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項目籤3遍,復工復產像表演?

為了顯得熱鬧好看,一個項目簽約儀式搞3遍;為了上級滿意,復工復產率不顧實際,越高越好;為了表示重視,高調到企業搞現場辦公,事後卻啥都沒辦成……

半月談記者採訪發現,為了給疫情影響下的經濟紓困,有的地方實招不多,虛活不少,做一些自以為領導滿意卻讓企業失望的蠢事,不僅浪費財政資金,耗費基層幹部正常工作精力,更讓企業疲於應付,甚至誘導攀比心理,滋生不實之風,誤導各級政府決策。

表演式簽約:企業不去怕被“穿小鞋”

“半年前就完成簽約了,之後又參加的兩次集中籤約沒有實際價值,只是走個形式。”高某(化名)所在的大型公司在中部省份的一個開發區設立了子公司。據他介紹,在開發區的組織下,這個項目先是在大數據項目集中籤約儀式上籤了第二遍,一個星期後又在半導體項目集中籤約儀式上籤了第三遍。

集中籤約裡的形式主義套路,讓接受採訪的不少企業負責人頗感無奈:不去簽約,等於不給政府面子,怕被幹部“穿小鞋”;若去簽約,實在是費時費力。

“各地情況都差不多,企業上臺去籤個字,就可以閃人了,籤的協議簡單寬泛,沒有能落實的內容。我實在搞不懂這有什麼意義。”一個科技企業負責人說。

“一些項目名稱包裝上全球總部、全國基地等標籤,顯得高大上。但投資額是意向投資,雖然動輒幾十億元、上百億元,但水分不小,跟落地的實際投資有差距。”一位多次舉辦集中籤約儀式的開發區工作人員說。

新冠肺炎疫情以來,此類簽約現象愈演愈烈,不少地方爭相表現“發展成果”,集中籤約活動一波接著一波。有的城市上演了“簽約秀”,幾乎下轄每個區縣都要辦,短短半個月集中籤約近10場。有的項目明明已經簽約、開工了,卻又要再“演”一次。

“疫後有個怪現象,原來簽約過的項目又重新組織方案再籤一次,各個地方你追我趕,顯得一派欣欣向榮,但這是鼓舞士氣還是蠱惑人心?”西南某省一位內部人士表示,有的項目去年已經開工了,此次疫情復工復產後又簽約開工一次。不僅如此,有的項目省裡集中籤約後,縣市區還得簽約一次。

另一位基層工作人員所在的園區組織了13個招商小隊,園區領導為了宣傳造勢,要求每個小隊每年必須籤一次。“每次都要硬著頭皮麻煩企業,我也不好意思。有的企業不想參加,會委婉地說我們簽過一次了,還要再籤嗎?”她說,“但只要我們堅持,企業也不敢拒絕,畢竟還要繼續享受政府的優惠政策。”

如此簽約給企業造成困擾,還耗費了基層幹部的精力,浪費了財政資金。工作人員提前半個月進入密集準備狀態,聯繫各部門徵集項目,做簽約儀式方案,邀請領導和企業,光是討論會就要開幾場。一位幹部告訴半月談記者,有一次,區政府為了讓企業參加上級政府組織的簽約儀式,代價是負責企業代表吃住行等“一條龍”的花銷。

據一位經常為政府部門舉辦類似活動的人士介紹,一場活動需要花費十幾萬元至上百萬元不等,其中包括高檔酒店場地費、設備費、佈置費等等,“一場二十萬元的只是普通水平”。

表態說得好,就是沒行動

除了反覆簽約、虛假繁榮外,勞“企”傷財的形式主義現象還有不少。復工復產率“注水”,也是經濟發展中的形式主義。

東部某市一名市領導私下反映,疫情期間,企業復工復產率一開始報80%多,看到別的地方報90%多,自己排名靠後了,不得不多報,後來報了99%。“正常時期的復工復產率也達不到這麼多,為了不受批評,只能如此了。”

數據注水之下,有的企業從數據上看復工了,但是訂單量不足,只得假復工,因為沒有訂單,越生產越虧損。這些虛假的繁榮,也可能對上級政府決策產生誤導。

走訪中,半月談記者看到一些地方在落實上級政策時,“嚴格”履行了各項程序,做足了表面文章,看似完成了任務,但由於不接地氣,與基層實際需求脫節,往往淪為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

“幹部來了,但來了就了了。”這是一些企業反映的幹部調研套路:對企業反映的問題,表面上積極響應,實際上沒人解決。

大別山區一家科技企業是當地的明星企業。“省市縣各級領導幹部經常來調研,我們的接待任務很重。”企業負責人說,每次領導都會傾聽企業面臨的實際困難,但大都是空泛表態。“有一次,我向市領導反映30萬元補貼未到位情況,他給科技局局長說一定要把補貼給到位,但後來由於幾個部門協調不暢,補貼還是沒拿到。”

融資難也是企業遇到的鬧心事。有的地方舉行各類銀企對接會、座談會,但往往是口號喊得響,表態說得好,就是沒行動。“各級政府出臺了鼓勵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政策。”一位企業董事長說,他和政府部門、銀行反覆溝通融資的事情,跑了不知多少趟,見了不知多少幹部,但好政策仍是看得見、摸不著。

考核應調整,問責須跟進

走訪中,業內專家和企業負責人表示,反覆簽約、復工注水背後是形式主義在作祟,一些領導幹部為的不是企業,而是個人的面子和短期政績,最終導致涉及的企業“勞心費神”,難題越積越多,涉及的政府部門在攀比心理之下,吹大經濟泡沫,誤導上級政府決策。

基層一些幹部還反映,部分地方製造假簽約、假復工,也是被上級部門不切實際的指標考核和亂問責逼出來的。有的地方不顧實際情況,給下級部門下達招商引資指標,完不成就問責;有的在疫情期間片面追求復工率,進行排名,而沒有考慮不同類型企業的實際供需情況;有的上級部門下達的項目資金與基層需求脫節,只注重考察是否專款專用和是否符合程序,而不注重實際投入效果……

一位農業科技企業負責人呼籲,政府部門制定和執行政策時,應少些以我為主,多些換位思考,充分徵求涉及行業企業意見,將實際效果作為政策執行好壞的衡量標準。

同時,要發揮多渠道監督作用,對明顯存在政績作假的黨政機關加大依規依紀問責力度,起到震懾作用。西南財經大學西財智庫副研究員易鑫說,上級政府部門應以反覆簽約為例,對各地公佈的簽約項目,督促在規定時間規定流程內保質保量落地,對不能落地、延遲落地的要說明情況,對反覆簽約、弄虛作假的要嚴肅查處。(刊於《半月談》202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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