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馬克思、恩格斯關於“專政”的話語，關於“公社”、“巴黎公社”的話語，關於“自由”的話語，來源於法蘭西民族，也是法蘭西的民族性話語。這說明，用某個民族的話語或者說用民族性話語來表達無產階級運動的近期目標和最終社會理想，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更確切些說，是馬克思主義的精神。這種精神的內涵是：從具有革命性和歷史進步性的民族的話語中發現科學的、正確的話語，用以支撐和構建自己的理論體系，形成自己理論體系中的閃光點，並在實踐中指導無產階級的運動。馬克思、恩格斯的話語還具有大眾性的特點。他們話語的上述特點，在當前具有思想啟示的意義。
馬克思、恩格斯的學說是國際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是國際無產階級爭自由、求解放的思想武器，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馬克思、恩格斯的話語具有民族性、大眾性的特點，則是人們以往很少關注和闡述的。本文就此略述管見，並論述它對於學習和掌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啟示意義。
一、馬克思、恩格斯的話語具有民族性的特點
馬克思、恩格斯在著述過程中，在指明無產階級運動的目標或者理想社會時，往往運用相關的民族性話語或者概念。
馬克思、恩格斯關於“專政”的話語來源於法蘭西民族，屬於法蘭西的民族性話語。1848年歐洲革命失敗後，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中總結革命的經驗時提出了“工人階級專政”的口號。1852年馬克思在致友人的信中進一步提出：在我之前，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已經發現人類社會有階級鬥爭，我的新貢獻在於認識到當代社會的階級鬥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而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使命是使人類社會走向無階級的社會。1875年馬克思在批評“哥達綱領”在國家問題上的錯誤觀點時提出：從資本主義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以上闡述的，是馬克思、恩格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在這個理論裡，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運動的近期目標(在此目標之後，才有可能進入共產主義理想社會)。需要指出的是，關於“專政”的概念或者說話語，來源於法蘭西民族，屬於法蘭西的民族性話語。
在法蘭西人生活的這塊土地上，把歷史向前推，在公元前509年至公元前27年之間，是羅馬共和國。這個時期的共和國為了避免權力被濫用，設置兩位執政官，規定只有兩位執政官的意見一致時他們才能行使國家權力。當兩位執政官由於意見不一致而不能行使權力的時候，特別是當國家面臨戰爭威脅的時候，則需要有另外一種權力來應付危險局面。執行這種權力的職務產生了，被稱為“專政官”，它的任期是半年。這時就出現了“專政”的概念或話語。在法國大革命過程中，1793年6月雅各賓派上臺執政，面對十分危急的國內外形勢，實施了“革命專政”。在經濟上，他們頒佈了嚴禁囤積居奇的法令、糧食飼料限價的法令、建立供應委員會的法令、在巴黎實施麵包配給制的法令等，形成了以行政手段管理經濟的體制。在政治上，他們頒佈了體現恐怖政策的重要法令即嫌疑犯法令，規定一切嫌疑犯均要逮捕，嫌疑犯名單由各地革命委員會提出；宣佈法國的臨時政府為“革命政府”，由救國委員會監督所有的行政部門、各部部長和將領，形成了以救國委員會為中心的集權政治體制。他們改組“革命法庭”，在巴黎和各地設立斷頭臺，對反對革命政權的勢力進行鎮壓和消滅。這個時期的政權在當時即被人們稱為“雅各賓專政”或“雅各賓革命專政”。如雅各賓專政結束幾年後出現的革命家弗·諾·巴貝夫在論及雅各賓派的人物以及他們的作為時說：“現在，我確信，這些人比全部革命者的總和都更有價值，他們的革命專政政府是極好的計劃。”[1]這裡他明確地稱雅各賓政府是“革命專政”的政府。後來的法國曆史學家亞·馬迪厄(1874-1932年)在《法國革命史》中寫道：在法國革命的開始階段，大多數人沒有預見到實施“專政”的必要性，“唯具有政治頭腦的馬拉(雅各賓派的人物——本文作者注)自始即認定須在專政形式之下組織革命政權”[2]；在革命的進程中，特別是到雅各賓專政時期，許多原來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的革命家都成為可疑分子而受到鎮壓，“革命派不久便限於一個狂熱、警惕而有活力的少數派。總之，唯有這個少數才需要有專政和暴力。但是這個雅各賓少數派卻能以他們自願要去保衛及救護的祖國大義來辯護他們的行動。”[3]在法國大革命的後期，產生了一位空想共產主義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即上文提到的弗·諾·巴貝夫。他建立“平等派”組織，聚集力量，準備武裝起義，力圖奪取政權，建立共產主義社會。他明確地提出了必須建立“革命專政”的思想[4]。法蘭西民族以往關於“專政”、“革命專政”的實踐和話語，作為人類思想史上的重要成果為以後革命理論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思想材料，特別是巴貝夫“革命專政”的思想為馬克思主義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思想材料，這已經是相關學術界的共識。可以認定，馬克思主義關於“專政”的話語來源於法蘭西民族，屬於法蘭西的民族性話語。
馬克思、恩格斯關於“公社”、“巴黎公社”的話語也來源於法蘭西民族，也屬於法蘭西的民族性話語。如果說在馬克思、恩格斯理論體系裡，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在鬥爭中必須爭取的近期目標的話，那麼“公社”、“巴黎公社”則是這個近期目標的具體的樣式，或者說它具體地、形象地反映了無產階級鬥爭的近期目標。如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指出：“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於：它實質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生產者階級同佔有者階級鬥爭的產物，是終於發現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5]恩格斯在該著作1891年導言中提出：“近來，社會民主黨的庸人們又是一聽到無產階級專政這個詞就嚇出一身冷汗。好吧，先生們，你們想知道無產階級專政是什麼樣子嗎?請看巴黎公社。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6]在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上，巴黎公社是無產階級掌握政權並從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是無產階級政府或無產階級專政，是這個階級展開鬥爭必須爭取的近期目標。然而，從馬克思、恩格斯話語的背景看，關於“公社”、“巴黎公社”的話語來源於法蘭西民族。
在法蘭西民族，自中世紀以來，一些城鎮擁有自治權，史稱為“公社”。“公社”，表示擁有自治權的地方。1789年法國大革命發生後，巴黎人民繼承歷史傳統，建立了巴黎公社。據有關資料記載，這次革命中的巴黎公社成立於1792年8月10日，即建立於雅各賓派掌握政權以前。它是革命進程中激進革命派掌握權力和推進革命的機構。當時在雅各賓俱樂部內部，存在著吉倫特派和山嶽派(即後來的雅各賓派)之間的紛爭。爭論的焦點之一，是如何看待巴黎公社的作用。吉倫特派強調巴黎公社是地方性政權，干預全國事務是越權行為，甚至誣衊公社有侵吞公款的違法現象。他們極力要求改組巴黎公社，力圖削弱公社領導機構中的激進革命派。可是當年11月進行改選時仍然是山嶽派在公社領導機構中佔多數。當年10月1日巴黎公社派代表來到“國民公會”，要求審判前國王路易十六。吉倫特派反對處死路易十六，山嶽派則要求處死路易十六。由於巴黎公社領導人和山嶽派的堅持，路易十六於1793年1月21日被送上斷頭臺。在革命進程中，巴黎公社與雅各賓派相互支持，共同戰鬥。1794年7月27日雅各賓派領導人被捕後，巴黎公社曾將他們營救出來。可是由於公社力量有限，當晚國民公會武裝力量再次將雅各賓派領導人以及巴黎公社領導人逮捕。次日將他們送上了斷頭臺。1871年3月18日，巴黎人民舉行武裝起義，建立巴黎公社政權。這是人類歷史上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一次偉大嘗試。法蘭西民族建立公社的英勇壯舉，為馬克思、恩格斯總結他們的經驗從而推動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創造了條件。無可置疑的是，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關於“公社”、“巴黎公社”的詞語和話語源於法蘭西民族，屬於他們的民族性話語。
馬克思、恩格斯關於“自由”的話語也來源於法蘭西民族，也是法蘭西的民族性話語，至少在18-19世紀它是法蘭西的民族性話語。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無產階級運動的最終目標是建立共產主義社會。在共產主義社會，每個人是真正自由的人。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說，在存在著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被推翻之後，新建立的社會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這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即由於每個人都可以“自由”發展，所以一切人都可以“自由”發展。這是他們對共產主義社會“自由”狀況的經典說明。恩格斯1880年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提出：當社會佔有了生產資料時，商品生產將被消除，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人與人之間的生存鬥爭停止了；於是人在一定意義上最終脫離了動物界，從動物的生存條件進入真正人的生存條件；人類第一次成為自然界的自覺的和真正的主人，因為他們已經成為自身的社會結合的主人了；“這是人類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的飛躍”。他還說：“隨著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的消失，國家的政治權威也將消失。人終於成為自己的社會結合的主人，從而也就成為自然界的主人，成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7]人成為自然界的主人，成為社會的主人，才是所謂自由的人；共產主義社會里人的自由的狀況就是如此。需要指出的是，馬克思、恩格斯關於“自由”的話語，來源於法蘭西民族。
法蘭西民族曾經以“自由”的口號及思想推動了自己的歷史和世界的歷史。在18世紀啟蒙運動中，“自由”是最響亮的口號之一。伏爾泰曾說：“本身自由，周圍的人與自己平等——這才是真正的生活，人們的自然生活。”[8]盧梭提出：“人是生而自由的，可是現在他卻處處帶著鐐銬。”[9]在伏爾泰、盧梭等啟蒙學者思想的影響和推動下，爆發了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的資產階級革命。革命勝利後誕生的《人權宣言》的第一條宣佈：在權利方面，人們生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的。第四條進一步解釋：自由就是指有權從事一切無害於他人的行為。因此，個人的自然權利的行使只以保證社會上其他成員能享有同樣權利為限制。此等限制僅得由法律規定之。意思是說，個人的自由與法律對人的權利的規定是相輔相成的。這個時期產生的法國國歌即《馬賽曲》裡有這樣的歌詞：“不自由，毋寧死”。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自由”固然與法國啟蒙學者所說的“自由”以及法國《人權宣言》中所宣佈的“自由”有著本質的不同，但是從詞語和話語上看，前者、後者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繫。或者說，後人借用了前人的詞語或話語作為表達自己思想的方式。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的開頭寫道：“現代社會主義，就其內容來說，首先是對現代社會中普遍存在的有財產者和無財產者之間、資本家和僱傭工人之間的階級對立以及生產中普遍存在的無政府狀態這兩個方面進行考察的結果。但是，就其理論形式來說，它起初表現為18世紀法國偉大的啟蒙學者們所提出的各種原則的進一步的、似乎更徹底的發展。”[10]實際上恩格斯這裡已經指明瞭自己的理論同法國啟蒙學者思想之間的聯繫。由此可以認定，馬克思主義關於“自由”的話語也來源於法蘭西民族，也是法蘭西的民族性話語。
綜上所述，馬克思、恩格斯在指明無產階級運動的近期目標和最終社會理想時，使用了“專政”、“革命專政”、“公社”、“巴黎公社”、“自由”等概念和話語。這些話語屬於法蘭西的民族性話語。
這樣看來，用某個民族的話語或者說民族性話語來表達無產階級運動的近期目標和最終社會理想，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更確切地說，是馬克思主義的精神。這種精神的內涵是：從具有革命性和歷史進步性的民族的話語中發現科學的、正確的話語，支撐和構建自己的理論體系，形成自己理論體系中的閃光點；用自己的理論體系特別是用其中的閃光點來指導無產階級的運動，照亮人類前進的航程。
二、馬克思、恩格斯的話語具有大眾性的特點
所謂馬克思、恩格斯的話語具有“大眾性”的特點，即他們使用大眾化的話語或概念，來表達無產階級運動的目的或理想。
馬克思、恩格斯關於“解放”的話語或者說“無產階級解放”、“工人階級的解放”、“經濟解放”、“勞動的解放”，無疑屬於大眾性的話語。恩格斯1847年在《共產主義原理》的開篇中提出，什麼是共產主義?他回答說，共產主義是關於“無產階級解放條件”的學說。這裡他使用了無產階級“解放”的話語。馬克思1871年在《國際工人協會共同章程》中反覆地使用了“工人階級的解放”、“工人階級的經濟解放”等話語。如工人階級的“解放”應該由工人階級自己去爭取；工人階級的“經濟解放”是一項偉大的目標；“勞動的解放”既不是一個地方的問題，也不是一個國家的問題，它的解決有賴於最先進各國在實踐上和理論上的合作；國際工人協會設立的目的，是要成為追求共同目標即追求工人階級的保護、發展和徹底“解放”的各國工人團體進行聯絡和合作的中心。同年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提出，巴黎公社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終於發現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恩格斯1880年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提出，完成“解放”世界的事業，是現代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1883年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中說，馬克思是一個革命家，他畢身的真正使命，是參加現代無產階級的“解放”事業，正是他第一次使現代無產階級意識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識到自身“解放”的條件。
然而，“解放”在當時是一個大眾性的話語。如前所述，馬克思在《國際工人協會共同章程》中反覆地提出“工人階級的解放”、“經濟解放”、“勞動的解放”、“徹底的解放”等話語。眾所周知，國際工人協會是當時各種社會主義流派聯合在一起的工人群眾組織。除馬克思、恩格斯為代表的科學社會主義運動外，蒲魯東主義者、巴枯寧主義者、工聯主義者等都參加了這一國際組織。或者說，歐洲各個國家的工人群眾都參加了這一國際組織。這個事實說明，《國際工人協會共同章程》中提出的關於“解放”的一系列話語，其他各個社會主義流派都是贊成的，歐洲各國的工人群眾都是贊成的。由此可看出“解放”的話語具有大眾性的特點。
布朗基主義是19世紀中期活躍於法國政治舞臺的一個革命派別。他們主張依靠少數革命家的密謀活動發動暴力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建立少數人的革命專政，立即實現共產主義。該派別的領導人路易·奧·布朗基的思想體系裡包含著豐富的教育思想即對工人群眾進行文化教育的思想。他有一句名言：“解放人的工具不是手臂而是腦袋，而腦袋只有經過教育才能有活力。”[11]這裡，他提出了“解放”的話語，並且這個話語作為一句名言，在他的組織裡是人人知曉和加以傳誦的。拉薩爾主義是19世紀中期德國工人運動中的一個派別。他們的理論信條是：廢除“鐵的工資規律”，爭取普選權，使普魯士國家變為“自由的人民國家”，由國家幫助建立生產合作社，使工人階級獲得解放。該派別的領導人拉薩爾1863年擬定了一個宣言稿，宣揚如何爭取工人階級的解放。同時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說：“最可笑的，我在宣言中所說的，沒有一點不是極其保守的。這是一個保守透頂的、合法的而且和平的解放工人的方式。”[12]這裡他提出了“解放”工人的話語。拉薩爾逝世後，他的門徒繼續堅持他的觀點。1875年德國工人運動中的兩派合併時，合併的綱領即《哥達綱領》中有這樣的話語：勞動的“解放”應當是工人階級的事情，對工人階級說來，其他一切階級只是反動的一幫。馬克思批判說，這句話的前部分是抄襲了國際工人協會章程中的句子，後部分說其他一切階級只是反動的一幫屬於錯誤的言論。巴枯寧主義是19世紀中期活躍於西歐和南歐的一個無政府主義派別。他們主張通過全民暴動，一天之內消滅國家和政府，實現無政府狀態，實現每個人的絕對自由。在經濟改造方面，他們把廢除繼承權看作是“解放勞動的一個必要條件”，放在經濟措施的第一位[13]。這裡，他們提出了“解放”勞動的話語。
本文援引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派別及其代表者關於“解放”的話語，目的不在於批評他們觀點的錯誤，也不在於肯定他們的話語。目的只在於說明“解放”的話語在當時是一個大眾性的話語，是一個各種社會主義派別的領導人和普通群眾都認可和傳誦的話語。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恩格斯經常使用這一話語，體現出他們學說的精神：一是他們的學說及用語來源於工人群眾的話語之中，二是他們的話語反過來對於工人群眾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需要指出的是，作為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恩格斯曾多次指明，馬克思、恩格斯的學說以及反映他們學說的那些著作(包括其中的重要話語)越來越受到歐美各國的工人群眾的歡迎，或者說歐美工人群眾在迅速地傳播他們的著作及其思想的過程中促進了他們的著作、話語及思想的大眾性。1888年，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指出，《共產黨宣言》作為他和馬克思的名著以及作為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綱領發表時，爆發了1848年歐洲革命。它的原理經受了革命的檢驗。這次革命失敗後特別是經過“科隆共產黨人案件”後，共產主義者同盟宣佈解散，《共產黨宣言》似乎註定從此要“被人遺忘了”。1864年建立了國際工人協會，他們的《共產黨宣言》及其原理得到了廣泛的傳播。這樣，《共產黨宣言》本身又重新走上了前臺。他得出結論：“因此，《共產黨宣言》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著現代工人階級運動的歷史；現在，它無疑是全部社會主義文獻中傳播最廣泛和最具有國際性的著作，是從西伯利亞到加利福尼亞的千百萬工人公認的共同綱領。”[14]既然是千百萬工人的共同綱領，那麼可以說它是一個大眾性的綱領或者被大眾所認同的綱領。這裡，恩格斯無疑是指明瞭《共產黨宣言》以及基本話語和基本原理的大眾性。1892年，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1892年波蘭文版序言中再次提出：“近來《宣言》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測量歐洲大陸大工業發展的一種尺度。某一國家大工業越發展，該國工人想要弄清他們作為工人階級在有產階級面前所處地位的願望也就越強烈，工人中間的社會主義運動也就越擴大，對《共產黨宣言》的需求也就越增長。這樣根據《共產黨宣言》用某國文字發行的份數，不僅可以相當準確地判斷該國工人運動的狀況，而且可以相當準確地判斷該國大工業發展的程度。”[15]在恩格斯的思想上，某國《共產黨宣言》發行的份數同該國工人的人數以及同大工業發展的程度成正比例。這無疑是說工人們都在閱讀《共產黨宣言》，否則不可以將《共產黨宣言》發行的份數同大工業發展的程度相提並論。既然全體工人都在閱讀《共產黨宣言》，則可以說這部著作及其基本話語和基本原理在當時實現了大眾性。
還需要指出的是，作為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列寧在推進蘇俄經濟政治建設的進程中總是從工農群眾的大眾性話語中發現和選用適合的話語，用以說明無產階級實踐的目標或理想。十月革命勝利初期，俄共(布)和蘇維埃政權組織工人群眾在企業包括在私人企業展開了“計算和監督”的措施。所謂“計算和監督”，指在不改變企業私人資本主義性質的前提下，由企業內的工人團體或工人組織對企業的生產和分配過程進行監督，對企業的賬目進行計算，從而達到對資本家的經營活動有一定製約的目的。但它是“非剝奪剝奪者”的措施，即不剝奪資本家財產的措施。當時，蘇俄的工人群眾衷心擁護和積極參與這項活動，全國所有的企業都展開了計算和監督的措施。“計算和監督”已經成為全體工人群眾新生活的基本內容，成為他們的口號和互為傳誦的話語，或者說已經成為一個大眾性的話語。列寧高度地肯定這個大眾性的話語，視其為無產階級需要努力實現的目標和理想。他指出，“群眾生氣勃勃的創造力正是新的社會生活的基本因素。讓工人著手在自己的工廠建立工人監督吧，讓他們用工業品來供應農村，換取糧食吧。每一件產品、每一俄磅糧食都應當計算到，因為社會主義首先就是計算。”“生氣勃勃的創造性的社會主義是由人民群眾自己創立的。”[16]他還說：“用加工工業的產品交換糧食，對生產實行嚴格的監督和計算，這就是社會主義的開端。”[17]這裡列寧說社會主義首先就是計算，監督和計算是社會主義的開端，是一種誇張性的、激勵性的說法，因為計算和監督實際上是“非剝奪剝奪者”性質的措施，它區別於社會主義性質的措施。只是由於它是全體工人所擁護和參與的措施，是他們新生活的基本內容和從他們中間產生出來的大眾性的話語，所以列寧誇張性地、激勵性地肯定了它。在此後的蘇俄國內戰爭時期，由於多年戰爭對經濟的破壞特別是對農業生產的破壞，全體人民的生活極為困苦。在這樣的背景下，人民群眾都想改善生活，都想過好日子。這時，要求改善生活和過好日子，成為全體工農群眾的心聲，成為他們的共同話語。列寧對此有深刻的體察。他指出：“當四面八方都向我們提出新要求時，我們說：每個人都希望改善自己的生活狀況，大家都想過好日子，這是理所當然的，這正是社會主義。”[18]這裡列寧把全體人民的心聲和共同話語即“過好日子”誇讚為“這正是社會主義”，說明他對人民群眾的共同話語或者說大眾性話語的高度重視。在蘇俄新經濟政策時期，列寧一方面領導蘇維埃政權制訂和實施了許多新的經濟政策，促進了恢復國民經濟的工作，另一方面提出了改革黨和國家機關的任務。他在有關會議上的講話中論及改革機關的任務時說：“我們必須採取正確的方針，必須使一切都經過檢驗，讓廣大群眾，全體居民都來檢驗我們的道路，並且說：‘是的，這比舊制度好’。這就是我們給自己提出的任務。”[19]這裡的意思是說，機關改革要達到的目的是，由全體工農群眾來評價黨和國家的機關，要讓他們形成共識或者形成一個大眾性話語：當前的機關比舊制度好。由此也可以看出，列寧對於全體工農群眾形成共識或者形成大眾性的話語是何等的重視!
綜上所述，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在表明無產階級運動的目標和社會理想時，使用了當時的大眾性話語，如“解放”、“工人階級的解放”、“勞動的解放”等等。而且恩格斯指出，歐美各國工人群眾在社會主義運動中迅速地傳播了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話語及思想，促進了他們的著作、話語及思想的大眾性。作為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列寧總是從工農群眾的大眾性話語中發現和選用適合的話語，用以說明無產階級鬥爭的目標或理想。
由此看來，用大眾性的話語說明無產階級運動的目標和社會理想，是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它的實質在於，重視全體民眾的心聲和願望，以他們的話語和他們的力量來推進運動，直至運動目標的實現。
三、馬克思、恩格斯話語民族性、大眾性特點的當代啟示
馬克思、恩格斯話語的民族性、大眾性特點，對於當前人們學習和掌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如前所述，用某個民族的話語或者說民族性話語來表達無產階級運動的近期目標和最終社會理想，是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方法，更確切些說，是馬克思主義的精神。這種精神的內涵是：從具有革命性和歷史進步性的民族的話語中發現科學的、正確的話語，支撐和構建自己的理論體系，形成自己理論體系中的閃光點；用自己的理論體系特別是用其中的閃光點來指導無產階級的運動。當前以上述思想方法和精神為鏡鑑，認識、學習和掌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特別是認識、學習和掌握習近平關於實現中國夢的戰略構想，現實價值十分明確。
習近平關於“實現中國夢”的話語，以中華民族的民族性話語表達人民群眾的理想，蘊含著、體現著上述馬克思主義精神。或者說，它同上述馬克思主義精神是一脈相承的。中華民族是一個偉大的、革命的、對自己歷史和世界歷史的進步起推動作用的民族。近代以來，這個民族不幸陷入逆境之中，它有一個偉大夢想即國家富強、人民幸福、民族復興。習近平高度重視中華民族的這個偉大夢想，將“實現中國夢”的話語納入黨執政的思想體系即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體系之中，形成了黨的思想體系中的新亮點。當前我們黨正以這個思想指導著改革開放的新步伐，推動著中國的歷史走向新的光明。由此可見，充分認識馬克思、恩格斯話語的民族性特點，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和掌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如前所述，馬克思、恩格斯關於“解放”的話語或者說“無產階級解放”、“工人階級的解放”、“經濟解放”、“勞動的解放”，無疑屬於大眾性的話語。用大眾性的話語說明無產階級運動的目標和社會理想，是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它的實質在於，重視全體民眾的心聲和願望，以他們的話語和他們的力量推進運動，直至運動目標的實現。以學習和掌握上述馬克思主義精神為出發點，進一步學習和掌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可以發現後者對前者繼承、弘揚和光大的關係。構成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許多話語和概念，尤其是“實現中國夢”的話語，是一個大眾性的話語。它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的重要內容之一，作為黨執政的理念之一，是共產黨人的話語。同時它也是當前中國各個民主黨派的話語，是中國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等各個社會階層的話語，也是熱愛祖國的港澳同胞、臺灣同胞、海外僑胞的話語。這個話語像一面旗幟，把一切進步的積極的力量集合起來，向著民族復興的偉大目標進發。可以說，這樣的思想認識，源於對馬克思、恩格斯話語的大眾性的認識。或者說，馬克思、恩格斯話語大眾性的特點可以給人們這樣的思想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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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俞良早，南京師範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中國國際共運史學會副會長，中國列寧思想研究會副會長；來源：《理論與改革》2018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