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一國之命脈也。
自部落時代，中華名族就存在著兩種不同的經濟形式。神農氏代表的農耕經濟，黃帝代表的遊牧經濟。隨著文明的進步，國家意識的出現，農耕文化進一步得到鞏固，併成為了主要的經濟來源和經濟象徵。因此，討論古代經濟制度，最主要的就是研究其賦稅制和土地制度，其中土地制度演變更加重要，更加簡單明瞭。
“井田制”起源於奴隸社會，到西周時已經十分成熟了。西周時的具體做法為周天子將全國土地賞賜給各諸侯，再由諸侯把土地一層層分配下去，由下一級向上一級繳納一定的貢賦，但不管是諸侯還是庶民都無權買賣，只能繼承其使用權，所有權歸國家所有，即周天子，於是有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說法。因此，井田組織內部具有公有向私有過渡的特徵是以土地一定程度上的公有作為前提的。這種方式牢牢的控制住了以土地為生的廣大人民，維護和鞏固了王朝的統治。
自秦橫掃六國，一統天下，便廢除了“井田制”，頒佈“今黔首自實田”的法令。其主要內容為公田歸國家所有；地主和有田農民據實自報自己所有土地畝數，按照規定繳納賦稅，即可取得土地所有權；人民可以自由買賣土地，其所有權得到國家法律的承認與保障。土地私有制在我國曆史上確立起來。隨著鐵器和牛耕的使用，生產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因此土地私有制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佃農的積極性。但同時私有制和自由買賣土地也導致了土地分配的失衡，貧富差距擴大的現象，為秦朝的覆滅埋下了伏筆。
到了漢代，基本上沿襲著秦朝的土地制度，並讓土地私有制得到了發展。雖然政府實行了減輕租稅等政策，但由於土地不斷被兼併，大量農民成為了佃民，使得這些“利民政策”成全了地主，於農民沒有直接的好處。最終農民和地主的矛盾十分尖銳，如不採取限制措施，將危及地主階級統治地位的穩固。因此董仲舒曾向漢武帝提出“限民名田”的建議。他說：“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兼併之路”。但是，董仲舒的建議未被漢武帝採納。故漢代雖然軍事一度強大，政治完善，但階級矛盾日漸嚴重，最終產生了亂世三國。
正如開唐元祖唐太宗李世民所言：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故唐代開創了租庸調製。而土地制度主要體現在“租”上。“租”是配給人民耕種的土地，到年老後繳還國家，並負擔相當的租額，租額一般為四十一稅，相較漢代更加優減。租庸調製承北魏而來，是一種均田制度，全屬於中央政府，即國家。而商朝、周朝的井田制分屬於封建貴族，算是封建制度下的均田形式。這兩種形式從某種程度上都體現了一種平均意識。土地的保障使人民對政府、國家更有信心，有田始有租，為大唐盛世創造了經濟基礎。
宋代于田賦制度，無甚創新。依舊沿襲唐朝的公田之賦和民田之賦，實行“計丁授田”，即根據勞動力來給予土地。科技的創新使得宋朝土地耕種效率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再加上手工業和陶瓷業等商業的大力發展，使得宋朝的經濟達到了一個鼎盛狀態，百姓在和平時期也算是豐衣足食。但到了南宋時期，土地兼併現象加劇，“限田”也不能改變這種現狀。官僚地主利用戰亂廣泛的兼併土地，商賈也大量的購買土地，使得許多的農民失去土地而成為佃農。土地制度作為經濟的一大支柱，從一定程度上決定著階級矛盾的程。內憂和外患，使得宋朝丟掉了江山。
元明時期，沿襲宋朝土地制度，分為官田和民田兩種。官田是承襲金南宋所有的官田以及籍沒有兩朝的皇室、貴戚、達官、顯宦及豪右等私人地產，無主荒地也被沒收為國家所有。為了解決邊境軍隊糧食問題，軍屯受到了重視和推廣。到了明朝，原本由邊塞衛所的軍戶經營的軍屯制度推廣到了內地，洪武二十五年（1392）制屯田則例，規定邊軍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內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種。這種制度給軍隊提供了良好的後勤保障，也算是間接的減輕了民眾的負擔。明朝的“魚鱗冊”制度得到政府的普遍使用，其以土田為主，因田地以丘相挨，如魚鱗然，故稱魚鱗圖。
清朝是一個特殊的時代，其官莊田分別為皇帝、貴族、旗人所有，但整體的土地制度依舊沿襲之前朝代。在順治二年（1645）首先在順天府實行“計兵受田法”，每個官兵給可耕田10畝，官給牛具、種子。繼則推行於直隸、山東、江北、山西等駐軍，進一步掌握軍隊，控制民眾。而百姓所有土地，即自耕農或半自耕農佔有的小塊土地。其主要來源有：
（1）承襲前工留傳下來的土地；
（2）清初實行招民墾荒復業而得到的小塊土地；
（3）農民在起義中佔據的前明藩王的莊田；
（4）農民赴邊疆墾荒形成的小土地所有等。
清朝的土地兼併制度更加嚴重，如眾所周知的大貪官和珅，其土地就十分的多。清朝在土地制度方面雖無太重要的改革，但其土地制度的維持依舊是值得肯定的。
縱觀中國古代之歷史，始覺土地制度之重要。任何朝代於土地方面皆有建樹，然終難逃土地兼併之現象。其原因眾多，不再敘述。古為今用，土地承包制度調動了當代人民的積極性，土地確權也著實的保障了廣大民眾的利益，使得中國的經濟在內部推力，外部拉力的強大作用下加速前進，產生了一系列驚人的成績。隨著林權改革的深化和推進，也讓農民有了新的經濟來源模式，縮小了貧富差距，為和諧穩定發展奠定了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