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威脅要停止向世界衛生組織提供所有美國資金，美國是世界衛生組織最大的單一資金來源。在被白宮特別工作組成員佈雷特·吉羅瓦上將稱為“死亡高峰周”的時候，特朗普——這個自詡為國家拉拉隊隊長的人卻開始為美元歡呼：
我們得到的所有投資都是美元。美元是優勢。美元就是一切。我們有強勢美元。在某些情況下，其他貨幣正在貶值，貶值，貶值，貶值。看看其他國家，我就不提了，其他國家下降了22%、 25% 、28%。這對他們來說很難。與我們相比，我們的貨幣現在比過去幾年或過去幾年比任何時候都要堅挺。相對於其他國家，我們的貨幣非常堅挺。因此，人們想要投資，如果我們發行債券來建設基礎設施，每個人都想在這上面分一杯羹，即使是在零利息的情況下。
特朗普對美元的歡呼揭示了我們全球經濟賴以建立的不平等。更直接地說，特朗普的歡呼揭示了美元的武器化，它公然地、毫不誇張地利用了在病毒危機時代被放大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是我們的國際貨幣體系的前提，也是特朗普可能慶祝的條件。
我們當代由硬通貨(儲備貨幣)和軟通貨(交換貨幣)組成的多重貨幣體系只有大約60年的歷史。在另一場造成了災難性的人道主義和經濟後果的危機——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黃金逐漸失去了其作為全球主要儲備貨幣的地位，而從已不復存在的帝國中誕生的單一民族國家的激增，帶來了數量驚人的各國貨幣。
1969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設立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s)，以建立一個新的世界儲備體系。此後不久，黃金作為法定貨幣的支持在1971年被完全放棄。特別提款權最初以美元計價，後來逐漸以四種儲備貨幣:美元、英鎊、歐元和日元計價。
所有其他貨幣都變成了所謂的軟貨幣，相對的硬度意味著隨著時間的推移保持價值的能力。由於軟貨幣侷限於兌換功能，其使用區域受到空間限制，貨幣購買力的突然波動更有可能是因為世界政治地位的作用的變化，而不是經濟活力的載體。
在貨幣價值的全球層次結構中，除了極少數人以外，對一種貨幣長期價值的不確定性已成為所有人的結構性特徵。換句話說，世界上絕大多數人不得不與貨幣作鬥爭，因為貨幣沒有發揮現代貨幣的所有功能，而馬克思把現代貨幣稱為商品中的上帝。
然而，在我們二戰後的語境中，一些神變成了凡人(軟貨幣)，或者是少數被選中的神成為了次要神中的至尊神(儲備貨幣)。無論如何，這種新的貨幣宇宙論的主神不是別人，正是美元。
自導致全球經濟停滯的冠狀病毒爆發以來，美元兌一籃子其他硬通貨已升值7%。然而，這次大流行表明，即使是那些被認為是堅挺的貨幣，可能也不足以承受這次大流行的影響：到目前為止，英鎊已經貶值超過10%——這是1985年的水平，而澳元對美元的匯率已經跌至17年來的最低點。
鑑於全球超過60%的銀行儲備和40%的債務是以美元計價的，實際上沒什麼值得慶祝的：“所有想要投資美元的投資”的另一面是流動性緊縮——實際流通中的美元短缺——這將在未來數天或數週內推高美元價值和海外借貸成本。
美元升值對美國經濟的長期影響是美國出口市場的萎縮，因為其他人的相對購買力在下降，美國產品的銷售量也在減少，因為它們太貴，在全球經濟中競爭力也會下降。但是在短期內，這有助於美國轉嫁危機，並且通過美元的吸血功能讓美國趴在其他國家的屍骸上覆蘇。
在這種情況下慶祝美元走強，就像奴隸主在慶祝擁有最多的奴隸一樣，而其他國家仍在為自己的匱乏而痛苦和掙扎。這些美元的奴隸不僅僅是其他國家的人，還包括美國的普通民眾，而得益的只是華爾街的少數人。
特朗普對美元復甦的慶祝不僅在國際上顯得不合時宜，在國內也是如此。僅在過去三週，美國就有1600萬個工作崗位消失，失業率預計將達到15%或更高——這是自大蕭條以來從未見過的水平——許多美國人可能在特朗普的歡呼中找不到什麼值得慶祝的東西。
鑑於美元的武器化是美國日益單邊和懲罰性外交政策的基石，這種改變不僅會帶來經濟影響，還會帶來政治影響。特朗普最常使用的外交政策工具是單邊經濟制裁(在流感大流行期間，委內瑞拉和伊朗的經濟制裁非但沒有放鬆，反而加強了)，這取決於美元能否保持“眾神之神”的地位。
特朗普對國際組織的撤資，包括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聯合國近東救濟工程處(UNRWA)，現在可能還有世界衛生組織(WHO)，都是以這種武器為前提的。現在是時候解除美元的武裝，尋找國際治理工具，促進全球團結，而不是加劇和延續不平等。
我們建立在這種不平等基礎上的國際貨幣體系誕生於一場危機——第二次世界大戰，其條款由戰爭的勝利者決定。即使如此,經濟學家凱恩斯和舒馬赫,提出了創建一個超國家的全球儲備貨幣,班科,而不是選擇之一數以百計的貨幣為目的,這樣所有的國際貿易服務可以以單位賬戶,可以幫助協調全球貿易失衡,激勵不僅有貿易赤字,而且那些盈餘對平衡。
正如凱恩斯在他最初的提議中所解釋的那樣，“這一原則是借貸、資產和負債的必要平等。”冠狀病毒大流行可能有助於我們恢復這一思路。這將是一個真正值得慶祝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