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緩解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行業發展壓力，引導和擴大居民消費，刺激經濟復甦，自3月份以來，全國共有30多個城市宣佈發放消費券。其中，廣東省已經有深圳、佛山、珠海、江門相繼跟進發券。沈建光博士近期接受了《南方日報》採訪，就疫情衝擊下如何用好“消費券”表達觀點。
沈建光認為，隨著疫情防控措施的解禁，消費在二季度已逐步具備一定恢復條件，而三季度開始可能出現報復性反彈，建議將“消費券”的使用期限向二季度末之前的這一段時期傾斜。
4月7日，南方日報發佈《沈建光：二季度是投放“消費券”的最好時間窗口》一文（記者：陳穎），詳解“消費券”的使用問題，歡迎閱讀。
以下為全文：
中國財政逆週期調節空間更大
南方日報：目前疫情防控趨勢日漸向好，企業正在爭分奪秒搶復工復產。您如何看疫情對於經濟帶來的影響？應對疫情衝擊，政策如何發揮逆週期的效果？
沈建光：3月伴隨著疫情有所控制，復工復產活動加快，但整體來看，預計一季度中國經濟下行壓力比較大。展望全年，雖然國內經濟會有所恢復，但考慮到海外疫情還未得到有效控制，全球貿易、旅遊、商務交流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衝擊，也會讓全年經濟增長承壓。
面對這種情勢，宏觀政策多重發力。我認為，應對短期疫情衝擊，重要的是採取必要配套社會公共政策、財政貨幣政策，以及時紓困，防範因金融資產恐慌性拋售造成流動性危機，防範企業停工造成結構性失業加劇，居民收入下滑，進而拖累消費和投資。具體來看：
第一，發揮積極財政作用，提高赤字率。危機之下，財政政策的作用不容忽視。美國已經推出2萬億美元緊急經濟救助計劃，德國亦推出7500億歐元財政刺激計劃。相對於歐美，中國的財政空間更大，應允許財政赤字明顯擴大。同時，當前全球避險情緒高漲、人民幣資產吸引力較強，可考慮發行一定量的特別國債。另外，考量央地分擔機制，亦可考慮通過轉移支付等方式支援地方重點支出。
第二，貨幣方面，大幅降準降息的空間仍在。目前中國的利率和準備金率在世界主要國家中仍屬較高水平，疫情衝擊下，國外主要央行集體量價寬鬆，令中國的貨幣政策空間進一步擴大。考慮到銀行負債端壓力不斷積累，存款基準利率下調也是可能的政策選擇。
第三，擴大“消費券”“現金券”使用範圍。從傳導機制的特點來看，相對於傳統需求管理政策，“消費券”目的更明確、作用更直接，同時乘數效應也更大，往往能取到不錯的效果。當然，如果考慮到失業人群與低收入人群的保障，有針對性地發放“現金券”也可以作為政策選項。
第四，積極發揮基建投資的託底作用，新老基建並舉。基建對於託底當下中國經濟至關重要，一是推動因疫情耽誤的存量項目儘快復工復產、補齊進度；二是加快推動規劃一批完善社會公共服務體系的基建項目；三是重點加快投資回報率較高、可為未來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奠定基礎的“新基建”領域投資；四是繼續大力彌補傳統領域的不足，加大在交通運輸、冷鏈物流、生態環保、農業農村等方面的投資力度。
第五，繼續降低社保費率，減輕企業和居民負擔。疫情期間，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密集出臺政策為企業減輕負擔。我建議，進一步降低社保費率，在更長的時期內減輕企業和居民負擔，增加居民當期可支配收入、抬升居民消費意願，企業經營狀況改善也會帶動其自身的消費性支出。
第六，在“房住不炒”基調長期不變的情況下，可優先考慮解決首套剛需購房需求，以加大保障房建設力度等方式，釋放部分消費潛力，穩定投資。同時，推動房地產長效機制，特別是推動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加大供給，保證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應針對性用好“消費券”
南方日報：從近期以來，國家各部委接連出臺政策、釋放信號，將擴大消費作為對沖疫情影響的重要著力點之一。在消費復甦方面，我們有哪些可行辦法？
沈建光： 消費作為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之一，一直是拉動經濟的重要引擎。2019年，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41.2萬億元，同比增長8%，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率57.8%，拉動GDP增長3.5個百分點，連續6年成為經濟增長第一拉動力。所以，穩經濟就要穩消費。此次疫情對消費產生了重大不利影響。根據統計局最新公佈的數據，1-2月名義社零同比下滑20.5%。因此，我建議，為提振消費，可以考慮將“消費券”作為中國經濟刺激政策的選項之一。當然，也要對政策的實施方向、範圍與細節進行合理設計，對其實際效果、可能造成的財政壓力等副作用進行謹慎評估。具體而言，需要重點關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從中國經濟基本面的實際情況出發。“消費券”政策應配合加快推動復工復產，否則實際效果必然受限。當前供給側的衝擊恐怕更大，且仍將持續一段時間，這意味著單純依靠“消費券”政策是不夠的，提振需求之外，供給側也應當跟上。如不顧供給側的情況而發放“消費券”，理論上存在產生需求拉動型通脹的風險。
二是“消費券”政策的設計不應忽視對實施細節的考量。需要指出，“消費券”政策發揮作用的關鍵在於其能夠真正被用於消費，而非其他用途。如1999年日本的“地域振興券”因有些地方印製得過於精美，造成民眾爭相收集而不拿去消費，反而變相增加了居民儲蓄。
三是全面派發“消費券”不現實，應關注特定地區、特定行業、特定人群。“消費券”的發放規模應考慮財政的承受能力，避免過度透支。例如，應考慮向重點地區（湖北等疫情嚴重地區）的特定人群（如中低收入與收入不穩定人群）傾斜；應分情況、分階段有針對性地鼓勵重點產品消費，例如，疫情有效控制之前，防控措施使餐飲、旅遊等很大程度上不存在消費條件，而生活必需品、家電、汽車和線上零售相關品類可能是較好的刺激點。
四是財政分擔機制也有待明確。發放“消費券”將不得不靠財政承擔，財政出資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如何分配值得探討。當前減稅、基建、債務等問題已經對地方政府財政帶來較大約束。在地方財政面臨較大壓力的情況下，最終可能不得不由中央財政承擔部分“消費券”的補貼。壓力之下，中央財政對地方財政的困難要有準備和安排。
消費券的使用要兼顧穩增長和保民生
南方日報：短短一個多月，全國17個省份30多個城市公佈將向市民發放“消費券”。應該如何用好“消費券”刺激消費？
沈建光：從傳導機制的特點來看，“消費券”相對於傳統需求管理政策，其目的更明確、作用更直接，這一點滿足當前中國的實際需求。當然，“消費券”政策也可能帶來副作用，市場往往擔心透支未來消費；但就中國內地而言，對這一點尚不必過於擔心。原因在於，疫情衝擊之下，中國當前消費需求的下降並非居民的主動選擇，而是防控要求之下的無奈之舉，疫情期間的大量消費需求實際上是被隱藏或壓縮的；儘管大量服務消費需求（如餐飲、旅遊、文娛等）可能就此沉沒，但隱藏的部分實物消費需求卻可以被重新激發和挖掘，如家電、汽車、服裝等品類，可能一定程度上降低對居民未來消費的透支。具體而言，建議：
一是合理設定“消費券”的使用期限和發放時間。隨著疫情防控措施的解禁，消費在二季度已逐步具備一定恢復條件，而三季度開始可能出現報復性反彈。原則上我們建議將“消費券”的使用期限向二季度末之前的這一段時期傾斜。
二是“消費券”的種類設計和發放範圍應兼顧穩增長和保民生兩個方面，既要考慮照顧餐飲、文娛、旅遊等受衝擊較大的行業，以穩定服務業增長；也要使“消費券”政策能夠發揮一定民生保障作用，重點向困難人群（尤其是疫情）的生活保障需求傾斜。
三是科學安排“消費券”的發放金額和資金來源。實施“消費券”政策，必然需要地方財政付出“真金白銀”，財政收支狀況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地方政府的實施能力。這要求地方政府謹慎評估其財政承受能力，根據當地經濟恢復的實際需要，合理安排“消費券”的發放金額。
四是中央應協調好財政分擔機制，對重點地區給予支持。需要中央層面進一步協調好央地財政的分擔機制，對重點省份和地區給予必要的財政支持，以突破地方財政的限制。
除建議地方根據自身情況制定“消費券”政策之外，當期也有必要在全國層面再次針對家電、汽車等大件耐用品制定專門的消費提振政策。
廣東可在5、6月份加大“消費券”投放
南方日報：對於廣東來說，在消費復甦方面可以採取哪些舉措？
沈建光：應對疫情衝擊，未來首要任務仍然是做好疫情的防範與控制，儘量縮短疫情衝擊的時間。另外，採取必要配套社會公共政策、財政貨幣政策，以及時紓困，防範因金融資產的恐慌性拋售造成的流動性危機、防範企業生產停工造成的結構性失業攀升、收入下滑進而拖累消費、投資等連鎖反應。
針對消費復甦方面，仍建議可以針對大量消費者發消費券，尤其5、6月份如果疫情進一步受控且沒有反彈，市場消費行為進一步恢復的情況下，可以發消費券。
同時，廣東應該加大經濟轉型升級，發展數字經濟，引領消費升級，比如發力在線教育、在線醫療、線上看房、在線娛樂等，激發了新一波消費需求。
南方日報： 如何發揮消費信貸支持新型消費和消費復甦？
沈建光：本輪疫情衝擊下，國內消費業態呈現更多新的變化趨勢，其中一大亮點是線上線下密切融合的新消費模式蓬勃發展，線上零售、醫療和教育等場景異常火爆，為消費信貸提供更多場景化的服務機會；與此同時，消費金融行業加速業績分化，過度依賴線下場景和缺乏核心風控能力的部分機構經營壓力加大，市場面臨新一輪整合。我認為，未來應該發揮好數字科技企業消費金融支持的作用，利用技術優勢，藉助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等前沿技術應用，做好風險定價、實時風控等，發揮消費信貸支持新型消費和消費復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