,但他們表現出的戰略眼光讓人歎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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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治十年,二張出兵圍困崇明長達八個月。

出兵崇明並非莽撞之舉,這是為了接下去的三入長江而作準備。

第二年,二張發起三入長江之役,一年內三次深入江南,最遠到達了南京郊外燕子塢,並在金山登岸,登上金山寺,朝東南方向遙祭明孝陵,題詩寄慨。

這是1645年多鐸攻取江南後,時隔近十年再次有明朝官員登上金山寺。

三入長江更大的意義在戰略上,它是為了一個三路同時發動的方案:孫可望在西南出兵東征;錢謙益招募的義軍在南京發動;張煌言、張名振從東南率兵入長江攻略江南。

這個方案正中清朝軟肋,因為順治這時正處於將領和兵力青黃不接的時候。

可惜,其他兩路都已萬事俱備,孫可望那一路最後放了鴿子,浪費了張煌言等一次又一次進入長江。

雖然計劃沒成功,但可以看出同時期兵力最雄厚的兩個南明將領:孫可望和鄭成功,政治能力和戰略素養都不如張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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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辱負重與鄭成功合作的意義在他北伐時體現出來,張煌言的隱忍與堅持,幾乎就要得到回報。

1658年起,張煌言與鄭成功會師,發起北伐,在次年進入長江,勢如破竹。

進軍過程中,張煌言多次進言要及早攻取南京,可惜鄭成功在南京城下又出現私心自用的老問題,導致功敗垂成。

這時張煌言被鄭成功派到蕪湖進行招撫工作,他很快收復了四府、三州、二十四縣,城池近三十座,神奇的是,這些幾乎沒經過什麼戰事,地方上大多是主動請降。

相比鄭成功在南京城下二十多天遲疑不進,高下立判。

鄭成功在南京失敗後退回海上,張煌言孤軍深入,退路已斷,處於極度危險境地。

面對清軍圍堵,他舍舟登陸,變服夜行,歷經千難萬險,繞道前行兩千餘里,才終於九死一生,回到東南沿海。

這是一出現實版的千里走單騎,智勇雙全之外,這份忠義更值得欽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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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失敗後,浙東抗清轉入低潮,清朝一統天下幾乎已成定局,鄭成功不久病死,張煌言空有能力,再無用武之地。

張煌言沒有取得更大成就,不是能力不夠,而是時勢使然。他在清朝和鄭成功的夾縫間生存,在雞蛋上跳舞,能堅持到最後實在已難能可貴。

明明在用人之際,有能力卻無處發揮,明末就是這樣一個尷尬的情況。無能者身居高位,馬士英、史可法、何騰蛟、馬吉翔等人都是代表;有才者空有志向無處報國,只能忍辱負重,張煌言、堵胤錫最為可惜。

張煌言生不逢時,未遇明主,侷限在東南一隅,沒有更大的平臺給他發揮,埋沒了才能。假設把他與史可法、何騰蛟等人換個位置,當能一展鴻浩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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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節

有能力並不就等於能成功,張煌言的堅持更值得敬佩,支撐張煌言20年的,是強大的精神力量。

從順治二年到康熙三年,張煌言領導海上抗清歷時16年。三度閩關,四入長江,二遭颶風覆舟,縱橫於鋒鏑之下,棲山蹈海,歷盡磨難。

為復明奔波的人不少,少有張煌言這樣文武雙全又堅持到底的孤忠。

把張煌言個人的堅持放大,他代表的是浙江這塊土地的人文傳統。

浙江是人文薈萃之地,有明一朝出了20個狀元,位居各省之冠,其中8人來自紹興地區,進士登科的人數則是恐怖的560人。

先哲強調忠君報國,張煌言又來自仕宦之家,如果不是戰亂,他本也該繼續學業衝擊進士,聖賢之書自然是讀得滾瓜爛熟的,他也曾自稱“將略原非所長,只以讀書知大義”。

忠君愛國的思想深刻影響浙江讀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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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士朱大典是有名的貪官,卻拒絕博洛多次勸降,率兵固守自己老家金華縣城,堅守20多天後城破,朱大典率闔門及賓客在火藥局殉國。

大儒劉宗周在杭州失陷後,絕食20天殉國而死。

崇禎朝右僉都御史祁彪佳拒絕清廷招攬,自沉湖中,以死明志。

來自紹興的張煌言以文天祥為偶像,從小耳濡目染,夙承先學,浙江人文傳統早已深入其心。

魯迅先生說過: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

張煌言卻說:國亡家亦亡,我固甘沈族。

家即是國,國即是家,國亡了,家也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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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4年(康熙三年)七月十七日,在叛徒出賣下,已遣散部下,隱居海島的張煌言終於被捕,被押解到杭州。

清廷派官員勸降,張煌言回應:不侫之所以百折不回者,上則欲匡扶宗社,下則欲保捍桑梓。

上則憂國,下則憂民,也就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路上,他寫下諸多詩篇,其中有一首《甲辰八月辭故里》:

國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頭有我師。日月雙懸於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慚將赤手分三席,敢為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車東浙路,怒濤豈必屬鴟夷。

九月七日,張煌言在杭州弼教坊就義,臨刑時,他拒絕跪而受戮,“坐而受刃”,時年僅四十五歲。此前三天,他的妻子和獨子已在鎮江被害。

南明十八年曆史,傑出的抗清人物很多,論成就,張煌言並不出眾,地位也不算顯赫。

史可法、李定國、鄭成功等人名氣或許更大,但都有各自的缺點,難稱完美。

唯有張煌言,將近二十年裡,他經歷的艱難險阻難以想象,卻始終舉措得當,處處以大局為重,兼具政治理想與戰略眼光,從能力到氣節幾乎無可挑剔,是近乎完人的存在。

如此人格魅力,歷史上也是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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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

大儒黃宗羲與張煌言是世交,他也曾出任朱以海左副都御史,但很快便潛歸鄉里,不再抗爭,這也是明清交際之時許多明朝士大夫的選擇,他們要麼隱入山林,要麼遁入空門,總之還是惜命的。

黃宗羲多次怒噴馬士英,把他罵為歷史上頭號奸臣。馬士英被清兵所執後不屈而死,黃宗羲卻到底還是妥了協。

張煌言遇害後,黃宗羲慚愧不已,他為張煌言寫下墓誌銘,其中寫道:

今公已為千載人物,比之文山,人皆信之。餘屈身養母,戔戔自附於晉之處士,未知後之人其許我否也。

張煌言被害後,友人捐金由他外甥朱相玉買出首級,遵照他生前遺願,葬於南屏山路荔枝峰下,實現了他與岳飛、于謙為鄰的夙願,後人稱他們為“西湖三傑”。

迫於形勢,張煌言入葬後只得諱稱為“王先生墓”,每逢佳日,仰慕張煌言的百姓及遊人常來澆酒致奠。

此後,張老相公廟和張老相公殿陸續建成,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清廷也對張煌言加諡“忠烈”,將其牌位入“祀忠義祠”,得享定期供祭。

張煌言代表著明朝士人最後的堅持,後人所著的《兵部左侍郎張公傳》裡這麼說:自丙戌至甲辰,蓋十九年矣,煌言死而明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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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張煌言並沒有死,邵廷采在他的《東南紀事》中說:

煌言固死而不死,不死而真有成也。

張煌言捨身成仁,精神不死。這來自於精神的力量,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浩然正氣,這股力量激盪長空,正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之精神所在。

清末章太炎是張煌言的鐵粉,240多年後,他重新排印被禁的《張蒼水集》並作序:

若公者,非獨超躍史、何諸將相,雖宋之文、李,猶愧之矣。

受張煌言與浙江人文精神影響,章太炎也是著名革命家,七次被通緝、三次入獄,經歷也多坎坷。常以張煌言的“西子湖頭有我師”自勵。日本侵華,章先生人生已近終點,臨終前他諄諄告誡家人:設有異族入主華夏,世世子孫毋食其官祿。

無疑,這也是受到張煌言的影響。章太炎去世後,也葬於南屏山下,與張煌言墓毗鄰,這也是他遺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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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有美景,更有西湖三傑:岳飛、于謙和張蒼水。

中華文明為什麼數千年延綿不絕?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在民族存亡的關鍵時刻,總有一批接一批的志士,肩負起民族救亡的歷史使命。

他們是真正的英雄!民族的脊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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