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村言
宋代鄧椿論畫有言“畫者，文之極也。”可謂中國文人畫的點睛之句，這一句話對別的人不好說，但用到汪曾祺身上，還是比較合適的。
2020年9月1日起，西子湖畔的浙江美術館，一代文學大家汪曾祺第一次真正的書畫展“嶺上白雲”終於對外開放了，這一汪曾祺書畫第一次在國有專業美術館展出。展覽名出自南北朝陶弘景的《詔問山中何所有賦詩以答》：“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這是汪曾祺喜歡的詩，也是他對自己書畫的描述，他曾說：“一個人一輩子留下這四句詩，也就可以不朽了。我的畫，也只是白雲一片而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
然而事實上，汪老頭兒晚年文外餘事的那些畫作恰恰不經意間迴歸了文人畫的正脈。讀其逸筆草草，滿紙文氣，與他的文章，以及他所喜愛的青藤、白陽、石濤、金冬心、李復堂、齊白石，都是聲氣相通的。
汪曾祺，《水仙花》，紙本設色
汪曾祺（1920—1997）
西子湖畔的浙江美術館，門外一片清波與悠遠，展廳內滿紙逸氣與閒靜——汪曾祺第一次真正的書畫展“嶺上白雲”，終於安靜地可以看了，沒有任何開幕式。
就這樣挺好，與汪老頭兒的風格很搭，就這樣清清靜靜地走近汪老頭兒，讀似乎仍留著他哀樂、體溫與“小溫”的那些書畫，對比那些簡淡清遠的文章段落，小品其文，小品其畫，畫與人，人與畫，有時想要微笑，有時則滿是惆悵，或微微的悲意。
老頭兒晚年曾有願望：辦一個畫展；出一本畫集。在他去世三年後，由子女選編的《汪曾祺書畫集》曾首次以“非賣品”形式面世，當年到高郵曾獲贈一本，一直當作寶物收藏，但沒想到的是，老頭兒開畫展的願望卻直到今年才真正實現。
還是高興的，而且，感覺汪老頭兒似乎在什麼地方，有點不無得意地笑，表情間似乎在問：“畫得怎麼樣？”
其實是不需要回答的。
或者可以說，汪老頭兒晚年文外餘事的那些畫作恰恰不經意間迴歸了文人畫的正脈。雖然部分畫作的筆墨線條仍有待錘鍊處，但卻是真正的逸筆草草，滿紙文氣，與他的文章，以及他所喜愛的青藤、白陽、石濤、金冬心、李復堂、齊白石，都是聲氣相通的。
展覽名“嶺上白雲”出自南北朝陶弘景的《詔問山中何所有賦詩以答》：“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這是汪曾祺喜歡的詩，他曾說：“一個人一輩子留下這四句詩，也就可以不朽了。我的畫，也只是白雲一片而已。”
雖然汪曾祺也曾說；“我的畫其實沒有什麼看頭，只是因為是作家的畫，比較別緻而已。”“我的文與畫，只是人間送些小溫而已。”
展出現場
展覽現場的汪曾祺散文手稿
然而整整一天，流連於展廳之中，反覆讀其留著汪老頭兒“小溫”的那些筆墨，再聽專程從北京趕來的汪曾祺女兒汪明、汪朝等憶老頭兒的那些書畫往事，聽策展人陳緯說起展覽背後的偶然與曲折，復讀其文，再讀其畫，自己卻越來越堅定且偏執地以為：從審視中國文人畫歷史發展的角度而言，他的那些畫作，可能比當下很多以文人畫自詡的所謂專業畫家要重要得多。
老頭兒當年曾後悔沒考藝專，甚至40歲時還唸叨著回到美院讀書，但現在想來，如果經歷了美術學院延續至今的蘇式素描那一套教育，老頭兒筆底還會有那樣流淌著清靜、自然與溫暖嗎？而那些可以讓人一讀再讀的如春初新韭秋末晚菘般的文章，還會如泉水汨汨而出嗎？
汪曾祺在西南聯大時
我看著老照片裡年輕時叨著菸斗故作文藝腔的小汪，一方面感覺他當然會拒絕僵化的素描教育，但曾疑心真正投入美術專業的他會一頭扎向西班牙畢加索、達利那樣的風格——就他象年少時所寫的《復仇》那樣先鋒的文本——但再想想其實還是未必，畢竟他真正喜歡的西班牙人還是筆下安靜惆悵的阿左林——“特別擅長於描寫安靜，描寫在安靜的回憶中人物的心理的潛微的變化，他的‘意識流’是明澈的，覆蓋著清涼的陰影，不是蕪雜的、紛亂的。熱情的恬淡，入世的隱逸。”表面上看，汪曾祺其實很早就回歸了平淡抒情、樸素簡淨的文風，內裡則是對隨處可見的自在與綿密的凝練，就像書畫線條的有法與無法一般。他畢竟還是擅寫秋水文章的沈從文的學生，喜愛周作人、廢名與孫犁，年少時受大運河、高郵湖一汪水波的影響以及他祖父、父親書畫收藏之風的影響，一種文脈一直隱隱相承。
如果沒有汪老頭兒那樣的人生，就沒有那些些文章，也就沒有那些畫，而沒有兒時因家庭原因耳濡目染的那些書畫氛圍與收藏，也就沒有老頭兒的那些文字——那些畫與那些文字，其實都是天成的，也是相輔相成的，是他的生命印跡，也是他的一個說不清的夢境，一直在童年的汪曾祺心裡生長，老了，或溢而為文，或溢而為畫，如此而已。
汪曾祺書《夢故鄉》
汪曾祺，《紫薇花對紫薇郎》，紙本設色，1988年
或者可以說，汪曾祺本來就是一位畫家——在晚上年重新迴歸繪畫前，就已經畫了幾十年的畫，只不過，那些畫是處於一種“隱”的狀態，就象兒時的汪曾祺喜歡東看西看，再到東寫西寫，有的雖未形諸文字或筆墨，汪曾祺的人生卻是無日不寫，亦無日不畫的。
在以文字成名時，汪曾祺是以文字營造畫境，故其文讀來一直畫意盎然，而到了晚年，終於從筆底流淌出那些畫境，其實老頭兒所有的小說與散文，本身就是畫，而背後，則是他所言的“人間送小溫”以及宋儒之句：
"萬物靜觀皆自得，
四時佳興與人同。"
也有：
"頓覺眼前生意滿，
須知世上苦人多。"
在談自己的書畫自娛時，汪曾祺有詩云：
“我有一好處，平生不整人。
寫作頗勤快，人間送小溫。
或時有佳興，伸紙畫芳春。
草花隨目見，魚鳥略似真。
唯求俗可耐，寧計故為新。
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
君若亦歡喜，攜歸盡一樽。”
展出現場的汪曾祺書法《我有一好處，平生不整人》
汪曾祺題畫
——老人自稱是"中國式的人道主義者"，從這兩句他最喜歡的詩裡是可以瞭解一二的，如同他的文本，在平淡素淨的背後，卻瀰漫著溫馨的悲憫情懷，老頭兒所寫的絕非閒適，閒適與平淡只是其文字與書畫的表面，而在深層次的意義上，汪曾祺是一個有著無限博大宇宙意識的人，那種對於生命發自內心的喜悅，以及對於世間掙扎著的生靈的悲憫，一筆一畫，無不可以讓人觸這個平和老頭兒跳動著的溫熱的心。
（一）
1970年代，大運河高郵段
追溯汪曾祺的書畫淵源，必得追溯他的家庭與家鄉高郵的風土與文化背景。
高郵地屬揚州，喜愛文物、書畫、美食與揚州一脈相通，汪家祖先來自徽州（到他祖父是第七代），揚州八怪與新安畫派的影響於他的影響其實是潛移墨化的。
在汪曾祺《我的祖父祖母》中所記，有著龐大家產的其祖父汪銘甫在高郵雖以儉省出名，但卻捨得花錢買古董字畫，“他有一套商代的彝鼎，是祭器。不大，但都有銘文。難得的是五件能配成一套。......有一個大祭紅花瓶，高可四尺，是明代物。”“四幅馬遠的小屏條，對這幅畫的真偽，我有點懷疑”，以及明代呂紀的絹地大中堂《報喜圖》、“鄭板橋的六尺大橫幅”、“陳曼生的隸書對聯”等。
從他晚年對兒時的清晰記憶，可以見出家庭藝術收藏對兒時汪曾祺的影響是巨大的。
汪曾祺祖父汪銘甫
在汪曾祺十一二歲的時候，祖父要求他日課大字一張，小字二十行。大字寫《圭峰碑》，小字寫《閒邪公家傳》，讀帖則有小字《麻姑仙壇》、虞世南的《夫子廟堂碑》、褚遂良的《聖教序》。
汪曾祺的父親汪菊生，則是一位充滿生趣與詩意的人，以至於讓皤然一老時的汪老頭兒，仍常常夢見他：
“我父親手很巧，而且總是活得很有興致。他會做各種玩意。元宵節，他用通草(我們家開藥店，可以選出很大片的通草)為瓣，用畫牡丹的西洋紅染出深淺，做成一盞荷花燈，點了蠟燭，比真花還美。他用蟬翼箋染成淺綠，以鐵絲為骨，做了一盞紡織娘燈，下安細竹棍。我和姐姐提了，舉著這兩盞燈上街，到鄰居家串門，好多人圍著看。清明節前，他糊風箏。……他帶了幾個孩子在傅公橋麥田裡放風箏。這時麥子尚未“起身”，是不怕踩的，越踩越旺。春服既成，惠風和暢，我父親這個孩子頭帶著幾個孩子，在碧綠的麥襲間奔胞呼叫，為樂如何？我的重年是很美的。”
汪曾祺的父親汪菊生
這樣美而純淨的童年，讀之讓人動容，與詩經裡的“思無邪”，與中國畫最深處的自在、清淨無垢都是相通的，或者可以說，這是汪曾祺為文與作畫的真正源頭。
汪菊生那些詩意的生活是蔓延著的。
他喜愛樂器，笙簫、管笛、琵琶、古琴、胡琴，都能擺弄，沒事喜愛畫畫刻印，畫畫無師承，只有幾個畫友。
兒時的汪曾祺喜歡在父親作畫時，在旁邊看，給他抻抻紙：“我見過父親畫工筆菊花，原來花頭的顏色不是一次敷染，要“加”幾道。揚州有菊花名種“曉色”，父親說這種顏色最不好畫。“曉色”，很空靈，不好捉摸。他畫成了，我一看，是曉色！他後來改了畫寫意，用筆略似吳昌碩，照我看，我父親的畫是有功力的，但是“見”得少，沒有行萬里路，多識大家真跡，受了限制。他又不會作詩，題畫多用前人陳句，故佈局平穩，缺少創意。”
汪曾祺所繪菊花局部
汪曾祺所繪菊花
汪曾祺，《窗外雨潺潺》 ，紙本設色，1985年
初一暑假，他父親要求他臨習《張猛龍碑》，“我每天寫滿一張。寫《張猛龍》使我終身受益，到現在我的字的間架用筆還能看出痕跡。”
家裡還有不少珂羅版印的畫冊，他沒事時就翻來覆去一本一本地看。
這樣充滿生趣與人文底蘊的家庭生活，對汪曾祺之所以成為後來的汪曾祺而言，是至關重要的。
家庭之外，對兒時的汪曾祺而言，街巷之間觸目也是書畫的薰染：“出北門，有一家賣畫的。因為要下一個坡，而且這家的門總是關著，我沒有進去看過。這家的特點是每年端午節前在門前柳樹上拉兩根繩子，掛出幾十張鍾馗……新巷口有一家‘畫匠店’，這是畫畫的作坊，所生產的主要是‘家神菩薩’，他們畫得很熟練，不會有敗筆。有些畫法也使我得到啟發。比如他們畫衣紋是先用淡墨勾線，然後在必要的地方用較深的墨加幾道，這樣就有立體感，不是平面的，我在畫匠店裡常常能站著看一個小時……”
這些年少時關於書畫的往事深刻地印在汪曾祺的記憶最深處，以至於無論他的小說或散文，論及書畫與收藏皆觸目可及。
他曾自述：“我從小學到初中，都‘以畫名’。初二的時候，畫了一幅墨荷，裱出後掛在成績展覽室裡。這大概是我的畫第一次上裱。我就讀的高中重數理化，功課很緊，就不再畫畫。大學四年，也極少畫畫。工作之後，更是久廢畫筆了。”
然後就像汪曾祺說到影響他的作家時所用的比喻：，
“菌子已經沒有了，但是菌子的氣味留在空氣裡。
影響，是仍然存在的。”
書畫的影響於他，其實是深入骨髓的。
1991年，汪曾祺在故鄉高郵的蘆葦蕩
高郵
40歲左右時當了右派，曾有一段專門畫畫的日子，那是1960年8月下旬，下放到張家口一個農業科學研究所，因為一個人獨處，不需開會，“每天趟著露水，到試驗田裡摘幾叢花，插在玻璃杯裡，對著花一筆一筆描繪。”“坐對一叢花， 眸子炯如虎。” “上午畫花，下午畫葉子——花到下午就蔫了。到馬鈴薯陸續成熟時，就畫薯塊，畫完了，就把薯塊放到牛糞火裡烤熟了，吃掉。”
那一年他曾作《畫馬鈴薯圖譜感懷》
“三十年前了了時，曾擬許身作畫師。
何期出塞修竽譜，搔發臨畦和胭脂。”
水仙 汪曾祺 紙本設色 68×27cm 1985年 浙江美術館藏
荷塘月色 汪曾祺 紙本水墨 68×42cm 1992年
其後則又是久不作畫，摘了帽子回京後，到劇團寫劇本，寫樣板戲，沒有人知道他能畫。直到文革結束，莫名其妙接受審查，憤懣而無以自遣，沒完沒了地寫交待，“實在煩人，於是買了一刀元書紙，於寫交待之空隙，瞎抹一氣，少抒鬱悶。這樣就一發而不可收拾，重新拾起舊營生。”
“偶爾送一兩件給熟朋友。後來求字求畫者漸多。大概求索者以為這是作家的字畫，不同於書家畫家之作，懸之室中，別有情趣耳，其實。都是不足觀的。我寫字畫畫，不暇研墨，只用墨汁。寫完畫完，也不洗硯盤色碟，連筆也不涮。下次再寫，再畫，加一點墨汁。”
在1983年致黃裳的信中說了些讀小說的雜事後即不無得意向這位老友說：“同時附上拙畫一幅。我的畫你大概還沒見過吧?這一幅我自己覺很不錯，不知你以為如何？”
以前去黃裳翁家中時，似乎看過牆上懸著的汪老的書法，畫卻沒見過。
——想起汪曾祺贈給老同學巫寧坤的《昆明的雨》，其文記有：“右上角畫了一片倒掛著的濃綠的仙人掌，末端開出一朵金黃色的花；左下畫了幾朵青頭菌和牛肝菌。題了這樣幾行字： 昆明人家常於門頭掛仙人掌一片以辟邪，仙人掌懸空倒掛尚能存活開花。於此可見仙人掌生命之頑強，亦可見昆明雨季空氣之溼潤。雨季則有青頭菌、牛肝菌，味極鮮腴。 我想念昆明的雨。 ”
畫中雖未畫雨，然而一種雨意卻處處可見。此畫從構思、佈局和題字，處處皆是匠心，讓人想起齊白石的名作《蛙聲十里出清泉》。
汪曾祺贈給老同學巫寧坤的《昆明的雨》
（本文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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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浙江美術館“嶺上多白雲——紀念汪曾祺誕辰百年書畫展”對外正式展出
由浙江美術館主辦的“嶺上多白雲——紀念汪曾祺誕辰百年書畫展”於2020年9月1日在浙江美術館開幕。展覽展出汪曾祺書畫作品近百幅，以及10餘件珍貴手稿。展覽借汪曾祺散文集名稱，分為“人間草木”“人間至味”“人間有戲”三個版塊，從中可以窺見其書畫創作的大致風貌。
策展人陳緯、浙江美術館館長應金飛、汪曾祺女兒汪明、汪朝、汪曾祺外孫女齊方在展覽現場（從左至右）
汪曾祺女兒汪明、汪朝在展覽現場
展覽現場
展覽現場
展覽現場
展覽現場
展覽現場
汪曾祺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佔有一席之地。他的作品以“文中有畫”著稱，書畫雖是遣興而為的怡情之作，但他的畫有題跋，與他的文學創作彼此滲透，相得益彰，讓人享受到他於筆墨間傳送的人間小溫。此次展覽是汪曾祺的書畫作品首次在專業美術館集中公開展出。近百幅書畫作品創作於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是汪曾祺晚年的精品力作。汪曾祺不古不今、亦雅亦俗的書畫風格，與他的文字氣息相通：恬淡裡不乏清雅、拙趣中飽含溫情，既可見他在生活中捕捉到的庸常小趣，也可感他隨遇而安的人生態度和超脫功利的人格魅力。
汪曾祺，《苦瓜冬莧菜》，紙本設色
汪曾祺，《蓮蓬》，紙本設色
汪曾祺，《墨雛》，紙本水墨
汪曾祺，《南人不解食蒜》，紙本設色
汪曾祺，《蜻蜓荷花》，1984年
汪曾祺，《水八仙與螃蟹》，紙本設色
汪曾祺，《松鼠》，紙本設色，1986年
本展覽嘗試與觀者一起，沿書畫幽徑漫步汪曾祺先生的文學世界，在視覺感受中品味他別樣的文字神韻。
展覽將至9月25日。
責任編輯：陸林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