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耕文明是我們的根，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底色。神農文化深植於農業社會，與農耕文明的農本思想一脈相承。神農文化是一張農耕文明發展的晴雨表，農耕文明的發展階段，可從神農傳說文化中得到反映，二者在某種條件下依存共生。近年來，國家先後實行傳統文化傳承發展戰略、鄉村振興戰略，設立中國農民豐收節，這些都為農耕文明和鄉村文化振興提供了重要契機，也為農耕文明的傳承搭建了良好平臺。
農耕文明傳承中的歷史基因
中國幾千年的鄉土生產、生活方式，孕育了悠久厚重的古代農耕文明。在農耕文明的內部，包蘊著知識、道德、習俗等文化，它們自成體系，維護著傳統農業社會的有序運行。毫無疑問，農耕文明是繼狩獵、遊牧時代之後的又一重要階段，時間跨度最長，內涵組成最充實，從一個側面塑造著中國的文化精神和民族性格。
在工業時代、後工業時代乃至信息時代的今天，要振興鄉村文化就應下大氣力傳承延續數千年的農耕文明。在農耕社會的背景下，民眾集體創造了神農文化，並使這種文化適應不同的社會階段，轉化出各種新的形態，從而推動農耕文明的傳承和傳播。事實上，神農文化以農業本身為出發點，立足於解決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意在滿足農業生產和民眾精神的雙重需要，對民眾的深耕細作和日常生活有較強的指導意義。作為農業經濟和社會文化共同作用的產物，神農文化曾在傳統社會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農耕文明視野下的神農文化
神農是我國農耕文明社會的傑出代表。綜觀古代典籍記載，神農的主要事蹟包括：植嘉禾、嘗百草、作耒耜、正節氣、發明集市、削桐為琴，這些在今天已經習以為常的事情，在上古時代卻是很難完成的突破。應該說，無論是神農創制的生產工具，還是發明的種植技術、醫藥禮樂文化，都是一次次創新的結果。在農耕文化發展過程中，神農所掀起的農業革命，變革了飲食、勞作以及商貿模式，極大地改善了當時的社會生活環境，提升了先民的生存能力和適應社會的能力，開創了農耕文明的時代。從這個意義上講，神農的地位不僅取決於其所處的時代，更是後世賦予並累加的結果。先秦典籍《孟子》《屍子》就提到，神農教民耕種，掌握四時之制，使天下獲利。
在農耕文明的視野下，神農文化所具有的歷史傳統，是如何形成的呢？從自然生態環境角度看，山西省地處黃河流域中游，表裡山河，境內分佈著太行山、太嶽山、汾河、沁河，這些都為早期文明的孕育提供了理想的“孵化場”。晉東南下川遺址、晉南荊村遺址等史前考古也表明，山西是我國農耕文明的重要發祥地，是粟作農業起源的核心區域。如果說優良的自然地理生態，是神農文化產生的基礎，那麼神農文化的地域生成，則得益於中華文明的綿延發展，以及山西本土的文化堅守。
在《漢書》《帝王世紀》的記載中，上古的神話人物，從伏羲女媧到炎帝神農氏的譜系脈絡清晰，歷經十五代，神農炎帝對應的時段至少在五千年以上，之後的黃帝、堯、舜時代承前啟後，直至夏商周。這就是我們所講的五千年文明，在距今五千年左右，包括神農文化在內的中華上古文明已經成熟，並形成了基本的文化系統。
在中華文明成熟的過程中，神農文化找到適當的地域，落地生根。山西以史志書寫的方式，擔當起傳承神農文化的使命。在晉東南長子、高平、壺關、潞城，晉南隰縣等的府志、縣誌、碑書中，將神農文化的羊頭山、謁戾山、發鳩山、姜水、沁水、神農城、神農泉、谷城等具體化、實物化，再對這些山、水、遺蹟予以解讀，通常的釋義是神農得嘉穀之處、嘗五穀之所、埋葬炎帝的陵廟。這樣，神農文化在當地得到確立和傳播。
神農文化的傳承與農耕文明
神農文化成長於農耕文明的沃土中，在晉東南的高平，神農文化至今依然活躍，它在規範地方文化秩序的同時，展示了農耕文明的豐富遺存，堪稱中國農耕文明的當代華彩形態。
神農文化是一種多元、互動的傳承模式，它的傳承形態包括物化形態、民俗形態、語言形態，分別對應於密集古樸的風物古蹟、生生不息的民俗傳統、生動感人的口頭傳說。這三種形態既獨立又互為旁證、相互作用，完整地呈現了神農文化的不同層面，構建起神農文化的譜系和立體圖景。
物化形態是神農文化確立的基礎。通過現代考古發掘，在高平的羊頭山神農城遺址，發現了古代陶片、瓦礫以及人工石砌圍牆、古舊步道等遺存，經學者認定，屬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類型，對應於神農炎帝時代。也就是說，在神農炎帝時代，高平的先民已經能夠依山而居、擇址建房，從居無定所轉為定居生活，這給發展農業提供了必要條件。隨著以羊頭山為中心的高平地域農業發展，神農文化的精神需求隨之產生，直接表現為建廟宇、立碑刻。這些以物質載體存在的文化傳承空間，為歷代傳承、傳播神農文化提供了實物依據。
民俗形態為神農文化傳承注入活力。當文化不再停留於精神層面，而是變成人們在生活中的精彩實踐和一場場的動態展演，民俗便形成了。民俗是一種華彩的生活形態。對於神農這位有功於民的農業祖先，民眾極盡崇祀之禮，自古迄今，從未停止。各種歲時節令，人們都不忘祭祀神農炎帝；人生禮儀中的面羊饅頭或穀穗這些五穀製品或五穀，同樣傳承著神農文化。
語言形態的傳承能夠對接前兩種形態，同樣證明了神農文化的獨特價值。當我們查閱古籍和地方史志時，會發現不少神農文化與高平羊頭山的記述，如神農城、神農井、谷關、炎帝陵都與神農五穀有關。這些神話傳說與歷史敘事，並不是某個文人個人的想象，而是對於那一時代具有共識的神話傳說與歷史敘事的整理。此外，山西民間仍在講述神農傳說，這種活形態的口頭語言是地方民眾的集體創造，也是神農文化的重要傳承形態，訴說著神農文化的悠遠歷史，彰顯了農耕文明的魅力。
（作者為太原學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