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蘭芳7歲開始學戲，到17歲時(1911年),在北京榮獲菊榜的“探花”頭銜，遂嶄露頭角。他漸漸引起了京城文化人和大學生的關注,並結識了齊如山、羅癭公、馮幼偉等,梅宅的“綴玉軒”成了他與文化界朋友談論文史、切磋演藝的所在。胡適早年在上海求學，後去美國留學，1917年才回國，從1917年至1926年，他在北京任北京大學教授。梅蘭芳與胡適相識應該在1917年之後。
據齊如山晚年回憶: “我與適之先生，相交五十多年。在民國初年，他常到舍下，且偶與梅蘭芳同吃便飯，暢談一切。”(《挽胡適之先生》)另據《胡適日記》記載:“1928年12月16日,梅蘭芳來談，三年不見他，稍見老了。”據此可知梅蘭芳與胡適的結識最遲當在1925年之前。胡適與梅相識後，很快也成了綴玉軒中的常客。
胡適憑著他的淵博學識和社會聲譽對梅蘭芳的演藝事業給予了有力的幫助。特別是在1930年梅蘭芳赴美國訪問演出這一關鍵事件上,胡適起了別人不能替代的作用。胡適從1910年赴美留學，先後在康奈爾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學文學和哲學，在美七年，對美國的社會、文化和風土人情十分熟悉。回國後，1925年胡適又被聘為“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中方委員。這次梅蘭芳要去美國演出,必然有許多問題要諮詢於胡適,有許多事情要求助於胡適。胡適是1926年7月離開北京的,曾去英國、美國,1927年4月回國，後在上海光華大學當教授。上面曾引述1928年12月的胡適日記，此時胡適正在上海，日記中只寫“梅蘭芳來談”，具體的內容沒有涉及。此時正是梅蘭芳緊張籌備赴美演出的關鍵時刻，這次是特地從北京到上海來的，談的內容不外是諮詢和商議赴美演出的種種事宜。
胡適對梅蘭芳出訪美國確實給予了很多的幫助。首先，出面邀請梅蘭芳赴美演出的就是由胡適、張伯苓、杜威等中美學者發起組織的“華美協進社”。正因為有了它出面邀請，梅氏訪美才得以成行。這次訪美的籌備工作，大部分在北京進行，具體的策劃和組織者是齊如山，但擔任總導演、總顧問的張彭春很可能是胡適推薦的。因為胡適和張彭春是留美時的同學，同為杜威的弟子。
胡適雖然在上海，但梅蘭芳通過專程到滬親自拜訪，或通信，向胡適瞭解美國的風土人情，觀眾的愛好和欣賞習慣、美國劇院的狀況等，胡適總是給以詳盡的介紹，大至整個出訪的演出策略，小至演出劇目的安排、角色的搭配等，胡適都積極地為之出謀劃策。比如梅請胡適替他選定哪幾出戏可在美國演唱，哪幾出戏不適宜在美國演唱。胡適後來曾談到: “他(梅蘭芳)每晚很賣氣力的唱兩出戏，招待我們幾個人去聽，給他選戲。那時一連看了好多夜。梅蘭芳卸妝之後，很謙虛，也很可愛。”梅蘭芳還寫信給胡適，請他用英文翻譯《太真外傳》的說明書等。
為了支援和宣傳梅蘭芳出訪演出，胡適還專門寫了一篇《梅蘭芳和中國戲劇》的文章，收入舊金山歐內斯.K.莫編纂的《梅蘭芳太平洋沿岸演出》英文專集。胡適在文章中寫道:“梅蘭芳先生是一位受過中國舊劇最徹底訓練的藝術家。在他眾多的劇目中，戲劇研究者發現前三、四個世紀的中國戲劇史由一種非凡的藝術才能給呈現在面前，連那些最嚴厲的、持非正統觀的評論家也對這種藝術才能讚歎不已而心悅誠服。”談到《木蘭從軍》、《千金一笑》等新作,胡適說:“梅蘭芳先生這些新劇是個寶庫，其中舊劇的許多技藝給保存了下來，許多舊劇題材經過了改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的一些新劇會使研究戲劇發展的人士感到興趣。”
1930年1月18日，梅蘭芳率梅劇團一行21人，從上海乘英國“加拿大皇后號”輪船,開始赴美的行程。上海各界名流盛情歡送，胡適親往碼頭，並登船為梅蘭芳送行。
對胡適的鼎力相助，梅蘭芳深為感激。他在赴美途中，致信胡適:“適之先生:在上海，許多事情蒙您指教，心上非常感激！瀕行，又勞您親自到船上來送,更加使我慚感俱深！海上很平穩，今天午後三時，安抵神戶了，當即換乘火車赴東京，大約二十三，由橫濱上船直放美洲了。曉得您一定關懷，所以略此奉聞，並謝謝您的厚意！”
梅蘭芳訪美演出引起很大轟動，獲得極大成功。因胡適的關係，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公會專誠舉行茶話會歡迎梅蘭芳，胡適的老師杜威宴請了梅蘭芳。梅蘭芳在美國還破天荒地榮獲了博士的頭銜。梅蘭芳載譽返回上海後，在第一時間親自登門拜謝了胡適，胡適的學生羅爾綱曾詳細記述了“梅博士拜謝胡博士”的情形: “7月的一天，下午2時後，突然聽到一陣樓梯急跑聲，我正在驚疑間，胡思杜(胡適之公子)跑入我房間來叫: ‘先生，快下樓，梅蘭芳來了！’他把我拉下了樓，胡思猷、程法正、胡祖望、廚子、女傭都已擠在客廳後房窺望。思杜立即要廚子把他高高托起來張望。我也站在人堆裡去望。只見梅蘭芳畢恭畢敬，胡適笑容滿面，賓主正在樂融融地交談著……梅蘭芳的到來，給這個親朋斷絕的蝸居家庭帶來了一陣歡樂。”梅蘭芳向胡適介紹了這次在美國訪演的種種情況，還談到之後想去歐洲的計劃。胡適建議他請張彭春順路往歐洲去一趟，作一個通盤的計劃，然後決定。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陳獨秀、胡適、魯迅等對舊劇均持批判、改良的觀點。後來魯迅曾多次撰文批評梅蘭芳，但是胡適自與梅蘭芳接觸後，發現梅正在做著改良的工作，所以對梅持肯定態度。當他的學生傅斯年撰文對梅蘭芳的新劇給予肯定時，胡適即表示贊同，他在《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一文中說: 傅斯年君“把我想要說的話都說了，而且說的非常痛快”。胡適還說過: “梅蘭芳是需要的！小叫天是需要的！電影明星黎明暉也是需要的！”而1929～1930年間所寫的《梅蘭芳和中國戲劇》，則更趨理性，對中國戲劇的評價更加公允，對梅蘭芳的改良工作也有了更多的期許。1930年8月，胡適見著剛從美國哈佛大學回來的朋友吳經熊，吳說:“美國只知道中國有三個人:蔣介石、宋子文、胡適之是也。”胡適笑笑說:“還有一個人，梅蘭芳。”梅蘭芳對胡適一直十分尊敬，並懷著深厚的情誼。1932年後，梅蘭芳旅居上海，其時胡適已復任北大教授。胡適每次到上海，梅蘭芳總要前往拜訪，或熱情宴請。1936年7月,胡適赴美國參加太平洋國際學會的年會，那天深夜2時在上海登船，梅蘭芳不在上海,但得訊後特地趕回上海來為胡適送行。這使胡適非常感動，他在日記裡寫道: “今晨兩點上船。送行者梅畹華特地趕來，最可感謝。”
1938年，胡適出使美國，一去八年。其後梅蘭芳與胡適交往日稀。1949年4月胡適去了美國，後又去到臺灣，梅、胡二人更是天各一方了。1961年8月8日梅蘭芳在北京病逝, 在臺灣的胡適從日本電訊中聞此噩耗，他回想起往日的情誼，不禁唏噓感嘆不已。
梅蘭芳之所以能成為一代大師，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乃是在梅蘭芳背後, 有一批文化人對他的扶助和支撐。無疑，胡適就是這批文化人中重要的一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