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1日，“2019年度四川省考古工作報告會”在成都召開。 2019年四川考古人的勢頭依然強勁，田野和研究工作齊頭並進，不僅踏遍成都平原、川西北、川西、川南高原山地，他們還踏上雲貴高原，澧陽平原，甚至印度洋的島嶼。
會議現場9位青年學者代表各項目團隊，對2019年的收穫進行了精彩的彙報演講，多位專家分別進行精到點評，現場聽眾熱情參與了提問互動。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鄭喆軒分享了甘孜舊石器時代考古新發現。2019年新發現24箇舊石器地點，採集盤狀石核、手斧、礫石製品等100餘件。這次調查是川西高原第一次比較長期系統的舊石器考古專項調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填補了川西北高原長期無明確舊石器遺址的空白。調查發現的20箇舊石器地點具有海拔高、分佈廣、內涵豐富等特點，發現的手斧，是目前有地層記錄者中海拔最高的發現，為討論本地區及東亞手斧的源流及傳播提供了重要的線索，對進一步理解青藏高原隆起背景下的古人類遷徙交流及人地關係演化也具有十分重大的學術意義和研究價值。
四川大學考古學系石濤報告了湖南省澧縣雞叫城遺址項目2018-2019年田野工作收穫。項目由川大考古系與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開展，結合系統調查與發掘方法。新發現的彭頭山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時期遺存，分別將遺址的年代上限追溯至公元前7000年左右，下限延伸到公元前1800年，並明確了從環壕聚落向城的發展過程，城內分佈密集建築遺蹟，指向雞叫城為屈家嶺—石家河文化時期的區域中心，還發現了城內功能佈局的線索，這些發現對理解遺址聚落髮展歷史十分關鍵。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閆雪報告了高山古城遺址植物遺存綜合研究進展。遺址地處成都平原西南緣，以其為中心，發現了新石器時代晚期、商周、漢代等不同時期的聚落。他們以100餘份炭化種子、木炭作為測年材料，獲取了遺址的主體年代；對10214粒炭化種子、果實遺存，以及111份植硅體樣品的鑑定，研究了作物與其他植物結構，得出高山先民的食譜以稻、粟、黍為主，同時利用大豆屬、赤豆、薏苡屬、紫蘇等植物的種子、莖葉等，也有葡萄屬、獼猴桃屬、山楂屬、酸漿屬等果實類等植物資源。為了解釋高山古城遺址植物遺存組合特點，還進行了稻的作物加工實驗，並進一步討論勞動力組織模式和“城”的內涵問題。對2076塊木炭的研究，則從木料、纖維等基本生存資源的方面，豐富了我們對古人生計活動的認識。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的陳葦報告了2019年川西北高原調查收穫。總計調查73處文物點，新發現34處，其中33處位於河谷地帶，1處位於草地。遺存類型統一，遺址多為先秦時期，城址多為歷史時期。遺址內發現彩陶、海貝、穿孔珠飾、帶耳罐、砍砸器、刮削器、細石器石製品等遺物；城址類遺存發現城牆、馬面、布紋瓦片、繩紋陶片、建築構件、銅錢、穿孔石器等遺物。此次調查發現為推進川西北先秦時期考古、橫斷山區古代文化交流等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四川大學考古學系的李玉牛彙報了雲南劍川海門口遺址2019年度發掘成果。該年度工作確定了遺址早期聚落的核心區；對不同時期人群的生產生活、聚落特徵與微環境，尤其是“水環境”的關係有了更深入的理解；窯的發現為遺址早期製陶技術的研究提供了最直接的資料；屈肢葬在遺址尚屬首次發現，更加凸顯了海門口遺址喪葬形式的多樣性。在未來的工作中，擬完成遺址重要遺蹟單位的三維建模，還將進行浮選樣品鑑定分析、金屬器清理、保護、製作工藝等微觀分析與成分分析等工作。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劉化石報告了會理縣猴子洞遺址發掘工作。遺址發掘面積6350平方米，早期遺存年代上限約4800~5000年，晚期年代約3400年，發現墓葬、灰坑、灰溝、房址、野外灶等遺蹟計522座，其中墓葬357座、房址33座、灰坑121個、灰溝7條、野外灶4個。發現陶器、石器、骨角牙蚌器等各類器物1600餘件，包括生產工具、生活用具、裝飾品、武器等，其中絕大部分為石器。墓葬出土人骨的體制人類學研究、骨化學研究、植物考古學、動物考古學和古DNA研究，在性別與年齡、病理與創傷、拔牙習俗粟黍農業、家畜飼養業的多元生存策略、喪葬習俗等方面取得了初步認識。猴子洞遺址的石棺葬墓地與聚落共存，十分少見，且墓葬早晚年代跨度較長，類型豐富多樣，器物群具有本地特色，具有重要的考古學價值。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楊波分享了成都市高新區雙龍村戰國墓地的新發現：1.該墓地墓葬的葬具與同一時期常見的船棺葬和狹長型土坑墓不同，主要是木槨或木棺墓。2.發現了新的器型和紋飾：仿銅陶鼎、蓋豆、裝飾馬車紋飾的銅矛，帶文字的柳葉形劍，疑似青銅器紋飾鑄造的模、範等。3.該墓地所在區域此前未見戰國早中期的墓葬，這次發現填補了這一區域的空白。4.這批墓葬形制特殊，葬俗特別，為研究蜀地戰國時期的葬制葬俗提供了新的材料。5.發現了一批保存較好的工具和兵器柄，為我們研究這些器物的使用方式有重要價值。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易立演講的題目是：唐宋時期成都城的裡坊格局與形態。他首先回顧了裡坊相關的研究，並梳理了文獻中的成都裡坊記載，結合近年來成都發現的江南館街遺址、正科甲巷遺址、城守東大街遺址、鼓樓北街遺址、大科甲巷遺址、內姜街遺址，對裡坊圍牆的修築方式，排列模式、屋內結構、水利設施、社區組織等方面進行了論證。他認為成都裡坊結構分為子城和羅城，分別屬於高級社區和擴建區域；以縱橫街道區分坊間邊界；各坊設有坊正，坊內居住密度大，有住宅、商業、官府、宗教場所相混雜的現象。
四川大學考古學系的範佳楠分享了2019斯里蘭卡曼泰港遺址的新收穫。發掘之前，他們通過航拍測繪、勘探調查工作，全面加深了對曼泰港遺址的瞭解和把握。發掘時，對發掘區內的地層關係進行了系統把握，確認了石構建築、方坑群等一批重要遺蹟，並出土了大量直接反映曼泰港貿易活力的重要遺物。包括中國瓷片420件，來自西亞、中東、東南亞及印度的陶器千餘件，珠飾及玻璃片2千餘件，以及大量的本地陶片。2018-2019年的工作證實，曼泰港遺址是一座極具活力的古代貿易港，所獲遺物材質多元、來源豐富，串聯整個地中海—印度洋—太平洋地區，是曼泰港在海上絲綢之路上長期居於東西航線聯結的樞紐地位的有力證據。貿易輻射面廣及整個亞歐大陸及印太地區，是印度洋歷史上最早發展起來的首屈一指的大港。未來，他們將對遺址更多區域進行發掘解剖；並貫徹多角度的考古學研究、結合科技手段的運用，加深對遺址演變、港口布局、生計模式、遺物產地、工藝流程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