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莊子·至樂》中，記載著一個故事。有一天，莊子的妻子死了。好朋友惠施去弔唁，發現莊子一邊敲著瓦盆一邊唱歌。惠施責備莊子說：“你的妻子跟你生活了一輩子，為你生兒育女。現在她死了，你不哭也就算了，怎麼還能鼓盆而歌呢？這太過分了吧！”
莊子卻說：“老夥計，不是這樣說的。她剛死的時候，我怎能不悲傷呢？但是我又想到，她最初也是沒有生命、沒有形體、沒有氣的，後來才衍變成了有氣、有形體、有生命的，現在生命又變為了死寂。人的生死循環變化就如一年四季一樣週而復始，現在她安安靜靜地躺在天地之間，我卻在一旁哭哭啼啼，豈不是不懂得生命的道理嗎？”
隨著生命與死亡的神秘面紗被揭露得越來越多，現代醫學在探索生命的同時，也在一步步修正死亡的定義。二千多年過去了，人們又是如何看待生死命題的呢？《我們如何生，我們如何死》就是這樣一本行醫25年的生死記錄。
作者大衛·加勒，是新西蘭著名重症監護專家，曾任新西蘭衛生部長和總幹事的首席醫學顧問，現任米德摩爾醫院重症監護服務臨床主任。
在本書中，大衛將專業醫學知識融入自己的急救工作見聞，反思關乎生死的各種問題，探討了如何惜生安死這一永恆命題。
一、我們如何生？我們的未來取決於我們對其做出的準備
大衛從事急救重症工作20多年，他對疾病的理解除了臨床經驗，父親的去世對其影響很大。大衛的父親死於缺血性心臟病。
心臟是一個可靠、適應性強、擁有令人難以置信的力量的器官。任何人，只要活著，心臟每時每刻都要跳動，1分鐘75次，1天108000次。
心臟把鮮紅的動脈血輸送到全身，供給各器官營養和氧氣，然後吸收二氧化碳，變成藍色的靜脈血，在肺部進行氣體交換後回到心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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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心臟出問題，不但會缺血，而且會缺氧，誘發心絞痛。缺血缺氧時間一長，心肌細胞就會死亡。殘存的心肌細胞不堪負擔心臟這個最偉大器官的工作，心臟病就會越來越嚴重。
大衛略帶幽默而又嚴肅地表示，母親也要為父親的倒下負一部分責任。母親做的波蘭芝士蛋糕讓人難以抗拒，但又像一枚食物炸彈，足以讓人心絞痛發作。父母還喜歡組織家庭聚會，抽菸、喝咖啡、吃蛋糕是最大的樂趣。隔夜的蛋糕總是被父親包下。
吸菸、糖尿病、高膽固醇、高血壓、不良飲食習慣、缺乏鍛鍊、肥胖……作者把這些稱為人造的現代版瘟疫。
非醫學專業的人可能不清楚，治療一個肥胖的人，做什麼事情都很困難，所有的工具都要最大號，比如簡單地測量血壓，即使你用上最寬大的袖帶，想得到可靠的數值還是很困難。搬運病人做檢查，需要一群人，更不用說輸液扎針、插管子、做手術了。
傑克18歲，體重280公斤。入院時護士根本找不到靜脈。大衛只好給他插管子，把傑克的床頭放低到30度，把針扎進他頸部的大靜脈，突然之間，他停止了呼吸，很快死去。
放低頭部，一個小動作，成了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病情嚴重，體重太重，傑克已經無力來激活和驅動自己的呼吸肌，這在醫學上稱為“呼氣相氣流阻塞”。說到底，傑克實際上是被自己的體重壓垮了。
那麼，如何應對現代版瘟疫呢？
從國家層面來說，要像對待交通事故那樣，投入一定程度的管理，執行有效的公共政策；從從醫者層面來說，醫療人員既有集體也有個人責任來倡導健康政策，提出促進策略；從個人角度，要多學習健康知識，做好健康管理，改變生活方式。
我們如何生？如果說爹媽給你的生命體質量如何，是靠運氣，那麼我們依靠運氣的同時，務必保持警惕，因為我們的未來取決於我們對其做出的準備。
二、我們如何生？在醫療上，做得越多，可能死得越快
歷史上有很長一段時間，對於如何救治病人，醫生是佔有絕對主導權的，不需要解釋，也不需要考慮患者和家屬的想法。大衛把這種現象稱為“確定性傲慢”，而誰都知道，醫療不是稅收，它不是絕對的，因為醫生、患者和病情這三者隨時處在互動和變化之中。
直到21世紀，人們越來越意識到個人對自己的生命和健康擁有主動權，開始重視醫療服務的人性化。醫生需要了解患者及家屬的想法，每一項治療和檢查都需要病人知情同意。醫患共同討論，哪一種治療過程更好。這對雙方都是有利的。
醫療不是非黑即白的，其間有無窮無盡的灰色地帶，任何醫療過程都有多種可能性和各種概率。
大衛接診過這樣一位病人。瑪麗重症膽管炎，病入膏肓，如果不採取強效治療，肯定會死。需要討論的是，這個強是強到什麼程度。在籃球場上，有一種戰術叫“全場緊逼”。對醫生而言，這就是為瑪麗的存活而全力以赴的方法。包括用上所有最高級的設備、最先進的檢查、最有效的藥物等等。
“全場緊逼”的實施相當折磨病人，其程度難以形容。光說病人身上插的管子都是一種巨大的創傷，接管呼吸的氣管導管、維持營養的胃管、維持血壓的靜脈導管、引流管、尿管、透析管……
“全場緊逼”的問題，還不僅僅是痛苦和各種各樣的後遺症，更有巨大的風險，每一個細小的操作，甚至一次搬動，都有可能致命。如果對瑪麗這樣做，極有可能不是救她，而是殺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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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和瑪麗的女兒卡拉說明了自己的想法，以及不同選擇面臨的風險，但更多的是傾聽卡拉和媽媽的故事。這些間接的回應幫助大衛確定瑪麗想要什麼。最後他們達成一致：不上呼吸機，不透析，不做心肺復甦，而是把簡單的事情做好，讓瑪麗始終感到舒適，然後懷著希望，等著，看著。
瑪麗慢慢好轉了，大衛非常激動，激動於自己和病人一起做出了正確的選擇，為了幫助瑪麗和女兒在這世上相處得久一點兒，且不遭受痛苦，他用“少”而不是“多”譜寫出一個截然不同的故事。
雖然很多時候我們的生存需要新知識和新興技術，但醫學最大的成就是成功地制訂這些治療方法，並應用於個體需求不斷變化的患者。現代醫學不僅僅需要技能和知識，更需要用耐心和智慧整合知識，幫助患者過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醫生或許有一個裝著奇特技巧的魔盒，但是他只是一個介入者，所做的只是使其他事情成為可能。最終，患者能否存活、康復，更多取決於他們自己，以及他們本來的健康程度、生活狀況。
三、我們如何死？生死垂危時刻的生命選擇
關於死亡的定義一直在變化。以前把死亡看成一個點，比如心跳停止。隨著解剖學和生理學的發展，醫學上認為死亡是一個過程。體內各種細胞會以不同速度先後喪失功能，現在對死亡的定義是腦死亡——一種大腦和腦幹功能喪失的不可逆狀態，但是身體其他器官可能仍是“活著的”。於是，器官捐贈越來越多地進入人們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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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器官捐贈仍然是一個很敏感的話題，一直屬於提倡性的行為，受到法律環境、組織和文化等諸多影響。有的國家建立登記制度，有的在法律上“推定同意”，指個人自動被認定為器官捐贈者，除非他們選擇拒絕。
如此一來，有希望捐贈的個人可能錯過捐贈，而不願意捐贈的個人變成了捐贈者。因此，這時候，醫生與患方兩方面的溝通尤其重要。
一方面，醫生要很好地把握患者的病情及預後，如果可能發展成腦死亡，一定要反覆和家屬談話，給時間讓其接受殘酷的事實。如果時機合適，能夠提出器官捐贈的話題，或者家屬提出，當然是最好的。如果沒有，醫生要做的，就是陪著患者家屬，幫助他們熬過這個過程。
另一方面，作為個人，我們如何死？把握生命最後一次選擇權，怎麼說也不是一件壞事。從各種信息中，我們也看到，越來越多的人早就勇敢地選擇瞭如何死去，有的囑咐家人病危時不必搶救，有的早早就填好了器官捐贈同意書。
如果作為患者家屬，是最瞭解患者心願的人，此時，最應該做的，就是儘可能多地給醫生透露自己這一方面的情況，甚至生活瑣事。交談可能會非常艱難，但這些完全透明的信息分享，能夠很好地幫助醫生理解自己，也能幫助自己正視患者病情，做出最正確的決定。
死了之後還要開膛剖肚，捐贈遺體，沒有人願意提及甚至思考這個敏感的話題，但是，死亡，卻是每一個人必須最終面對的。討論那些對我們重要的事情，討論如何活著及希望如何死去，是我們真正應該展開的對話。
如果，一個生命，在沒有大腦的陪伴下，以奇妙的方式釋放，漫遊人世間，並不需要為此恐懼、悲傷，死亡未償不是隻有一次的寶貴生命賦予我們的終極大禮，因為，它們涉及更多的是生存！
生命的終點很要緊，因為我們不會忘記它，並將始終伴隨碰上它，成長、老去。
在《我們如何生，我們如何死》這本書中，大衛不僅是一個講解心、腦、腎等關鍵器官的急重症醫生，更是在醫生和患者家屬的視角切換間，探討了死亡面前的生命抉擇。
醫學技能和知識始終是有邊界的，懷抱耐心和善意卻永無止境。醫學的根本正是根據個體的不同需求做出指引生命走向的決定，做出不負人們所託的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