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壹圖網）
高林/文
兩個記者出身的作者在看《紙牌屋》時，想到“其實魏瑪共和國滅亡的歷史比《紙牌屋》更扣人心絃——而且是真實發生過的”。他們決定把這個故事寫成一個劇本，卻發現“納粹的崛起”這麼熱門的題材下，竟然沒有一本現成的著作可以拿來當作創作藍本。於是他們就把劇本寫成了著作，這就是《掘墓人：魏瑪共和國的最後一個冬天》，書中每一個在其他著作裡念證詞的親歷者們都彷彿活了過來，在這部紀錄片般的作品裡擁有了屬於他們自己的角色和聲音，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夢想或者目的，在力所能及的範圍裡活動，不同程度地介入到了支配整本書的那個主題“納粹的崛起”中。
並非神話般地崛起
假如從這個話題的傳統觀念出發去閱讀這本書，那十有八九要經歷一段充滿顛覆性的過程。關於納粹的崛起，人們的觀念裡已有非常條理明晰的解釋：首先是當時德國主要政黨之間彼此爭鬥不休、拒絕合作。因為它們拒絕合作導致議會無法形成有效的多數，沒有穩定的多數支持就無法組成具有行動力的政府，政府沒有行動能力就無法有效的應對1929年爆發的“大蕭條”。於是深受“大蕭條”折磨的德國選民因而對魏瑪共和國的議會制、民主感到失望轉而支持納粹。從1930年開始一直增長的選票，不但讓納粹從1928年那個籍籍無名的小黨一躍成為德國的第一大黨，也讓希特勒這個退伍二等兵在1933年1月昂首闊步走進柏林的總理府。
這個解釋當中所隱含的一個最基本的因果關係，就是經濟衰退和民粹崛起之間的因果關係，實際上已經成了今天人們的普遍觀念。近年來當越來越多人開始被迫去面對歐洲新一輪的經濟衰退和民粹崛起。無論是他們當中感到憂心忡忡的人、還是心存嚮往的人，實際上都默認了這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這種因果關係在《巴爾幹兩千年》裡，卡普蘭所採訪的那位奧地利自由黨的領袖就表達得相當明確，卡普蘭說他們像納粹，他反過來安撫卡普蘭說“放心吧，在我們和人民之間永遠都隔著一場經濟危機”。這句話可以解釋今天歐洲很多人的焦慮或者嚮往，因為假如硬幣的正面是經濟危機，那背面大概就是一個希特勒。
這個可能浮現在硬幣背面的希特勒，在傳統敘述當中被描繪成一個躊躇滿志的勝利者，乘著經濟危機和民主制失靈的東風，被選民送上總理的寶座。可在《掘墓人》一書中這樣的希特勒並不存在，書中的希特勒是一幅焦慮不安、疑神疑鬼的形象，覺得每個準備跟他合作的政治家都是騙子；而他的追隨者們要麼已經背叛了自己、要麼正在陰謀背叛自己；他的事業正在付諸東流，離失敗和結束自己的生命只有一步之遙。透過他的追隨者、敵人還有暗探們的記述，能看到一個被逼到牆角、已經絕望的勝利者。那個還有幾天就要慘遭失敗、從自己剛剛坐上的總理寶座上被人一腳踢開的施萊歇爾呢？恐怕再也找不到一個比他更加胸有成竹、覺得自己穩操勝券的失敗者了。而且認為他勝券在握的人不單是他自己和他的追隨者、同情者，連那些反對他的人也這麼認為。即使是本書中出場的那位高高在上的花花公子哈里·凱斯勒伯爵，也在日記裡說“納粹運動正在衰退，希特勒就要完了！”這種奇妙的反差背後究竟隱藏著什麼？這個問題單靠本書的內容恐怕很難回答，但對於讀懂這本書卻顯得至關重要，所以我們需要向前和向後多說幾句。
神話的反面
梳理一下前文所提到的“納粹上臺原因”的普遍觀念，就會發現要讓經濟蕭條等於納粹的崛起這一邏輯鏈條成立，有兩個基本的前提：“議會制民主的失靈”和“人民的轉向”。但這兩個前提真的存在麼？先看看第一，所謂議會制民主的失靈有兩層含義。第一是議會在處理具體的國家事務上的失靈，這種失靈體現在此時的德國議會無法形成一個有建設性的多數。到魏瑪共和國末期，那些在德意志帝國時期已經誕生的主要政黨，除了主張自由放任的自由主義黨之外，幾乎都形成了一個固定的支持者群體。這些支持者無論政局如何，無論這些政黨組成的內閣的政策究竟是成功還是失敗，都不會改變對這些政黨的支持，這就是政黨選票的固化。選票固化原本並不是一件壞事，只要各政黨願意合作，他們還是可以背靠自己穩定的議席組成穩固的有建設性的多數。
但這種選票的固化其實可能有另一種原因：與其說是選民無條件地支持傳統政黨，不如說是在經濟蕭條的大環境下，傳統政黨已經放棄了通過採取積極的政策來贏得議會多數的希望，轉而無條件的去討好自己的支持者。雷打不動的得票率其實是政黨千方百計討好自己支持者的結果。如果這些政黨的選票是這樣得到的，那他們確實無法建立執政聯盟。因為在自身沒有過半數席位的情況下，合作必然導致妥協，而任何妥協都有可能激怒他們自己的支持者。所以為了滿足自己的基本盤，這些傳統政黨就只能拒絕合作。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從1924年到1932年之間的8年間，魏瑪德國舉行了六次國會選舉，其中1932年一年之間就舉行了兩次，但魏瑪共和國的議會始終無法形成一個有建設的多數。從這個意義上說魏瑪德國的議會制民主確實已經失靈了。
但議會失靈並不等於議會制本身就會失敗。在一個典型的議會制民主國家裡，一旦議會無法實現有效的多數，國家就會陷於停頓。因為不存在議會之外的其他權威可以繼續維持國家的運轉，社會的基本需求就會強迫議會里的政治家妥協。這種情況在英國司空見慣，虛懸的議會當中相持不下的兩個大黨往往為了完成基本的使命被迫與議會里的小黨妥協。而魏瑪德國的議會分裂狀態之所以能夠形成且長期存在，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魏瑪德國並不是一個典型的議會制國家。魏瑪共和國的體制實際上是一種雙頭政治。除了一個普選產生的議會，還有一個同樣由普選產生的總統。《魏瑪憲法》第四十八條授予總統在非常狀態下采取緊急措施、發佈臨時條例、將法律草案直接付諸公決的權力。這就讓魏瑪共和國的內閣有兩種獲得授權的方式。如果內閣能夠得到議會多數的支持，它就可以成為一個依靠議會授權執政的“議會內閣”。可假如它得不到議會多數的支持，也並不意味著它就必然下臺。只要沒有遭到議會多數的反對，議會沒有通過針對它的“不信任案”，那就可以依靠總統的授權繼續執政。這時候它就成了一個依靠總統授權的“總統內閣”。從魏瑪德國這種獨特的雙頭政治的制度出發就會發現，1930年代以來議會的分裂本身並不能導致魏瑪共和國制度的失敗。這種議會分裂的局面正是制度的設計者所默許甚至鼓勵的局面，《魏瑪憲法》為這種局面已經留出瞭解決方案。
然後再來看看所謂“人民轉向納粹”。如果納粹真的是在德國人民的支持下取得權力的，那在1932年一年之內，它們有連續三次機會以兩種不同的方式執政。第一次是1932年3月的總統選舉，這是希特勒最名正言順的被人民送上執政寶座的機會。因為魏瑪共和國的總統是普選產生的，如果多數人民支持希特勒，這就是他證明自己的最好機會。但在這次選舉當中，希特勒只拿到36.8%的選票，也就是說德國總共只有三分之一多一點的選民支持希特勒。當然希特勒可以認為，這是因為他的對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英雄興登堡。但1932年還有兩次公平競爭的機會，1932年7月和11月連續舉行的兩次議會大選。老元帥興登堡並沒有一個自己的黨，不會在議會選舉裡挑戰希特勒。如果納粹黨真的得到了多數德國人民的支持，他們有兩次機會獨立贏得議會里的過半數席位，然後希特勒就可以作為議會多數黨的黨首組織一個屬於他自己的議會內閣。但是納粹在這兩次選舉當中再次證明，他們並沒有贏得多數德國人民的支持，在這兩次大選當中投票給納粹的選民比例分別是37.4%和33.1%。
從這個前提出發再來看《掘墓人》所展現的那幅1932年年底到1933年年初的畫面，就完全可以理解那個看起來令人難以置信的希特勒。這位元首和他的“運動”並沒有得到多數德國選民的支持。他既無法在總統大選當中取勝，也無法在議會大選當中取勝。在1932年裡，納粹花費了大量人力物力，連續支持希特勒投入了一次總統大選和兩次議會大選。納粹已經精疲力盡，更糟糕的是它已經財政枯竭。這個新興的右翼黨從來沒有得到過大筆的資助。但為了競選他們卻動用了從飛機到汽車，從留聲機到廣播在內的一切先進手段。先進就意味著價格昂貴。這時候再看看《掘墓人》當中戈培爾面對的那副入不敷出、發不出工資、甚至沒錢給衝鋒隊提供基本飲食的窘境；看看那個人心惶惶，不斷有人退出的淒涼場面；就會理解為什麼希特勒如此焦慮，如此忐忑不安、覺得他已經被逼到了失敗和滅亡的邊緣。
因為如果納粹黨再不能取得權力，它在財政上就會破產。既然無法獲得過半數的席位，留給希特勒的其實就只剩下一條路可走，那就是獲得總統的授權成為一個“總統內閣”的總理。但此時的總統興登堡是希特勒八個月前的競選對手，從出身上說興登堡是一個普魯士貴族，而希特勒是一個奧地利平民；從個人形象上說興登堡是一個普魯士元帥、一個貴族將領，而希特勒只是一個波希米亞流浪漢、一個退伍二等兵，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為希特勒贏得興登堡的信任。
納粹黨正在枯竭，希特勒無望執政，這兩條都足以壓垮一個政治家，但還有更可怕的東西在折磨希特勒，人民對他的興趣正在衰退。1932年3月的總統大選當中，希特勒利用一切新技術全身心投入，一共爭取到1341萬選民。1932年7月的議會大選當中，他藉助總統大選的餘威，以及當時的總理帕彭（他也是本書兩個掘墓人裡的一個）對沖鋒隊禁令的取消，一鼓作氣爭取到1377萬選民的支持。四個月里納粹的選民增加了36萬，正是這個勝利讓希特勒認為自己應該成為總理。但11月的大選，納粹得到的支持下降了，雖然還有1173萬人投票給納粹，但比起上一次納粹失去了200萬選民的支持。
納粹以外的各政黨都有自己雷打不動的選民團體。在反納粹的三個主要政黨的選票沒有大幅度損失的情況下，納粹在短短的四年當中從無到有，並一舉奪取第一大黨的寶座，首要原因當然是右翼選民聚集到了納粹旗下。但其他右翼黨的損失並不足以解釋納粹爭取到的那1000萬選民到底是從哪來的。一個同樣重要的因素是投票率。1928、1930、1932年7月的歷次大選當中投票率屢創新高。這些過去不投票的人給納粹帶來的好處是最大的。但1932年一年他們已經給納粹投了兩次票了，第三次他們不想再去了。11月的大選投票率下降了3.5個百分點，損失最大的自然也是納粹。
希特勒沒有機會得到興登堡的授權，納粹的財源就會枯竭。沒有資金就無法擴大宣傳、甚至無力維持現有的宣傳規模。一旦宣傳後繼乏力，人民對他們的興趣就會降溫，等待著“元首”和他的“運動”的，就是與驟然崛起相映成趣的倏忽隕落。而這正是在後世眼中“困坐總理府”的施萊歇爾採取“拖延戰術”的真正目的，他在等納粹自己失敗，當1933年到來的時候，他看起來勝利在望。
意外的勝利
為什麼最後的勝利者還是希特勒呢？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就在《掘墓人》書中。《掘墓人》是一本精彩的書，但關注的焦點只集中於1932、1933年之交的那兩個月裡。它就像一幅精巧的全景畫，每一個細節都準確無誤，唯一的遺憾是忽略了這些細節的背景。如果我們理解了這些背景就能更好的感受到本書隱藏在敘述背後的那種悲劇的戲劇性。
魏瑪共和國的議會到1920年代末已經陷於分裂。面對這個局面，作為“政客將軍”的施萊歇爾敏銳地意識到，他可以創造一種不依賴於議會多數的“總統內閣”。在他的推動說服下布呂寧成為第一屆總統內閣的總理。但布呂寧在執政後不久，就在經濟上犯了一個巨大的錯誤：面對兇猛襲來的“大蕭條”，沒有像此時其他國家那樣，採取以政府主導的投資和設施建設來逐漸拉動經濟；反而基於對1923年德國“惡性通脹”的恐懼，採取嚴厲的緊縮政策，這種政策讓布呂寧被德國人叫做“飢餓總理”。這時，本書中的另一個主角帕彭提出了自己的解決方案。他指出了布呂寧的錯誤，而且自告奮勇取而代之，執行真正行之有效的解決手段。
此時的施萊歇爾發現隨著“總統內閣”的建立，決定內閣去留和總理人選的權力已經從議會轉移到總統府。而所謂總統府，實際上不過是包括他在內的幾個圍繞在老總統興登堡身邊的核心人物而已。這些核心人物當中，除了1932年被迫辭職的布呂寧，其他人都在《掘墓人》發揮了各自的作用。議會的分裂讓德國政治的遊戲規則，回到了宮廷陰謀的老路上。
而且施萊歇爾也看到了參與這樣的密謀對他個人的巨大好處。支持興登堡心中的紅人帕彭推翻布呂寧內閣可以讓德國經濟趨於穩定，可以提高總統對他的信任，還可以讓他取代自己的恩師威廉·格勒納將軍成為國防部長，所有這些好處讓他於公於私都決心冒險。這個冒險的結果就是1932年6月帕彭內閣的建立，施萊歇爾自己也隨之榮升國防部長。但正是這次密謀改變了帕彭和施萊歇爾兩個人的命運，使他們走上了成為魏瑪共和國的“掘墓人”的道路。
先談帕彭，帕彭採取了正確的政策，卻因為自己的高傲作派而到處樹敵。他的內閣被叫做“男爵內閣”，貴族出身的帕彭激怒了議會里所有的政黨。帕彭全部的希望都寄託在納粹黨身上，他認為自己對納粹示好和取消布呂寧內閣對沖鋒隊的禁令，可以讓納粹成為自己的主要支持者。但帕彭沒有想到，希特勒因為1932年7月大選的勝利而覺得自己可以組閣。帕彭寄予厚望的納粹反而成了他最大的敵人。1932年9月新開幕的議會決心把帕彭趕出總理府，接近90%的議員投票支持針對帕彭內閣的“不信任案”。總統內閣賴以存在的“議會的容忍”，已經不復存在。帕彭唯一能做的就是用總統簽署的《解散令》解散了議會。
按照憲法，解散議會以後兩個月內應該舉行新的大選。但帕彭很清楚只要舉行新的大選等待著他的就是一個新的“不信任案”。所以他要求總統無限延期大選，或者允許他修改選舉法。對這個問題的討論，將決定帕彭內閣的命運。帕彭想要阻止或者延期的那次大選，就是《掘墓人》序幕裡那次大選。換而言之，當本書的故事開始時，帕彭內閣的命運其實已經決定了，而決定他命運的人就是施萊歇爾。
施萊歇爾看到了帕彭內閣的最大問題其實在帕彭自己。帕彭有正確的政策，卻不是一個能夠實現這樣政策的人，他樹敵太多，又無法爭取到納粹。帕彭開出的價碼是副總理，但希特勒要的是總理。對施萊歇爾來說他有三個選擇，第一是繼續支持帕彭，這可能導致內戰，而且這樣的內戰對國防軍來說幾乎沒有勝算，這一點本書寫的很清楚；第二是由他自己取代帕彭繼續實施帕彭的政策，同時利用他和各政黨的友好關係來重新爭取議會對內閣的容忍，這樣的好處是施萊歇爾將由此再高升一步，登上德國總理的寶座。而問題則在於希特勒和他的納粹黨，如果他能夠用副總理爭取到納粹黨，他將成為一個成功的帕彭；假如他無法爭取到希特勒，他還有第三條道路可走，那就是撕裂納粹黨，用副總理去爭取納粹黨的第二號人物施特拉塞，然後讓施特拉塞分裂納粹黨，這樣就再次為內閣爭取到了議會的容忍。
對施萊歇爾來說，他手裡全是好牌，總統站在他一邊，只要總統繼續支持他不接受希特勒，那麼時間就站在他一邊。因為1932年已經連續舉行了兩次議會選舉，各政黨都已經精疲力盡、囊中羞澀了。包括納粹黨在內，沒有哪個黨願意馬上再舉行十二月內的第三次大選。這就讓議會的各黨派不敢正面挑戰手握《解散令》的總理。一旦議會不去挑戰總理，就變相的讓內閣得到了議會的容忍。這屆議會拖延的越長，內閣採取的復甦經濟的效果就越大，人民對希特勒的運動的興趣就越小。對施萊歇爾來說，這是一個穩贏的牌局。
唯一被忽略的變數是帕彭。決定內閣和總理命運的權威從1930年建立布呂寧內閣，就從議會移到了總統府。而總統府的決策集團說到底就是那麼幾個人，布呂寧現在已經出局，剩下的是總統自己、總統的兒子和國務秘書邁斯納、還有就是施萊歇爾和帕彭。帕彭之所以失敗，是因為他沒能爭取到希特勒的支持；而他之所以無法爭取到希特勒的支持是因為他堅持自己做總理，只肯給希特勒副總理的位置。
但帕彭內閣垮臺之後，他認為自己的失敗是因為施萊歇爾的背叛。施萊歇爾背叛布呂寧當上了國防部長，背叛自己當上了總理。只要能夠報復施萊歇爾，帕彭自己到底當總理還是副總理其實已經不那麼重要了。於是在魏瑪共和國最後的冬天裡，沒有議會的投票也沒有公開的選舉。一個前總理、一個國防軍上校、一個國務秘書圍繞著一個只剩二十個月生命的老人，就決定了魏瑪共和國的命運。
希特勒將被帕彭從滅亡的邊緣揪出來，奇蹟般的被任命為總理，帕彭則屈居副總理。唯一的目的只是為了把施萊歇爾趕走，趕走施萊歇爾的方式將非常簡單，興登堡拒絕給施萊歇爾簽署《解散令》就將迫使這位野心勃勃的“福利將軍”辭職。希特勒以一種最意想不到的方式登上了總理的寶座。這個過程和所有的宮廷陰謀一樣充滿了戲劇性，當然也就充滿了不確定性。德國人的“元首”的命運掌握在一個心懷怨恨的貴族、一個覺得自己被拋棄的老人、一個討厭他的公子哥和一個永遠不動聲色的國務秘書手裡。希特勒和他們的大部分內閣成員在1933年1月30日都是第一次見面，包括日後決定他命運的國防部長布倫堡將軍。
神話的誕生與共謀
沒有什麼比這樣的上臺方式更屈辱、更不符合希特勒給自己塑造的“人民的選擇”的形象了。所以對希特勒來說，最好的辦法就是儘快把所有當事人都從自己身邊剷除，從歷史上抹掉。1934年希特勒派人暗殺了施萊歇爾將軍夫婦和背叛他的施特拉塞。帕彭被迫辭去副總理，一度被派到土耳其當大使。在這些人的背影裡浮出水面的是希特勒的“第三帝國”。而這個帝國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塑造自己被人民所選擇的神話。為了證明這一點，他們猛烈攻擊魏瑪共和國的失靈，並反覆強調人民對自己的選擇。
不過有趣的是，它們所塑造的這個神話卻沒有隨著世界大戰的結束和納粹德國的滅亡的終結。在納粹統治的12年當中，德國製造了恐怖的災難、犯下了震驚人類的罪行。當戰勝者要求德國人解釋為什麼他們會讓納粹上臺？並任由他們犯下如此令人髮指的罪惡。沒有哪一個德國人能說“說到底希特勒組閣就是帕彭、邁斯納、小興登堡搞出來的一個陰謀。”即使他敢也說服不了任何人，尤其是不瞭解魏瑪共和國曆史的外國人。於是戰後的德國知識分子在納粹崛起的問題上，從反納粹的立場上繼承了納粹給自己編織的那個眾望所歸的神話。並藉此讓納粹的崛起從一次簡單的宮廷密謀，反思成了牽扯到德國的方方面面，從歷史傳統到政治制度、從哲學思想到藝術趣味的宿命論般的悲劇。
這個事實也就解釋了一開頭，本書的兩個作者為什麼抱怨他們無法從浩如煙海的關於魏瑪共和國的著作當中，找到一本來作為《掘墓人》的藍本。因為任何一本單純的從當事人角度分析納粹崛起的書，都必然導致一個結論。那就是本書的作者們在後記裡拐彎抹角的表達的“納粹的崛起或許是一個必然，但魏瑪共和國的掘墓人真的有太多失敗的可能了。”這一點剛好決定了它難以被“深入反思納粹罪行的”知識共同體所接受。甚至可以解釋為什麼本書的作者是兩個記者，因為記者是最傾向於從具體事實出發，而不是從深刻的思想出發去解釋問題的職業。雖然這兩位作者說他們找不到一本可以作為本書藍本的著作，但我想說真的存在著一本即使不能直接作為本書藍本，至少也可以成為本書參考讀物的書。作者剛好也是一個記者，那就是海因茨·赫內的《德國通向希特勒獨裁之路》。這本書用一種中規中矩的方式討論了和《掘墓人》一樣的主題，只不過它涵蓋的範圍更廣，因此也就更好的幫助我們理解這段歷史。而他的結論剛好和本書的作者們是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