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資治通鑑》為何開篇如此？
回答這個問題前，我們先說說，一個社會最重要的是什麼？
是“秩序”。倘若陷入到失序的狀態，那迎來的就是“率獸食人”的悲慘境地，從這個角度來說“壞的秩序好過沒有秩序。”
圍繞“秩序”二字，產生了不同的統治方式，德先生也好，專制集權也罷，都是提供“秩序”的不同方式。
回到周王朝，維持秩序的三駕馬車便是“禮樂”“宗法”和“分封”。
其中，“禮樂”是社會秩序的核心，“宗法”是家族內部的秩序，而“分封”則是進行統治的方式。
社會秩序：禮樂與名分
“在儒家價值觀中，社會的核心秩序是“禮樂”制。所謂的“禮制”便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制度，所有的社會成員都能在這個秩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禮”的具體表現便是“名”，天子叫天子，國君叫國君，大夫叫大夫等等；這些“名”的目的就是為了區分等級。
與“禮制”相互配合的則是“樂制”，不同等級的人聽什麼音樂、穿什麼衣服、坐什麼車、用什麼碗筷等，這些東西統稱為“器”。
換言之，明確的是不同等級所能享受的待遇。不僅在“名”上把社會成員區分開來，而且要在“器”上提升不同等級的區分度。
如果做君王的不像君王，做臣子的不像臣子，做父親的不像父親，做兒子的不像兒子，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那麼就是“禮崩樂壞”。
家族秩序：宗法制
“禮樂”解決的是社會秩序，而社會是由一個個家族所構成，所以要有相配套的制度來解決家族秩序，這邊是“嫡長子繼承製”為核心的“宗法制”。
從縱向上來看，家族權力財富傳承在“嫡長子”；從橫向來看，“嫡長子”一系則為家族的大宗，其餘血脈則為小宗。以血緣關係為核心構建起一個家族內部的秩序。
“禮樂”與“宗法”，一內一外，二者銜接配套、完美閉合，構成了兩千年來華夏家國天下的根本秩序。而所謂的“封邦建國”也好，“郡縣制”也好，都是解決如何實行有效統治的技術性制度；並不影響這一根本性的核心秩序。
統治秩序：封邦建國
西周王朝實行“分封”作為統治方式，將征服來的土地分封給王室宗親和功臣，是為“諸侯國”；由各個諸侯統治遠方的土地，並承擔進貢財物和拱衛王室等義務。而諸侯國內部，再繼續分封“大夫”，協助國君進行統治。
正如錢穆所說：“任何一個制度之創立,必然有其外在的需要,必然有其內在的用意。”
分封制的優越性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毋庸置疑的，有效降低統治成本，提高統治效力，極大拓展了周王朝的疆域並維持了對遠方“殖民地”的統治和同化。
然而，隨著王室和諸侯國力量的此起彼伏，實力強、拳頭大者難免會欺壓實力弱、拳頭小者，特別是會對王室產生挑戰。
西周尚能維持這一套秩序，然而等到平王東遷洛陽，王室衰微、諸侯崛起，挑戰周王室，爭奪霸主地位。
諸侯國內也自然上行下效，會有大夫勢力崛起，侵奪架空國君的權力，乃至瓜分國君的土地。
分封制一旦遭到破壞，就會挑戰和動搖既有的“名份”和等級制度，危及周王室存在的核心秩序。
《資治通鑑》開篇便是：“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資治通鑑》是寫給皇帝看的教科書、素材庫，所以處處都在宣揚和灌輸著儒家的政治觀、價值觀。
作為儒家學者，司馬光眼中，周天子作為天下共主，既是這套秩序的象徵，也是這套秩序的維護者。
然而在現實強權的挑戰之下，周天子承認了“三家分晉”的事實，既是對破壞分封制的認可；而這一認可本身便是破壞“禮樂”這一核心秩序。
在此之前，儘管王室衰微，實際上已經喪失了天下共主的地位，但至少還沒有抹去那一層遮羞布。
雖然諸侯也在用天子的“八侑”，諸侯國內大夫也代諸侯行使權力；但至少諸侯還沒有天子的“名”，大夫也沒有諸侯的“名”，處於有實而無名的狀態。
而周天子這一舉動，則賦予了篡權奪位者合法的“名”，周天子自己帶頭破壞了“禮”，徹底揭開了“天下以智力相雄長”的真相，從根本上自壞其統治的合法基礎。從此中國的歷史，進入到了“戰國”時代。
往事越千年，宗法和分封早已成為歷史的灰燼；然而至今，禮樂和名份仍然深深烙印在當代中國，浸入到政治生活的全部和點滴。
理解了這點，你就能理解，為什麼要對幹部辦公室面積、公車配備、保健醫療等會做出一系列明確詳盡的規定，並且對違規超標者重拳出擊、嚴格整治了；在中國政治生活中，什麼樣的“名”才能配什麼樣的“器”，“器”上的僭越看似是小事，實則關乎名分等級的嚴肅與權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