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0年以來，中國從“天朝上國”的迷夢中跌落，成為西方列強爭相宰割的對象，曾經輝煌的文化與文明在船堅炮利面前節節敗退。國力每況愈下，境況風雨飄搖。從此，中國人走上了救亡圖存的艱難道路，我們苦苦探索，舉步維艱，奮起直追。從歷史進程的大脈絡來看，相對於某些西方發達國家，我們今天仍然處於奮起直追的階段，還遠遠沒有達成大國復興的宏大目標。一代又一代的愛國志士拋頭顱、灑熱血，付出巨大的代價，才換來國家的繁榮和富強。在“前有強敵、後有追兵”的歷史夾縫中探尋著突破與振興的正道，走出中國特色的崛起之路。面對異常複雜的國際形勢，我們又一次站在了百年未有大變局的歷史關口。今天，我們該何去何從？十九世紀以來中國的科學技術為什麼會較大幅度的落後於西方列強？落後於人的根本原因是什麼？我想，處於歷史進路中的每一箇中華兒女，都有必要認真反思過去的經歷，尋找到落後於人的真正原因，才能避免重蹈覆轍，在困境中突破萬難，在危局中屹立潮頭。
19世紀以來，中國的科學技術較大幅度的落後於西方列強是不爭的事實。近年來的國學熱帶來了一種新的論調，認為中國其實沒有落後，一切都是一場誤會，國學其實被極度歪曲了誤解了。中國落後於人的主要原因是中國傳統社會的正統學說比如儒家、道家和佛家都太過善良，過於強調忠孝仁義、倫理道德，才會在狡詐且殘忍的西方侵略者面前節節敗退。這本質上是一個“人善被人欺、馬善被人騎”的善良者被迫害的故事。我想，這種說法經不起推敲。
任何一個國家，無論在任何強權下，都必須具備自我保護的能力。在面對外來侵略的時候能夠戰勝侵略者，用勝利贏得尊嚴，這是生存的底線。即使在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下，弱者的譴責和悲嘆也絲毫不能帶來任何助益。遙想戰國末期，東方各國紛紛敗落於強秦的戰馬之下。那些被秦國吞併的國家，即使紛紛譴責抗議，也根本無法改變被滅國的命運。只有拿起武器，戰場上見，將敵人斬於馬下，實現軍事上的勝利，才有資格談文化上的差異。如果我們沒有建立起新中國，沒有實現國家的獨立自主。中國的那些所謂的優秀的傳統文化可能就已經永遠的進入了歷史博物館，成為過去的故事和學說了。也就是說，文化譴責無濟於事，富國強兵才是正事。打不贏，就是有問題，就是落後。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的傳統文化沒有起到讓中國自保的基本目的，從結果上來看，這種文化一定是有缺陷的，我們沒有必要拿仁義道德做藉口，不行就是不行。如果一種文化只會空談仁義道德，卻連自己的國家和國民都保護不了，那麼這種文化到底有什麼意義和價值呢？這樣的文化不要也罷。它們總有一天會被放置於歷史博物館和文化檔案館。我們看看人類文明史，那些歷史的廢墟，那些殘垣斷壁，不是一次又一次的述說著這樣的故事嗎？ 因此，在我看來，一個國家的主流文化，必須能夠指導和引領這個國家和民族實現自立自強的目的，在外敵入侵的極端環境下，也能指導國民救亡圖存，立於不敗之地。做不到這一點，就是有根本缺陷的。唱高調解決不了生死存亡的問題。雖然這個觀點看上去非常功利，但是，這是生存策略下的迫不得已，我們別無選擇。
我們發現，一個國家的主流文化從根本上影響甚至決定了這個國家大多數人的認知方式、思維邏輯、行為模式和價值追求。因此，傳統中國的落後，一定能夠在傳統主流文化上面找到原因，而且，國家落後的根本原因必然在傳統主流文化上，這個推理合情合理。
我們要明確區分傳統主流文化與優秀傳統文化。舉例來說，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有厚德載物的說法，在道德追求上主張做謙謙君子，不卑不亢。但是，乾隆時期的傳統主流文化是這樣嗎？不是的。那時候瀰漫著一種眼高於頂的、傲慢無禮的天朝上國的論調。當時的主流文化的論調其實恰恰背離了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追求，已經走到完全相反的“不自知、不反省”的路徑上去了。
我們去讀一讀道光年間朝廷大學士的奏章和文字，隨處可見當時的主流文化背離優秀傳統文化的例子。因此，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沒有完成這種區分，將傳統主流文化等同於優秀傳統文化，帶來了很多歷史的誤會，今天的我們要清醒地認識到這種區分。可以說，明清以來被奉為正統的朱熹理學派的儒家學說，是當時官方的主流文化。可惜的是，程朱理學恰恰是對先秦儒家學說的一種背離。先秦儒家那種民貴君輕、當仁不讓、義字當先的激越的、奮進的文化被悉數雪藏，取而代之的是存天理滅人慾的死板教條和保守偽善。從開放走向封閉，從優秀進取變為保守懦弱，這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之大不幸。
在這種文化格局之下，一切為道德服務，道德為政治服務。那時的文人士大夫階層基本上成為了目空一切的腐朽廢柴，空有道德說教，其他一律不行。什麼叫做一切為道德服務呢？簡單地說，在傳統專制體制下，統治者為了更高的維護自身的統治秩序，強化三綱五常，強化絕對服從，在道德規則裡植入順從和奴性，移孝作忠，認君作父，德刑並舉，高壓愚民。按照主流的道德觀念，最一流的道德就是心如止水，無慾無求，逆來順受，愚忠愚孝。所謂的道德完滿成為世人最高追求。寫文章、藝術創作、詩詞歌賦、工匠技術嚴格意義上說都是奇淫技巧，不足道也。當時的主流價值認為，山水畫、花鳥畫、書法這些高雅的藝術創作，本身並沒有獨立的藝術價值，有追求的文人千萬不可沉溺其中，這些藝術創作行為存在的全部意義在於幫助人領悟蘊含其中的天理和道德。正統價值觀影響下的文人將藝術創作看作是一種手段，一種實現自身道德領悟和世俗追求的手段。既然藝術本身缺乏獨立價值，只是追求道德的工具和手段，那麼，淺嘗輒止和適可而止才是明智的。萬曆皇帝小時候愛上了練字，毛筆字寫的很好，張居正馬上就阻止他繼續練習寫字。因為那樣的藝術追求會耽誤正事。皇帝如此，舉國上下的讀書人亦是如此。我們看到，明清以來，藝術創作水準再也難以達到唐宋時期的高度，根本原因即在於此。
這樣的生存環境之下，道德教條化，空洞化，藝術追求與人生追求的進路又被悉數否定。士大夫的精神生活充滿了虛無主義的危機。人生價值的空心化、虛無化成為明清時代讀書人的典型特徵。為了撫慰行將枯死的內心，只好在世俗的世界裡追名逐利，放浪形骸。最終道德也成為了獲得世俗成功的一種手段。於是爭權奪利、假公濟私、黨同伐異、蠅營狗苟、浪跡酒肆、青樓買醉、生活奢靡成為不少官僚的典型追求。明清兩朝貪官汙吏人數之多，影響之廣，是非常驚人的。
文人士大夫熱衷的高雅的藝術創作尚且難以擺脫凋零的命運，被文人士大夫貶低的其他各行各業的命運更是可想而知。科學與技術作為奇淫技巧，很難得到獨立的發展機會。除非在世俗層面上有助於治國安邦。
道德為政治服務是什麼意思呢？傳統專制社會，統治階層最關心的是世俗權力的獲得與維繫。僅僅依賴道德教化去維持一個龐大的帝國，顯然獨木難支。此外，朝廷還必須掌握絕對的軍事能力。這就產生了一個根本性的矛盾：一方面，主流價值觀看不起技術與研發，軍工行業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另一方面，出於安全需要，朝廷又不得不掌握軍事方面的技術。怎麼辦呢？只能進行秘密研發，或者從外採買。在秘密研發的策略下，技術進步的可能性大打折扣，技術難以得到傳承，只能日漸式微。為什麼呢？道理很簡單，技術只有在交流互動中才能集思廣益、不斷改進。技術進步需要廣泛參與的氛圍。科學研究需要打破傳統，需要懷疑精神。在科研裡，試錯合作、挑戰權威、寬容異端、百家爭鳴、思想獨立這些元素必不可少。顯然，在以命令與服從為主題的專制體制文化背景下，科研很難取得突破。因此，在一個封閉體系裡想要保持長期的技術領先，絕無可能。於是，明清兩代只能花錢從別國購買武器。這種格局就決定了，其他國家不會將最先進的武器賣給朝廷。因此，一旦列強與清朝開戰，失敗的結果已經板上釘釘。武器不如人，戰術不如人，訓練不如人，基本沒有勝算。
總之，在明清時代的傳統主流文化中，存在一種將科學研究邊緣化、工具化、實用化的嚴重傾向。科學研究缺乏主體價值和獨立價值。當時的統治階層絲毫不關心科學研究本身的體系建設和內在規律，僅僅關心科學研究帶來的技術價值和工具價值。始終沒有形成一種倡導科學、研究科學的氛圍，對待科學的態度是急功近利、葉公好龍、注重實用。同時，在當時封閉的價值體系指導下，缺乏開放和包容的胸懷，盲目自信，保守排外，閉關鎖國，截斷了與其他國家之間科學研究的交流和交互。漸漸落後於人，落後還不自知，終於積重難返，走向崩潰。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們應該充分吸取教訓。第一、要充分尊重科學研究的主體價值和獨立價值。不要僅僅將科學研究當做一種發展經濟、富國強兵的工具，而是要充分肯定科學本身的獨立性，我們能不能培養一批又一批純粹為了科學而科學，儘量少摻雜甚至不摻雜其他任何目的的真正的純粹的科學研究者，科學家不是為了升官發財、評優評先、房子車子、院士頭銜而進行科研，甚至不是為了經濟價值、應用價值和實用價值，而僅僅是出於內心的熱愛和嚮往，出於一種科學至上的純粹和陶醉。唯有如此，才能爆發出驚人的創造力。這種看法與主流的“科學為經濟服務”的看法有些不合拍，肯定會被人詰難和詬病。但是，這是我深度思考之後得出的結論，因為只有保持獨立性才能發展科學，科學成為附庸是絕無出路的。這個觀點權當拋磚引玉吧。
同時，科學發展需要一定的環境，長官意志、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學說控制這些條條框框其實越少越好。限制越多越不利。而且，科學研究是在交流與互動中成長與發展的。我們還是需要想盡辦法加強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學術交流，盡力避免閉門造車。這不是自不自信的問題，這是科研活動本身的規律決定的。
我想，道不遠人，中國人的聰明、勤奮與善良舉世聞名。我們只要不浮躁，踏踏實實做學問，一步一個腳印的往前走，沒有人能夠阻止我們的偉大復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