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習記者/李汶佳
4月9日，白宮國家經濟會議主席、白宮首席經濟顧問庫德洛建議，美國政府應該把美國企業從中國撤回美國的全部成本，包括廠房、設備、知識產權、裝修等，100%計入成本來進行抵稅或是抵費。
幾乎同一時間，日本政府也推出一項總額高達108萬億日元的對新冠肺炎疫情的經濟振興計劃，用2200億日元（約合142億人民幣或20億美元），資助日本企業將生產線從中國轉回日本；用235億日元（約合15億人民幣或2.1億美元），資助從中國轉到其他國家。
因此，一時間美日聯手製造業“去中國化”的說法甚囂塵上，不少人擔憂疫情過後現有的全球製造業供應鏈體系將會發生巨大改變。
日本轉移生產線的真相
備受關注的是，雖然是為了因新冠肺炎疫情而提出的經濟振興計劃，但這也是日本政府首次明確地在文件中提出供應鏈遷移出中國的相關具體措施。
該計劃顯示，日本政府因新冠肺炎感染擴大，日本本土的供應鏈被阻斷、受損；特別是口罩、防護服、消毒液等醫療、衛生用品的供應出現了嚴重的問題。據此日本政府從維護自身國家安全及經濟安全的角度考慮，“希望將通過未來一年多的時間，支援相關生產線向日本國內迴歸，或者希望這類產品的製造企業可以實現生產地多元化，從而構築堅固的供應鏈體系。”
因此，日本政府計劃為可能遷移生產的日本企業提供補助。經《企業觀察報》記者向日本貿易投資振興機構核實，日本政府計劃對單一國家依賴度高的製成品和零部件的生產迴歸日本本土提供經費補貼，將為有此意願的大型製造企業提供二分之一的經費補貼，中小企業則為三分之二；同時，針對生產口罩、酒精消毒液、醫用防護隔離服、人工呼吸機、人工心肺等關係到日本國民健康生活日本製造業公司，日本政府也願為其生產線迴歸日本相應地給出補助費用，大公司給予全部費用的三分之二，中小型的將會補貼其搬遷總額的四分之三。
此外，對於海外高度依賴的醫藥品、原料藥等生產線移向日本方面，日本政府計劃為此類公司提供一般的搬遷補助。而對單一國家依賴度高的製成品和原材料零部件生產的多元化方面，日本政府也願意提供多元化補助，其中計劃向大企業提供半數的多元化費用，向中小企業提供該費用三分之二的補助。
那麼到底該計劃能轉移多少生產線或產能呢？不妨做一番計算。
以N95口罩的製造為例，日本若完全實現其國內自產以滿足供應，至少需求日均產80萬個的產能，這便要求一條日產8噸聚丙烯紡粘熔噴(SMMMS)無紡布生產線以及三條口罩生產線才能最低限度地保證需求。前者最好的生產線全套價格在非疫情時刻都要5億元人民幣一條，即便是普通水平的生產線也價值上千萬，加上價值數百萬元人名幣的口罩生產線，即便日本政府補貼一半費用，僅N95口罩的生產線轉移一項就將用去此次計劃金額的近十分之一。再加上人員、廠房等其它的費用，以及考慮到那些諸如人工心肺和人工呼吸機等複雜生產線天價的新設備費用，顯然這2200億日元的“餅”根本不夠分。
如果日本只是單純地將中國及附近國家的日本企業生產線拆卸並運回日本，僅一條大型生產線拆分、運輸、組裝調試等硬花銷市場價也要三百萬到四百萬元人民幣不等，2200億日元也確實夠不少生產線整體的轉移用，但其在當地將面臨諸如員工遣償、稅費清算等各種債務問題，在實際操作層面上面臨諸多的困難。而且企業自身也會考慮是否願意捨棄所在國的市場及企業未來發展等因素，單純地將工廠遷回日本明顯不是多數日本海外投資製造型企業的最優選擇。
在採訪過程中發現，日本在華投資泰爾茂、歐姆龍等醫療器械等相關企業的負責人表示，看好中國未來醫用耗材和醫療設備的市場前景，並計劃加大投資，以期待與同德國和美國的同類企業展開更好的競爭，並不打算將生產線“搬”回日本，即便日本目前有需求，也只會考慮加大產量或是增加一兩條生產線。
活躍在知乎的知名評論“馬前卒”就此事件發表公開觀點認為，近幾個月由於全球主要製造業集中區域都不同程度地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很多產品及關鍵零組件在各國通關過程中出現了困難，日本政府的“生產線遷移”計劃只是為了救急，而非要“去中國化”。
日本企業在華投資穩定
日本經團聯給出數據顯示，目前在中國市場進行直接投資的日本企業有1.3646萬家。與2012年的巔峰數據（1.4394萬家）相比減少了748家，但與2019年相比只減少了39家。
從企業規模來看，年銷售額在10億至100億日元的日本企業最多，共有5264家。年銷售額在1億至10億日元的企業有4256家，兩者約佔日本在華直接投資企業總數的七成。且與英國、美國等其他發達國家在華投資企業不同，這些中等規模的企業的年銷售額都在穩定增加而非減少。
從行業劃分來看，日本在華直接投資企業數量最多的是製造業（5559家），約佔全體的4成。其中，除了製造車床、銑床、磨床等的“金屬加工機械製造”（131家公司）等一般機械器具領域中最多之外，還包括鋼鐵、有色金屬、電容器、連接器、印刷電路等的“電子設備零部件製造”（227家公司）機械器具製造特別多。但是，整個製造業從2019年開始減少了2.4%，比最多的2016年（5853家）也減少了約5%；其次多的是從事批發業的日本企業（4505家），佔整體的3成，且數量逐年提升，同2019年（4495家）相比今年增加了0.2%。其中，包括“產業用電氣機械器具批發”（485家）等在內的機械器具領域佔最多，纖維、服裝類批發領域、飲料類批發領域等也有相當大的比重；此外，從事諸如服務業（1833家）、零售業（443家）、不動產業（189家）、金融保險業（355家）等其它行業的日本企業數量都有5%左右的成長，而且受到以中國BAT為代表的大型IT企業的市場整合效應，整體的收益有了顯著的提升。
從投資地域來看，日本企業雖然偏重於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但隨著中國中西部地區經濟的普遍提升，近年來有不少日企把據點設在了湖北、四川、重慶、雲南及貴州多個省份。特別是湖北地區，有相當數量的日本汽車製造廠家選擇在此“落戶”。
上海日本商工俱樂部近期向635家日本在華投資企業就中國的投資前景等多個問題發出了調查問卷。結果顯示，近幾年，雖然受到了中國國內經濟新常態、人工費上升、貨幣貶值，以及中國政府環境管制強化等多種因素的影響，確有相當數量的日本企業為降低風險，把生產據點分散到泰國、緬甸、越南及印度等亞洲各國。但與此同時，又有很多日本的名企業繼續選擇落戶中國，比如在2019年長期從事EV領域的日本企業明電舍選擇中國作為其首個海外生產基地，日本關西地區首屈一指的貿易公司關門海在中國開了首家海外門店等等。
另外，考慮到中日兩國製造業複雜的供應鏈關係及中國未來的巨大市場，有九成參與調查的企業表示儘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今年的收益預計大概率會實現負成長，但他們並沒有要撤離中國的打算。
上海一家為日本企業在華投資提供建議的日本資訊公司的負責人福田和俊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稱，最近十年，有數百家的日本企業選擇離開中國。不過，其中絕大多數都是由於市場競爭或是產業汰換所造成的。比如曾經規模巨大的服裝類和白色家電類產業，目前這類企業即沒有同新興市場國家的企業競爭的能力，又不會給日本方面帶來可觀的收益，“慢慢消失淘汰是自然的經濟現象”。
“可整體上來說，日本企業對於投資中國的熱情並沒有降低”，大部分的企業都與中國的夥伴和市場形成了強大共生關係，這種關係將隨著東亞區域一體化進程以及RCEP等多個區域貿易協定的實現變得更為緊密，福田和俊坦言。
如何保持外資對華製造業投資青睞
此次，日本製造企業與中國“脫鉤”之所以能變成備受關注的話題，一方面是由於日本政府首次就“生產線轉移”向日本企業背書，另一方面是該計劃被提出的節點與庫德洛向媒體公開了自己的“美國製造業去中國化方案”重合，故一部分學者和財經媒體專欄作家認為沒有必要大驚小怪。
現任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副會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世界發展研究所研究員丁一凡教授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說，“日本企業去中國化”是個偽命題。丁一凡認為，中國經濟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已經和世界經濟實現了深度捆綁。而且中國在吸收製造業投資方面擁有得天獨厚的競爭優勢。
在硬體方面，中國擁有全部的製造業門類，有著完整的供應鏈配套，生產線存在著巨大的規模效應，有著全球前列的物流、通信領域的基礎設施，同印度、東南亞諸國只存在少部分受到過應有教育的人口數量相比，中國高素質的製造業（工業）人口依然有著很強的競爭力，特別是中國每年新增300萬的理工科畢業生是其他國家沒辦法超越的。美國前總統奧巴馬曾力推過“美國製造”，在一次與蘋果CEO庫克的談話中，奧巴馬希望蘋果能將一部分生產線轉回美國本土，但在聽到庫克提出如果蘋果出現了40萬臺的緊急訂單，美國政府能否幫助解決提供7500名工程師及4萬名可以加班的工人的要求後，這位有夢想的美國前總統竟沉默了許久。
在軟件方面，這兩年，中國政府加大了改革力度，大幅放寬了外資企業的投資範圍和持股比例；多部與投資相關的法律都在補充和完善之中；隨著中國國民口袋逐漸充實，中國國民的消費力在不斷增加，中國中產階級的數量正變得前所未有。對外國企業而言，中國市場有著難以割捨的誘惑力。製造企業只有離市場越近，才越能對市場、需求的變化敏感，脫離市場的製造企業的路只會越走越僵。因而，國際上大的製造企業普遍在中國設立了工廠，就是為了更好地貼近市場、貼近需求，日本的企業也不能例外，除非像韓國三星一樣，不再需求中國的通信移動端市場，才有可能將生產線搬出中國。
但應該看到，三星生產線搬到越南的過程前後花了近十年，耗費資金達百億人民幣。即便如此，它的供應鏈依然無法做到徹底地“去中國化”，很多上游的零組件還是由在中國的製造企業提供。所以日本企業要實現“去中國化”沒有十年，沒有上千億美元的投入是不可能實現的。
雖然說日本製造業與中國完全“脫鉤”不太現實，不過仍然有些現象值得警惕。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所特聘研究員翟東昇向本報記者透露，受美國政府對中國通信領域企業的打壓力度加強，以及日韓關係的惡化，日本政府確有意願讓一批在華投資半導體相關產業的關鍵上游生產線搬回日本，以規避可能發生的外部風險，比如關鍵的靶材或是化學機械拋光液的生產線。
對此，翟東昇教授認為，中國政府和中國企業需要進一步加大投入，優先考慮在這一領域“補短板”和“增規模”，爭取儘快實現自給自足，避免被人“卡脖子”。過去二十年全球經濟增長的“動力源”和“收益權”就是源自半導體通信領域的長足發展。可以預見，未來十年全球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依舊是以5G通信為核心的周邊領域，這巨大的收益中國不能也沒有理由放棄。所以，中國政府有必要繼續改善投資外部環境，整合內部的供應鏈，突顯區域優勢及技術集成度優勢，為企業擴大投資做好前期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