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堅範
從《李約瑟研究著譯書系》出版座談會回來之後，思緒萬千，心情久久不能平靜。
1972年夏天，我陪亞非作協的一些外賓在北戴河度假。恰巧，應中國科學院的邀請來中國訪問的李約瑟博士偕夫人李大斐女士及助手魯桂珍博士，也在北戴河避暑，且我們在同一個外賓浴場，所以每天下午，我有機會瞻仰這位世紀偉人的風采。除了游泳之外，更多的是看到他穿泳褲在西斜的太陽下沿著海邊散步。每次散步時，總是與魯桂珍博士邊走邊聊，聊的那麼投入，那麼專注，好像是在切磋著中國科技史上的某個問題。他的夫人李大斐女士總是默默地尾隨在後，相隔三五米。此情此景，至今歷歷在目。
這一記憶之所以如此深深的印在腦海中，也許是因為這一幅兩前一後的三人行的圖像恰巧說明了魯桂珍博士以及她所代表的中國文化在李約瑟一生中所佔據的重要位置。
早在1931年，李約瑟就出版了凝聚著十年研究心血的三卷本的鉅著《化學胚胎學》，享譽國際，奠定了“胚胎生物化學之父”的地位。10年之後，又出版了另一本重要著作《生物化學與形態發生》，此書被譽為“自達爾文以來生物學上一部真正劃時代的名著”。這樣一位在生物化學上不斷攀登高峰、功成名就的專家，為什麼到了中年戲劇性地移情別戀，轉向對中國科技史的研究？紅娘就是魯桂珍。1937年，魯桂珍與其他兩位中國學生來到劍橋生化實驗室深造。這三位學生，特別是對中國科學史較為熟悉的魯桂珍使李約瑟迷戀上了中國和中國文化，“發生了信仰的皈依”，從此一發不可收拾，沉醉於中國古代文明之中。後來魯桂珍在多種領域與李約瑟合作研究，長期擔任該項目的總協調員，可以說為《中國科技史》的撰寫工作，為李約瑟奉獻了一生。李大斐女士本身也是一位傑出的生化學家，兩人不但敬如賓，舉案齊眉，是李約瑟事業的一個積極的、堅定的、不聲不響的支持者。1987年，李大斐不幸逝世。兩年之後，89歲的李約瑟與85歲的魯桂珍結成伉儷。兩位年邁老耄之人的這一舉措，令外人大吃一驚。但李約瑟說得好，他的“信條是‘再晚也比沒有強’”；還說：“再沒有比娶中國人為妻，更能說明我對中國文化的愛戀了。”誠如李約瑟的另一位華人合作者，現任李約瑟研究所所長的何丙鬱先生所說：“魯桂珍對中國科技史的最大貢獻就是引出了一個李約瑟。假如她沒有在1937年去英國，恐怕在科學史界上不會有一個李約瑟。而僅在生物化學界中有一個Joseph Needham。”
李約瑟和魯桂珍的奇緣，恰巧指證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中西文化交流之所以能在李約瑟身上開出如此碩大而豔麗的花朵，那是與李約瑟的自身條件分不開的。愛因斯坦悼念居里夫人的演講中有這樣一段話：“在像居里夫人這樣一位崇高人物結束她一生的時候，不要僅僅滿足於回憶她的工作成果對人類已經作出的貢獻。第一流人物對於時代和歷史進程的意義，在其道德品質方面，也許比單純的才智成就方面還要大……她的堅硬、她的意志純潔，她的律已之嚴重，她的客觀、她的公正不阿的判斷……所有這一切都難得地集中在一個人身上……一旦她認識到某一條道路是正確的，她就毫不妥協地並且極端頑強地堅持走下去。”用今天時行的話來說，愛因斯坦在強調情商的重要性。1990年李約瑟在日本接受第一屆福岡亞洲文化獎特別獎時說：“回顧我的一生，我覺得我的事業很大程度上受益於給我人生帶來很大影響的W.F.桑得森這位昂德爾公學校長和他對我的忠告 ----‘要以廣闊的視野思考問題’和‘要找到激勵自己去執著追求的東西。’”桑德森不愧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
“要以廣闊的視野思考問題”，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思想。就在李約瑟出生的前一年1899年，英國詩人吉卜林發表詩歌《白種人的擔子》，道出了西方世界的心聲：對野蠻的東方世界的教化是白種人義不容辭的“擔子”。此詩一出，殖民主義者大加喝彩，接著吉卜林又在1900年的《東西方之歌》中寫道：“東方是東方，西方是西方，兩者永不相遇。”李約瑟正是在歐洲中心主義大行其道時渡過他的青少年時代的，但他能衝破歐洲中心主義藩籬，以“廣闊的視野”擁抱中華文化，實屬難能可貴。他喜歡把自己比為“橋樑建設者”，他確在東西方文化之間架起了一道牢不可破的橋樑，“還給中國科技一個公道”。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高度讚揚李約瑟的貢獻“是比外交承認還要高出一籌的西方人的‘承認舉動’”。
二十一世紀的曙光已經在地平線上出現。這是一個希望和挑戰並存的世紀。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知識創新，依靠的是人的思維創新。培養一大批具有敢想敢幹、標新立異和勇為人先精神的人，桑德森校長的兩點思想不無現實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