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十二點，草原上所有人都睡了，來訪的客人也走得差不多了，幾杯酒下肚的顧桃才漸漸活了過來，猛吃了幾根手把肉，幾段血腸，還唱了一首歌，聽著外面快把蒙古包捲起來的風聲，說，我們和月亮一起走走吧。
月亮掛在蒙古包上，顧桃隨口引用瑪利亞·索的話，“月亮要是帶頭巾(四周的光暈)，就是告訴人們最冷的時候到了,要多整柈子好過冬,現在還不是最冷的時候。”瑪利亞·索被稱為鄂溫克族最後一任女酋長，在森林裡過了一輩子了,她也是顧桃在大興安嶺長達十餘年的紀錄片拍攝裡，最重要的一位見證者。
草原浩瀚如海洋，空無一物，觸目所及，只剩地平線，地平線的盡頭，大地與天空相接。走到哪裡去呢？“那就走去奶站吧？”我提議到。剛才的晚餐上，來了五六位奶站的朋友，都是顧桃曾經在北京宋莊（藝術村）的老朋友，這兩年陸陸續續來到這裡，一部分在顧桃所在的犴達罕藝術營地，一部分在兩公里外的希拉穆仁奶站。奶站是什麼概念呢？想去看看。“那就走吧。”
這是怎樣的夜晚呀，銀色的月光和狂卷的風沙一起籠罩著草原！我們被大風順勢推著走，顧桃穿上了最厚的袍子，就著酒後的興奮，見著站在路邊睡覺的馬，還不忘跑上去嚇跑。
我們已經五年未見，這五年，他為人夫為人父，感到了生命的生機，也感到了生命的疲憊，看著他踉踉蹌蹌的背影，鼻子一陣酸，這背影很熟悉，像他紀錄片裡的詩人維佳、獵手何協，還有維佳的姐姐柳霞，他們都愛酒，依賴酒，在酒裡清醒著，熱烈著。
如果不是因為顧桃的幾部紀錄片，《敖魯古雅，敖魯古雅》、《雨果的假期》、《犴達罕》，如此愛山的我，可能會永遠的錯過大興安嶺。他父親顧德清，用了整個八十年代來跟蹤拍攝、記錄大興安嶺深處鄂溫克獵民的狩獵生活，等到二十多年後，顧桃重返這裡時，在森林裡生活了數百年的獵民，正經歷鉅變：因為生態原因，他們的獵槍被收繳，生活方式被終止——從森林裡搬到城裡。從父親手上接下火種，顧桃又用十餘年時間，拍攝了這幾部紀錄片，記錄變化中的鄂溫克獵民。
我們是伴隨著影像長大的一代，但從未有過這樣的影像，你覺得紀錄片里人物的命運，和你息息相關，當他們在森林裡，像薩滿一樣，像詩人一樣，像藝術家一樣，說出那些詩意的、失落的、擲地有聲的語言時，除了扼腕嘆息，還會錐心的痛。我們這一代，硬生生看著一樣一樣傳統的生活方式和文明樣本從指縫間留著，不能挽留，很多尚且來不及知曉，已被時代的浪潮捲走，所以維佳和柳霞只能喝酒，顧桃也只能喝酒。
在狂風裡艱難地走了四十分鐘後，奶站到了。是108棟一模一樣的房子，每棟佔地1200平，各有餐廳、臥室一小間，馬廄、牛圈一大間，以及一長排院子。說是禁牧期間，政府為固定養牛馬的牧民準備的，但牧民住不慣，一大半閒置下來，被顧桃陸陸續續從宋莊來的藝術家朋友們租下，改成畫室、幼兒園、工作坊。站在無邊無際的草原上，無邊無際的夜色裡，眼前這108棟一模一樣的房子，像曾經被遺棄的某個星球，像森林裡的狩獵文明一樣，草原上的遊牧文明也已近尾聲，但因為這些新入駐的藝術家們，重新煥發生機。顧桃也在這裡做藝術營、電影周，形成越來越大的磁場。
為了便宜的房租，在北京時，顧桃住過五環外的地下室，住過六環外的平房，房租逐年增長，他就逐年往外搬，安慧裡，黑橋，宋莊，北寺，任莊……直到搬回草原上。他早我一天回來，剛到就發信息說：草原上風沙很大，但很踏實，終於可以長長地吸一口氣，可以看到地平線了。
行李&顧桃
1.
行李：再過一年你就50歲了，幾年不見，今天回到草原，聊聊你的前半生吧。
顧桃：真是快50歲了！開始有了生命的疲憊感，小時候的經歷，好像有一種模糊感，很遙遠，又像昨天剛發生的。很奇怪，20-30歲之間覺得很漫長，稀裡糊塗就那麼過了，但從35歲開始做紀錄片到現在，感覺時間一下子就過去了，好像所有的時間都只在那幾部片子裡。在那裡，沒有所謂的專業性，專業性根本不重要，不需要，生活是最好的劇本，如果你帶有一種悲憫，這個悲憫是：你是卑微的，森林也是卑微的，森林裡人的狀態也是，大家是一樣的。算上剪片子，總共我在敖魯古雅十幾年，我所有的氣力，最重要的那口氣兒，都在那連吐帶拉的用完了。
行李：你的成長環境是怎樣的？小時候，你父親一直在大興安嶺拍攝鄂溫克和鄂倫春的獵民，作為小孩子，一方面覺得新奇，另一方面，父親經常不在場，你也會有失落嗎？
顧桃：我的童年很難用“快樂”來形容，父親長年累月不在，但我現在挺感激的，反倒是小時候那些很快樂的小夥伴，現在不是喝酒喝死了就是做一些很無聊的工作。上週在北京一個鄂倫春族的活動上，遇見了一個高中同學，現在很胖，和我是一個“級別”的，但那時是很帥的鄂倫春小夥，我們跳搖擺舞，霹靂舞，把教室的燈光纏上紅色、綠色、黃色的紙，冬天大家都有手捫子，就是東北那種不分杈的手套，手捫子要背在後邊，跳舞的時候，手捫子會隨著節奏拍打屁股，他是最帥的那個，但現在他喝酒都喝不動了，也就只能回憶過去。
行李：你是滿族，又在鄂倫春……
顧桃：上學時我在民族班，蒙古族、滿族、鄂溫克族、達斡爾族、鄂倫春族的孩子都在一起。我家在鄂倫春旗所在的阿里河鎮，小鎮後有西山，到了春天，就是這個季節，粉白色的達子香開滿了山坡，我們去山上玩，翻過山可以採蘑菇，再走遠點可以採藍莓，在大河裡游泳，蹦棺材，看誰膽兒大……跟藝術沒關係，只是一個小鎮上的正常小孩。直到我十幾歲，父親洗照片時，可能才受了一點影響。
行李：他就在家裡洗照片？
顧桃：對，都是自己沖洗。他挺傳奇的，小時候在一本畫報上看到高顴骨、小眼睛、紅著臉、很結實的男人，揹著獵槍，騎在馬上，是鄂倫春族，那時候叫“嶺上的人”，就是大興安嶺的嶺上，他很嚮往，1966年支邊時就選擇了去大興安嶺。
行李：有點像我們這一代看到藏區的照片就去了西藏，有探險家的氣質。他本身是哪裡人？
顧桃：遼寧營口人。大概在他40歲時，開始拍攝鄂倫春、鄂溫克人，還做民族對比。回家就洗照片，讓我給他顯影，白白的一張紙，突然很魔幻，慢慢顯現出馬、獵人、森林、狗、馴鹿穿行在森林裡的樣子……但很快就忘記了，到了十八歲，就從鄂倫春到哈爾濱上高考補習班，學畫畫。
行李：大興安嶺和東北的地緣關係很奇妙，這裡的飲食、口音，都是東北的，連上學都去哈爾濱，而不是去所在的呼盟。
顧桃：去哈爾濱是因為我的初戀哈哈，十七歲時，跟著加格達奇（距離阿里河三十公里）的叔叔去了一次哈爾濱，那是第一次見到大城市，第一次坐那麼遠的火車，第一次喝飲料，到了哈爾濱，住在一個家庭旅館，正好停電了，看到一個女孩拿著蠟燭，一下看到她的側面投在牆上的剪影……她家很乾淨，還有一個100歲的奶奶。她是學書法的，回來後就跟家裡說想去哈爾濱上高考補習班，那年就出來了。到哈爾濱考學考了幾年，每年像種土豆似的，到點就去，幾年後才考上內蒙古藝術學院，在呼市，我父親唸的也是這學校。
行李：阿里河去呼市都和去北京差不多了，為什麼不直接去北京？
顧桃：北京是不可能的事！那時根本不敢想，其實每個月就差30塊錢的食宿費，但那時候30塊錢挺多的。我一直屬於膽怯型，小心翼翼的，我奶奶、姥姥、媽媽都是滿族，滿族的規矩挺多的，出門少說話，跟別人談話的時候，看到人家打哈氣就得趕快起身走……這些東西約束著自己。加上我們阿里河的人叫“溝里人”，如果有人從海拉爾去阿里河，問去哪兒，就說去溝裡，那時地圖上都沒這個地方，一直都是這樣的心理，現在也是，為什麼有那麼多人喝酒？是為了讓自己放鬆，把壓抑的東西釋放出來，酒一醒，又沒話了。
行李：最後去了北京，到底又還是回到森林，回到草原上來了。
顧桃：北漂那段時間，我留著長髮，像個藝術家的樣子，但只是在酒桌上和各種老闆講講笑話，能喝酒，能談論一些跟藝術有關係的話題而已，心裡很空。白天總等著誰打電話來約酒局，然後坐上公共汽車，在快到的時候再打出租車，一頓酒後，我的那些朋友們都穿著拖鞋，酒駕回去。1999年，我們住在亞運村安慧裡一帶的地下室，住在一起的有理髮的，有小姐，有編劇，玩搖滾的，樓上11樓住著劉歡，他往上走，我們跟老鼠似地往地下鑽。
其實我是逃避型的，逃避城市裡那種忐忑、卑微感，在城裡，大家會有好幾套面具，像四川的變臉一樣，那是城市生存法則，到了森林裡，大家喝酒、聊天、哭泣、孤獨，全都是真實的，好像一下子有了呼吸。但呼吸之後，發現既不屬於城裡人，也不屬於嶺上的人，你變得很模糊，不知道最後想要什麼。我父親也是有好多年生活在別人的世界裡，自己的生活好像失去了，我現在也有這樣的體會，拍紀錄片其實是很緊張，很謹慎的，尤其在森林裡，你根本不可能融入到別人的生活裡。
我以前畫畫，但坐不住，畫畫必須得有一個獨立的空間和一把結實的椅子，你的屁股能坐到那，面對一張畫布。以前的一個女朋友說，你根本沒有才華，只是有點小才情。一下子把我看透了，後來我們就分手了（笑）。現在想，什麼才華才情，很多東西都已經變得很具體了，只是堅持你的職業而已。
行李：堅持不也可貴而驕傲麼。紀錄片拍攝最初是怎麼開始的？
顧桃：北漂期間，有四年沒回家，家裡人說不用回來，好好做你的事業，父親說，北方的事情我都做得差不多了，他其實是不想讓我做他做的那些事，覺得辛苦。2002年春節回家，看到他腿腳也不利索了，我媽頭髮也白了，一下子覺得人的蒼老！覺得應該給他們做一個紀念性的東西。
行李：你父親2000年不是已經出版過《獵民生活日記》了嗎？
顧桃：對，我也是那次春節才認真看了，其實初中的時候還幫他整理過日記，他寫得很亂，有時等車也拿圓珠筆寫，當時覺得那是另一個世界，童話般的獵人、森林、篝火、熊、棒雞、鹿鈴、一條冰凍的河。後來考學，又北漂，把這些經歷都給忘記了，2002年回去，又恢復了記憶，因為自己已經經歷了好多沒趣的，跟自己的生命沒有關係的事情，我還搞過裝璜，做過壁畫，給服裝公司拍過樣宣，那時再看《獵民生活日記》，很激動，一個人激動的時候，他的汗毛都會豎起來，起雞皮疙瘩，每次拍片子，不管去哪兒，拿起攝影機一出門，我的汗毛就豎起來了，有一股氣兒了。於是，大年初二，我帶著父親的書，沿著他以前走過的路，去了鄂溫克人所在的敖魯古雅鄉。
父親鏡頭下，鄂溫克人傳統的狩獵生活。攝影/顧德清
2.
行李：你當時從北京怎麼回鄂倫春？
顧桃：綠皮火車，現在也是。從北京坐火車，不到三十個小時到海拉爾，再從那兒坐一天火車到鄂倫春，其實就在大興安嶺的嶺上，一會兒拐彎，一會兒上坡，特別慢。後來我都想在火車上拍一部紀錄片，二十年前，大家生存狀態差不多的時候，都在火車上相遇，那種陌生！一個話題都能分成幾個篇章段落，講政治的，講歷史的，講當代的，生存的……一堆一堆的，太有意思了。那時過年，坐火車去加格達奇買年貨，車票可能就幾毛錢還是一兩塊，但我們也要逃票，因為一兩塊錢能買好多鞭炮、瓜子、糖。我和一個好夥伴，小果，那時也是家庭條件不太好，但是既然去了加格達奇，必須得買點東西。他買了芹菜，用一個筐揹著，列車員來查票，他就把車門打開——我們那時都有火車門的鑰匙。
行李：從哪兒來的？
顧桃：我們可以自己打，也有朋友從鐵路要。他把那個車門打開，轉過去扶著車外面的門把手躲列車員，就為了省那一兩塊錢。火車速度很快，我一直看著，擔心他被刮住。風吹著他的頭髮和芹菜葉子，最後芹菜葉子全飛掉了，到家裡，整個頭髮像一個倒三角錐型，立起來了，芹菜就像摘過一樣，一根葉都沒有……
行李：完全是劇情片。從家裡去敖魯古雅也是綠皮火車？
顧桃：對，從阿里河到圖里河，在圖里河也住在一個站前旅館，和父親書裡寫的完全一樣。北方可能幾十年都不會變，牌子好像都沒變，只是更簫條了，那時撤了鐵路局，鐵路工人、列車員，一下人間蒸發，整個圖里河全空了，只剩下鐵軌和上鏽的車箱，後來好多人花1000塊錢買一棟樓在那裡養豬，特別魔幻。
到了敖魯古雅所在的滿歸，想起父親書裡寫的，從車站出來，鄂溫克裝束的人帶著小孩，一個屁墩滑到大坡底下。我出了站也是那樣一個坡，就像回到了他所在的八十年代。走之前，父親給我寫了一封介紹信，上面有幾個人的名字，什麼馬克西姆、果士殼。車站正好路過一個人，早晨起來，睡眼惺忪，紅眼咣噹的，肯定是過年時都在酒精的狀態裡。他看著我的名單，說“這個凍死了，這個早去世了，哎呀瑪利亞·索的兒子在這兒住……”我就去了瑪利亞·索的兒子何協家，一會兒，聽說顧德清的兒子來了，左鄰右舍晃晃蕩蕩都過來了，那時住的是烏克愣，也有客廳、臥室，臥室是一個大炕，大家都在炕上，拿一個茶缸子，倒上酒輪著喝。何協的媳婦是俄羅斯族和鄂溫克族的混血，也是喝多了開玩笑，她說你是顧德清的兒子嗎？把身份證拿出來我看看。我找身份證，她又說不用了，“看你這張臉就是。”
隨著酒量的增加，人的情緒開始變化，開始有哭的，有不說話默默流淚的，因為2003年馬上要生態移民了。
行李：他們對移民有概念嗎？全都不想移嗎？
顧桃：各個地方都有移民，但並沒有改變根本的生存方式，但對鄂溫克人來講，等於他們要從森林裡搬出來，搬到離城市很近的地方，主要是要沒收獵槍，這是他們的飯碗，所以有各種情緒。那時我已經被擠到滿是喝酒的獵民的炕上，當時客廳有兩隻大獵犬，一個黑色，一個棕色，正在交配，這邊炕上有人掉淚，有人喝酒，那種自然的、生命的，自由的狀態！一下子讓我迸發了，我突然覺得這個就像文獻一樣，敖魯古雅已經不是我父親鏡頭和筆下的敖魯古雅，鄂溫克人、鄂倫春人，這些嶺上的林中百姓，他們即將被改變命運。
行李：我們這一代，就是在不斷目送一個又一個文獻的背影消失。看紀錄片時，最難過的是，我們以環境保護的名義終止狩獵，但其實鄂溫克人自己有完善的狩獵法則。
顧桃：對，後來維佳在片子裡說了，談戀愛的不能打，“搞對象呢”，母的不能打，要繁衍。打的對象，主要是精簡老弱病殘，即使打獵也有很多講究，過去鄂溫克老獵打熊，不能打頭，剝皮時還要不停唸叨，“熊大哥，冬天來了，我需要一副手套過冬啊。”說完再割熊掌。割熊耳朵時要吹哨，模仿站幹林被風吹過的聲音，割熊腿的皮子還要念叨，“有了手套我還要一副靴子來暖腳啊。”“因為寒冷還需要一床熊皮褥子來禦寒。”就連吃熊肉時也有講究，大家圍坐一圈“嘎嘎”地模仿烏鴉叫，意思是，“不是我們在吃，而是烏鴉在吃你啊。”俄羅斯的埃文基人出獵，尤其是獵犴前，要洗澡、洗頭、刷牙，洗澡要洗三天，經過這樣的程序後，人味就沒了，因為犴鼻子最靈敏，嗅到人的氣味就不會靠前了。
行李：後來你用犴形容維佳，也專門拍了紀錄片《犴達罕》。
顧桃：拍《犴達罕》時，看到一隻雄壯的犴在河套裡飲水，維佳說，犴能潛水，有次看到犴的角像張開的巨大手掌，從水面裡托起，他被這雄壯美麗的犴達罕所感動，放下了已瞄準了目標的獵槍，慢慢離去，沒有驚擾這自然界的神物。
行李：大家都是在2003年生態移民這個節點上去拍攝，而你兩年後才進入。
顧桃：對，回到北京，又好像忘了這些事，而且條件也不允許。但剛搬遷時，媒體的報道都是“獵民歡天喜地地喬遷新居了”，但鏡頭背後，鄂溫克人都在哭，別說人，連鹿都不適應，他們說山下的水是臭的，在森林裡喝慣了自然的流水。後來吉祥三寶在北京做了一個《敖魯古雅》舞臺劇，從敖魯古雅鄉牽過來一頭鹿，就是不喝水，有朋友從老家帶了一瓶礦泉水來，鹿才開始舔，因為那裡含鹼。因為那臺舞臺劇，瑪利亞·索和她舅舅安道第一次辦了身份證，第一次走出森林，坐飛機去北京，瑪利亞·索的二女兒德克莎陪同，她說兩個老人下了飛機都不會走路了，因為機場的地面太光滑，平平的，像面鏡子，安道看到地面上劃的安全線，小心意意地抬高了腿邁了過去。
二十年後，顧桃鏡頭下，鄂溫克人傳統狩獵生活裡最後一段尾聲。攝影/顧桃
3.
行李：瑪利亞·索被視為鄂溫克最後一任酋長，你的幾部片子，卻一直圍繞著柳霞、維佳兩姐弟，和柳霞的兒子雨果。
顧桃：我一開始也是去找瑪利亞·索，當時二姐德克沙說“特別不喜歡顧德清的兒子，每天醉醺醺的，兜裡揣著酒瓶子，拿著機器亂晃”哈哈，後來瑪利亞·索也接受了，但是我睡覺打呼嚕，跟老人住在一起不方便。誰家更方便？就是維佳和柳霞他們家，怎麼地都行，那裡還有一個男兵宿舍，大通鋪，外面來的人喝多了或者什麼，就住那裡，後來被雪埋了。
行李：在柳霞和維佳之前，還斷斷續續聽說了他們的媽媽，老芭姨（芭拉傑依）的故事，她前幾年還寫了書《鹿角上的綵帶》，他們的姐姐，畫家柳芭的故事，可惜英年早逝，維佳又是詩人，為什麼他們家這麼文藝？
顧桃：老芭姨也是藝術家，大概十年前開始畫畫。我去她家的定居點，看她正在那畫畫，我說老芭姨這是你畫的？“我沒事畫著玩。”我天啊！沒學過畫、畫著玩的都比我們畫得好，這就是一個家族的基因，天生就是藝術之家。老芭姨的媽媽還是鄂溫克最後一任薩滿。
其實一開始想拍何協，後來發現何協很正，他父親是最好的獵手，他是最好的鋸茸手，鋸鹿茸必須特別快，完了就得上藥，嘴裡還得叼著繩。剛開始時何協說“別拍我，我不想上電視。”我說你要是不想讓我拍的時候就跟我眨一下眼睛，喝酒的時候我拍他，他眨眼睛。鋸茸的時候，鋸著鋸著眨一下眼睛。去誰家，看我拿著攝像機也眨眼睛。後來眨眼睛的次數越來越少，所以紀錄片是由時間完成的作品，時間決定一切，但他太正，勁兒不夠。
行李：看過那麼多電影，紀錄片，柳霞和維佳兩人一直深深鐫刻在腦海裡，真的是“鐫刻”，無法忘記。
顧桃：我稱維佳是藝術家酒鬼，他畫畫，會講故事，酒精中毒時，能在燒旺的爐火裡看到跳舞的鄂溫克老獵手，邊舞蹈邊召喚，津津有味地觀看後就會嚎啕大哭。他一直崇尚日本式剖腹，兩年前，他真的走出賬篷，走了很遠去剖腹，結果被救過來了。我去哈爾濱的醫院看他，他說：“我的砍刀太鈍了，手腕只滴出一點血，一點血死不了，我就來氣了，就拿刀捅肚子，第一下進去一點，第二下全進去了，抬頭看見雲彩，像一個人在拉我的手，想把我拉進天空，我抓不住雲彩人。幾個死去的鄂溫克老獵手用鄂溫克語和他說：你快點，快點來，快點來。太陽落山我沒死，月亮出來了還沒死，很冷，我就回家了。帳篷裡有很多人在喝酒，孫說你還抱著酒瓶子啊！扒開衣服，看到我的腸子和很多血，他們相信我是自殺去了。”
行李：他是完全的詩人氣質，聽說後來還因為片子，和三亞一個老師戀愛了？
顧桃：那時我還沒剪完片子，但第一部片子《敖魯古雅，敖魯古雅》裡有他很多篇幅，老芭姨覺得他酒喝得太多，要有一個人管著，就在鄉里找了一個文章寫得好的，給他寫了一個徵婚廣告，類似“一個厭倦城市的民族藝術家返回森林畫畫寫詩”這種，發到網上，真有人打電話，留的是老芭姨的手機，她老實對人說，這孩子愛喝酒，長得也不好看，但三亞這個夏老師的前夫是東北人，雖然離婚了，但她一直很喜歡北方人的氣量，一看又是藝術家，通了兩個月電話，老芭姨覺得她確實挺真的——
行李：和老芭姨通了兩個月電話？
顧桃：對，後來夏老師就去了。維佳那兩天不讓喝酒，一看挺正常的，然後約好，她在三亞等他過去戒酒，戒酒成功就結婚。維佳也想離開森林，去看看南方少數民族的生活。我知道的時候，他已經在三亞呆了兩個月。後來去三亞看他，聽夏老師講了維佳第一次坐飛機時誤機的事，他被送進北京機場安檢後，沒找到登機口，就困了，隨便找了個椅子睡了過去。在三亞等著接機的夏老師沒接到人，查班機才知道他不在飛機上。一晚上打北京機場的電話，警察也找，廣播連續播，也沒驚擾到他的美夢。第二天睡醒才被人發現，原來他睡在北歐的芬蘭人旁邊，警察沒認出來。
行李：看到你寫了文章，很形象，很悲涼，“從北緯52度直下降到北緯18度，森林裡最後一頭犴困惑在熱帶雨林，無力咆哮，只有哀嚎。”
顧桃：他去了三亞就願意在超市待著，因為超市有空調，太熱了。夏老師是教英語補習班的，也讓維佳跟著學英語，有天他穿著海島服，上面有花花綠綠的椰子樹、藍天白雲，又滑稽又可愛，但他只跟著唸了一個“A”就一頭趴在桌上睡著了。還有天晚上，我們一起吃火鍋，不知道誰提到瑪利亞·索，他語出驚人，“她們出生在弓與箭的時代，而我出生在原子彈時代，是人吃人的現在，我懷念弓與箭的年代，那時才擁有和平的光芒。”他倆時好時壞，因為酒的問題，最後還是分開了。
行李：紀錄片裡，維佳和柳霞經常因為搶酒喝而大打出手，酒醒後又相親相愛。
顧桃：柳霞喝多的時候，什麼碗、架子、櫃子，全倒了，碗也不洗不刷，清醒了，一句話不說，這一天都在家收拾，最後她的帳篷裡一塵不染，乾乾淨淨的。
有次我拍柳霞，我沒喝酒，她喝醉了，最熱的8月份，她就躺在賬篷裡，床上面有個窗戶，夏天那兒太陽特別足，那麼熱天的太陽照在她臉上，其實她一轉身就不那麼曬了，但她就是不動，想她兒子，唸叨，原來是跟她兒子雨果連線呢。雨果在鄂溫克話裡叫喜溫，太陽的意思。她留著淚說：“是雨果照亮了大地，太陽不讓我凍死，因為太陽能給人溫暖，整個大地都是我兒子的，我愛你啊太陽，你什麼時候能回來啊，擁抱一下我……”她說天上都是她的，“上帝都是我的朋友”，她在人間裡沒有愛，總是被人打，當然別人打她也是因為偷酒什麼的，但誰也不知道她內心對孩子的那種想念，那種孤獨，她表達這種感情就是喝酒，看太陽。那時我還用家用機，手哆嗦著，拍了有40分鐘，就覺得這個母親充滿了詩意，充滿了實實在在的憂傷，而我面對的，是一個民族的感傷。這是一個民族的消亡史。
維佳寫過一首詩，《樺皮船飄進了博物館》，預示著他們這種文化最後只能在博物館裡出現了。他還寫過薩滿的詩：我真的老了/我也跳不動了/我的神衣進入了博物館/對於二十一世紀的來臨/我無言以對先祖的靈位/歷史學家自有爭論/關於我的存在和我的消失/我就要離開人世/從此以後/沒有人懷念薩滿/懷念我/色仁達女神只能孤獨的在熄滅的篝火旁/等待下一個世紀的輪迴。
行李：特別喜歡柳霞，雖然酗酒，罵人，但說起話來，恍惚雌雄同體。
顧桃：我正要剪她的片子，片名就叫《森林之王》，她說她就是森林之王。17歲那年，她在47支（林業局的點）給她大姨買了酒，往點上走的時候，越走心裡越不舒服，走過一個河套時，看見一隻黑熊，當然黑熊也把她盯住了，柳霞邊跑邊保護著酒和白糖，碰巧離公路不遠的地方有個攪拌機，柳霞躲進去，在裡面等黑熊的光顧，手裡拿著沒有碰碎的白酒，當熊轉著圈找到窗戶前的時候，柳霞手裡的白酒重重地打在了熊的腦袋，酒瓶碎了，黑熊也悻悻地離去“它醉沒醉我不知道。”這樣的經歷當然只屬於森林之子。
醉酒後的柳霞能在無意識狀態下說上一萬句話，而且都不重複，又有詩意，按她的話說，“不喝酒我就沒電了。”喝了酒。她會把記憶裡最深刻的段落，像錄音機倒帶一樣反覆起來，“我是森林之王，太陽是我的母親，月亮是我的父親，星星是我的兒子，雨果啊，你好好的快點長大，你不是祖國的兒子嗎？我給你好好的養鹿，整個森林和大地都是雨果的。”老翟就在旁邊嘟囔，快睡，快睡，好好睡，柳霞回敬他，“土老包子，你懂啥！”說完就又進入到她的世界囈語。有時候，我已經不知道是為了做記錄片而頻頻來這兒，還是為了一種乾淨的生活來這了。
行李：為什麼大家對酒這麼依賴？
顧桃：其實北方是一個非常冷靜的地方，因為寒冷，很理性，人都被包裹著。我說過一句話，北方太沉著，太沉靜，太沉重。酒，不同的人都會有他的理解，但我感覺，酒能讓我更清醒，甚至更寬容，而不是更渾濁。何協一天能喝三四斤酒，北方最劣質的勾兌酒，八塊十塊就這麼大一桶，上面寫著“糧食酒”，都是勾兌的，但他即使喝了三四斤，也仍然知道如何安排大家睡覺，他自己都沒地方住，抱個酒壺倚在門邊上，一會兒添一下柴火，一會兒給被子掉地上的人蓋一下被子。我說所有喝醉酒的人都是高尚的，他是很有愛才把自己往死裡喝。喝酒是要死的，“捨命陪君子”，來吧，只要你願意，我會用我的方式陪你，然後就變得真實了。
【高中時，我在鄂倫春中學唸書，學校在西山腳下。我經常和同學爬到山頂，俯瞰阿里河全景，還能採到野草莓。
學校南邊有個酒廠，每天散發著濃郁的酒糟味。那時工資不高，酒廠上班的人們幾乎都會偷酒回家喝。聽說是在身上纏個塑料袋，有個塑料管插進酒桶裡抽出來，穿上大衣就看不出來了。下班路上騎著車子就可以吸塑料管裡的酒，常常沒到家就醉倒了。
有一天中午，實在閒得無聊，我和同學突發奇想，去酒廠偷點酒回學校喝。那天烈日炎炎，很不像林區小鎮，也沒風，大中午的，感覺酒廠也沒人，我們像兩個小偷——其實就是——從學校穿過大半個山坡，翻過酒廠大牆跳進酒庫，抱出好多瓶酒。出來的時候被看酒廠的老頭髮現了，老頭帶著狗追，我們抱著酒跑，邊跑邊像扔手榴彈似的向後撇酒瓶子，直到翻過大牆狂奔回學校還心有餘悸。
1995年大學畢業，在沒有秩序的生活裡迷茫，無知卻又不肯低下長髮披肩的藝術頭，經常靠醉酒後才能找回點自信，美術專業所學的也只能成為在酒桌上的談資，小心翼翼的空虛佔據了更多時間。
有一次，在吉爾格楞和蔡樹本老師的工作室吃飯，三哥做了一桌好菜，兩位老師還沒到我就喝多了。可能是因為藝術是什麼的一個觀點，我掄起啤酒瓶砸在自己頭上，而且是太陽穴——頓時血流如注，恍惚聽到血水噴濺的聲音像水龍頭漏水一樣。
三哥送我去了蒙醫院，醒來看到被子和枕巾都是血，三哥坐在床邊。我拔下了輸液管催三哥快跑，否則還得賠醫院的被和枕巾……那次放血真的害怕了，後來燉了好幾只母雞保養身體，現在太陽穴處還留著一道長疤。
2007年春天，也是在敖魯古雅拍攝的第三年，在阿龍山獵民點上，主人公何協一整天都很鬱悶，連卷卷的頭髮都散發出憂鬱。晚上我們在鐵爐子旁喝酒，懷念何協剛剛過世的三弟，何協把高度散裝白酒灑在鐵爐子上，一片藍色火焰騰空而起，整個帳篷都被藍色的光籠罩，藍光裡似有神靈下界。
我們幾乎喝光了十幾斤白酒，喝飽了，何協流著淚吹起口琴，毛謝雙手緊緊捂住臉，鼻涕眼淚還是從指縫裡流出來，我實在忍不住悲痛，攝像機從顫抖的手裡脫落，這是我工作中沒有敬業的唯一一次記憶。
幾年後毛謝過世，維佳大哭，對當時還在世的媽媽說，我的一個胳膊和一個腿沒有了。是的，在阿龍山馴鹿點上，維佳和毛謝是最好的朋友。白天倆人一起找鹿，挑水，整柈子，晚上一起喝酒，講故事。關於喝酒的糗事太多，我曾經在夏天的酒後把頭和上身擠進冰箱裡；在鄭州和好友寶劍喝醉從火車底下鑽過去；和同學溫浩江酒後拿瓶子砸頭比誰頭硬；在宋莊和大寶喝完騎摩托掉進工地的水泥堆裡……不能再想了，否則這篇文字被母親看到，會增加她的傷心。但酒後確實美好，美妙，酒後更清醒，我甚至不願在這清醒中醒來。】
敬偉大的靈魂，詩人維佳；森林之王柳霞和她的藝術家媽媽芭拉傑依；森林之王心中的太陽，小雨果；安道；敬最好的鋸茸手何協。攝影/顧桃
4.
行李：是什麼時候搬到這裡來的？
顧桃：2017年。中國最好的城市，我認為還是北京，北京有它的包容，要是離開了北京，就不想在城市待了，我想離城市稍微遠一點，至少有一個地平線，我們小時候看不到地平線，只能在森林裡，森林讓人很緊張，樹和樹很近。回到這裡，只是要有一個喘氣的地方，想讓自己舒服一點，就在草原上落個腳吧。
行李：怎麼不回呼盟？那裡的草原那麼好。
顧桃：那還不是我老家，真正的老家其實難以回去，每個人都回不到故鄉，越小的地方，地方習氣越重。以前看過一篇文章，說一個村子裡只有一口井，喝了這井水的人都會瘋，只有一個人沒喝，那些喝了井水的人說，他瘋了。
行李：上次見季丹，她說你不僅是創作者，還是實踐者，在草原上做電影節，身邊有一堆年輕人跟隨。
顧桃：回到內蒙，總得做一點想做的事，我發現內蒙很多年輕人都在拍廣告片、宣傳片、微電影，我那時對微電影特別討厭，不就是短片嘛，為什麼叫微電影？我二十多歲的時候，為了生存，做了很多和生命沒有關係的事，現在這些年輕人想拍作品，但是沒有平臺，也沒有土壤，我覺得挺可惜的，我們這些拍了十幾年紀錄片的導演，也都是從南京、北京、雲之南這幾大電影節出來，並且認識彼此的，就這樣，開始了“內蒙古青年電影周”。做了兩屆，第一屆在呼市，第二屆因為一個拍鄂爾多斯的片子，《黃金廢墟》，還被封了，後半段就在草原上做的，大家在草地上坐著，交流更自由，更自然。而且第二屆人來得太多，都有搶不上飯的，稍微禮貌一點、文明一點，全餓著了，但是特別有意思，住也是睡大通鋪。導演居安奇說，這是中國最有意思的影展。我說這已經是最高評價了，現在還有什麼能讓我們有意思起來呢？除了看你的孩子成長覺得挺有意思，你很難動感情了。今年馬上就要做第三屆了。
行李：今年的主題是什麼？
顧桃：今年想做一個策展人的論壇和各地放映員的交流，這是任何影展都沒做過的，也是向死掉的三個影展致敬，影展死了，但人還活著。這個影展不需要什麼世界首映、亞洲首映，但恰恰收到了很多首映的片子，我們正在徵片，範圍開放到了華語地區，已經徵到70多部片子了。
行李：雖然食宿上不太方面，但這裡有地平線，還可以射箭，打排球，踢足球，大地上真正的遊樂場。
顧桃：我想用人的方式，而不是專業的方式做，我想更放鬆地在這兒待著，但同時還需要藝術家的傳遞，草原上很多時候沒信號，好多年也不看電視，還是想用藝術的方式讓這個營地有吐納、有傳播。
行李：這裡的四季是怎樣的？
顧桃：經常有朋友問我，草原上什麼季節草最好？我說草好，你是來吃草還是吃羊？每個季節都有自己的味兒，像這個季節，一天裡就會有四季的更迭，晚間和凌晨還會下雪，早晨起來，雪大概有兩三釐米厚，到中午，雪已經化得一點影兒都沒了，就跟沒下過一樣，那時可以穿半袖，下午又是很大的風，晚上風也特別大，好像蒙古包隨時都能被吹翻。草原比孫悟空變化還快，可能一陣風過來就是雨，有時只有幾滴，有時是暴雨，但又馬上放晴。
行李：哈哈，來吃草！最後一個問題，你對下半生有什麼計劃嗎？
顧桃：我從來沒做過任何計劃，可能未來以畫畫為主吧，也剪以前的片子。現在手裡很多片子，也還有一些拍攝計劃，想著夏天剪輯，冬天拍攝。我更喜歡冬天那種冷清下，人最自然的狀態，尤其在北方少數民族地區，你會感受到和城裡完全不一樣的冷，夏天那種藍天、白雲、綠草地，那種節日的假象，大家泛著油、泛著光的景象，我已經拍過了，現在想回到人最自然的狀態。
幾年前，顧桃在內蒙的草原上拍了紀錄片《神翳》，講草原上的薩滿，如今重新回到草原上，期待他講出更多草原深處的故事。攝影/顧桃
5.
【2011年9月29日 顧桃日記】
昨天下午的拍攝，我認為是這六年來最重要的一次。瑪利亞·索終於能面對我的攝像機，在二姐德克莎的陪伴下，緩慢地講述自己快近一個世紀的森林生活，只有機器的電流聲，面對她的我不忍看到的眼神，這個世界變得寧靜了。
今天給父親的老朋友，我敬重的學者，烏熱爾圖叔叔打了電話，他同意將他錄音整理的瑪利亞·索的講述發在我的日記裡。我不是為了免去我繁瑣的錄像帶的整理，更是因為烏熱爾圖叔叔身心情感在這使鹿部落十年的經歷，是我難以達到的深度。我忠實地記錄在下面。
【我在激流河邊出生。就是這條激流河，我從來也沒離開過它。今年，我快80歲了。小時候，我家的馴鹿少得可憐，只有一頭。每次搬家的時候，大人背東西，孩子跟在後面，從這片林子走到那片林子，不管是下雨，還是下雪，那些情景我記得特別清楚……那僅有的一頭馴鹿真是我們家的寶貝。
我父親是非常好的獵手。每次父親打著野獸，孩子們就去背肉，我們是吃肉長大的。我們兄妹10個，就我一個女孩兒。現在，就剩下我一個了。我從小就盼著有那麼一天，馴鹿的頭數能一下子多起來。從能牽鹿開始，我就跟著父母出去打獵，幫著喂鹿，給大人們架火，打水，煮肉。後來又學會做鞍子，做鞋，做兜，熬皮子……現在還能做這些活兒的人不多了，也就是我和巴拉傑依了。我現在用的針線包，樺皮“邦克”（盛碗筷用的盒子）都是我20歲出嫁時的嫁妝，姑姑做給我的。
為了做“邦克”，父親特地為我剝了厚厚的樺樹皮，一直到現在我還在用。我都這麼老了，看見這些東西還能想起我的家裡人來。父親給我做嫁妝的那些器物上的花紋，都是用骨頭一點一點砸出來的。一次也就能敲出一個眼兒，裡面用的是樺木片，輪廓是父親整的，花紋和皮帶子都是姑姑給做的。出嫁的時候，家裡給了我6頭鹿做嫁妝。家裡一共也就十幾頭鹿，在當時已經算是相當好的了，好多姑娘都沒有鹿作嫁妝的。
我男人比我大20來歲，是父親做主吧我嫁給他的。他叫拉吉米，非常能幹，是個有名的獵手。他能找馴鹿，很顧家，還聽話。
年輕時我跑得可快了，抓小鹿的時候，我跑得飛快，連男人都佩服。有的小崽出生不讓人碰，瘋跑一氣，我就能追上，猛地抓住後腿拴好，等把大群趕回去後再去取回來。40多歲時，是我的鹿最多的時候，多得怎麼抓都抓不過來，眼睛能看到的範圍內都是鹿，什麼樣的小崽都有，它們身上的花紋也都不一樣。我跟小鹿賽跑，最後還是把它攆回來。每當下多多的小鹿羔的時候，就是我覺得最幸福的時候了。
以前搬家根本不用車，東西綁在鹿背上，一趟就搬過去了。有了馴鹿，鄂溫克人才能過得踏實。每次搬家15頭就差不多了。人騎的鹿打頭，糧食，撮羅子（鄂溫克人居住的一種傳統的帳篷），衣服等等都叫馴鹿馱著。有一年雪災，雪有一人深，馴鹿在雪裡走，只露一個小尾巴。人就把樹伐倒，讓鹿吃樹幹上的苔蘚，就這樣，一頭鹿都沒有死。那時我8歲，所有的人都穿著雪板走，雪板是用樟松，樺木做的。那個冬天很長，差不多小半年的時間。雖然那時馴鹿很少，但是為了鹿，就得不斷地找苔蘚，不斷地搬家。
人會懶得幹活，馴鹿就不會懶。以前沒修公路的時候，外地來了客人，我父親就牽著馴鹿去一個叫十八站的地方，領著他們把獵點挨個地轉。我的馴鹿可以自己漫山遍野地走。為了找馴鹿，我曾經在林子裡走過好幾天。現在苔蘚少了，馴鹿走得更遠，更難找回來。
現在砍林子砍得多了，動物也少了，苔蘚也沒了，想要搬家，但是沒有好地方去了。除了打獵，過去的人從來不殺馴鹿，也不吃，就算有些死了，被野獸禍害了，也都不吃。那個時候，獵物非常多，自己想吃什麼就去打，一會就打回來了。有槍就有了武器，什麼都能辦到。帶著槍出去，一天，什麼都能打到。原先，馴鹿死了都是風葬，捨不得讓它爛了。看到在外頭死的馴鹿，就是病死的也都要風葬，做個架子把它擱到上面去，為的是不讓它爛了或被別的野獸吃了。這些年才開始吃馴鹿了，但是我到現在也不吃馴鹿肉，自己家養的東西怎麼能捨得吃呢。
每年春季開始接羔，5,6月份，馴鹿就產羔了。這個季節，女人們都非常忙碌，雖然很忙很累，但是很開心。每天都要出去找鹿，看看這個鹿下了什麼樣的羔，花的了，黑的了，非常開心，牽著大鹿走，小鹿羔子就在後面跟著。剛生下的小鹿羔子，人不能碰它抓它，要不然它媽媽就覺得它被弄髒了，有別的味道了，會不要自己的孩子。馴鹿就自己在林子裡走，隨便哪裡都能下羔，人就到處去找。有的過幾天以後，大鹿就領著小鹿回來了，這個時間最忙的就是找鹿。
找鹿要看鹿往什麼方向走了，沿著蹄印去找。一路上什麼都能看到，棒雞，熊，兔子，秋天能看見灰鼠子。帶著列巴揹著槍走，在路上能打到啥就吃啥。打到大獵物時，就要找著馴鹿給馱回來。找馴鹿找不到是不會回去的，晚上就在林子裡攏一堆火，就這麼過夜了，打獵也是這樣，找馴鹿也是這樣。找馴鹿的活是男人也做，女人也做的。
以前搬家，都是看哪裡獵場好，主要是找灰鼠多的地方搬，還要有水，有燒柴。那時候林子好，灰鼠有的是，冬天我們一邊搬家一邊打灰鼠，用灰鼠皮換吃的用的東西。我姑姑一天打過30只灰鼠，她也打犴。那時候，不管男女都能使槍。說起來，狩獵離不開馴鹿，冬天雪深的時候，騎著馴鹿去打灰鼠，我有一頭坐騎，它很懂我的心事，我攆馴鹿的時候騎著它，木棍超左邊指，它就朝左邊拐，木棍朝右邊指，它就朝右邊拐。當初，為了馴服它，我的腰部摔傷了。我馴的馴鹿，不管多深的雪都陷不住它。
夏天搬家的時候，一定要有“拉不卡”（一種苔蘚）的地方安營，只要有煙，蠓蚊，昆蟲，小咬就不來了。在森林裡我們用火十分小心，從來沒有著過大火。出去狩獵的時候，也要有人專門看著火的。不抽菸當然也是為了防火。以前老一輩人抽菸袋鍋，那種菸袋鍋不抽自己就滅了，又防火又省煙。點蚊煙的時候是用一種叫“拉不卡”的苔蘚來燻的。煙越大越好，還能防火。真著起來的話，用水撲不趕趟，用那種苔蘚一下就壓滅了。
有一次，我們要搬家，選好地方以後，就回去牽馴鹿，路上遇到了熊，一巴掌就拍死了一頭鹿。我們開了槍，很害怕，子彈從狗的鼻子前面過去，把狗嚇的夠嗆，但是熊一點都不在乎。當時我們只有三隻子彈，把熊打倒了，但是不敢過去，就繞開到獵點上，把鹿牽回來。當時馴鹿還在那待著呢，第二天我們再去看熊，已經不見了，應該是走了。就那一次看到，熊把鹿拍死後還要埋在土裡。那隻被拍死的馴鹿就是我的。
馴鹿有病了的時候，咳嗽了，我們就要熬一鍋草藥，挨著個餵給它們喝，不咳嗽的也喝，特別管事。歲數大有經驗的獵人都知道用什麼藥。馴鹿有時也能在林子裡找草藥吃，吃苔蘚和蘑菇之外也吃樺樹葉，嫩草，節骨草。它吃的草挺多，自己就能挑出來吃什麼不吃什麼，吃的最多的還是苔蘚，秋天最愛吃的是蘑菇。
早先，鄂溫克打獵要在鹼場下地箭，野獸來添鹼就被地箭射中。這樣常常把野獸打傷。夏天，要划著樺皮船去河裡叉魚，河裡的魚很多。那時候，家家都有魚叉，魚叉是用自己的小鐵匠爐打的。在我的記憶裡，我們一直有槍使，男人們也常用地箭打野獸，用魚叉叉魚。阿龍山有巖畫的地方，那個河灣裡有個“赫暈”（深潭），冬天，你一鑿開冰，魚就一條一條往上蹦。
孩子大概10歲的時候，就開始漫山遍野跟著大人去打獵，能找到灰鼠特別高興。我頭次打獵打的是灰鼠。鄂溫克把冬天叫“打灰鼠的季節”，整個冬天鄂溫克人都在牽著馴鹿搬家，哪有灰鼠就搬到哪裡。20多年前，有一次獵狗把一頭馴鹿圈住了，在林子裡叫個不停，當時我們正在搬家的途中，我丈夫拉吉米說：“你去吧。”我就過去用小口徑槍把這頭馴鹿打倒了，我打了四槍。
從我記事起，鄂溫克人就使用“別日丹克”槍，還有“烏日木格得”單子槍。後來，也有了“九.九”、“七.九”，也有日本人的“三.八”。解放後，共產黨給了“七.六二”、“半自動”。我們用的獵槍基本上都是自己買的，毛主席在的時候還給我們發了槍，大家都有，自己買子彈。也用灰鼠皮從俄羅斯人手裡換。最好用的槍還是半自動。過去我們人心齊，也不生氣，過得很愉快。那時候有一個孟鄉長，特別關心我們鄂溫克獵民，有點啥事就到我們山上，跟我們一塊吃一塊住，一塊搬家，找馴鹿。以前逢年過節當官的都來看我們。1992年，政府給每家都發了一頂新帳篷，包括現在的鐵皮爐子，這種棉帳篷比撮羅子好，熱的快，保溫。撮羅子容易把被子燒著。現在這樣的帳篷已經用了十幾年了。
我們就是這樣打獵，放馴鹿，過了一年又一年。過去，打獵，放馴鹿的地方挺大的，方圓上千裡……一直到黑龍江省呼瑪縣境內都去過。不管多遠的路，我們都牽著馴鹿走。過去，到處都有犴、鹿、灰鼠子，現在不一樣了，到處都有人，到處都有偷獵的人。這才過去幾年啊，可現在我們連自己落腳的地方都沒有，放自己馴鹿群的地方都沒有了！現在，還把我們的槍收了，就像把我們的飯碗打碎了……大興安嶺的這些公路、鐵路，開始的時候都是鄂溫克人帶路修的。那幾年，所有的鄂溫克獵手都去當嚮導，女人留在家裡照看馴鹿。修路的都是鐵道兵，他們對人都挺好。那幾年，我接待了好多漢人，（就是）記不住漢人的名字……
要說搬遷，我心裡真難受。鄂溫克人過去搬遷的次數不少，從奇乾鄉搬到了阿龍山，從阿龍山搬到敖魯古雅定居點，現在又從敖魯古雅搬到了根河定居點。這幾次都不是鄂溫克人自己想要搬的。要說那幾個地方，還是敖魯古雅好。村子周圍的林子沒被破壞，村邊的河裡還有魚，那裡的風也不大，燒水也能找到木材。根河的定居點就不一樣了，周圍的樹都沒有了，風也挺大，你乾脆找不到燒火的木材……特別是沒有馴鹿吃的東西，沒有“恩靠”（一種馴鹿喜歡吃的地衣）。那一點也不好！前幾次搬遷，對鄂溫克人影響不大，這次影響可大了。我在那的房子裡待過幾天，那房子的暖氣一點也不不暖，它能趕上生的火暖和嗎？夏天，我在那房子裡躺著腿就疼，玉蘭的孩子上山來的時候一直咳嗽，上山待幾天就好了。
最重要的是，馴鹿沒有吃的東西。你說在城市邊上能有“恩靠”嗎？沒有“恩靠”馴鹿能活幾天？一個人連這點道理都不知道，我不知道當官的腦袋是怎麼想的，把一大群馴鹿放在圈裡去養，馴鹿是草地上的馬嗎？它和牛一樣嗎？搬遷之後，到底死了多少馴鹿？這些有人過問嗎？有人給你賠償嗎？沒有！
我們的馴鹿點沒有搬。從古至今，鄂溫克人就沒在離城那麼近的地方養馴鹿，馴鹿根本就離不開林子，這個事小孩兒都知道！馴鹿離人群越遠越好。這裡的人以為我們也跟著搬走了，看見我們還在這裡，他們很吃驚，說：“你們怎麼沒搬走”？誰也不知道他這話的意思，可過些日子就明白了。這些偷獵的傢伙以為我們全搬走了，重新把他們的套子下了一遍。我們的馴鹿遭殃了，一下子有20多頭馴鹿被他們的套子弄死了……那真是慘吶，我真是沒法說……一堆堆白骨！這是去年的事情，也就是2004年發生的事情。
獵槍也在這一年被收走了，是阿龍山的警察帶著搜查證收走的。獵槍被收走後，熊到我們點來的次數就多了，它就在馴鹿點轉悠，弄死了兩頭鹿，還把一頭鹿的脊背抓傷了……沒有槍你就對它沒辦法，嚇都嚇不跑它。山下派出所的人來了，他們拿了槍蹲了幾天，什麼也沒看見，從那以後，馴鹿群就跑遠了，不再回來了。我們的人找了好幾趟，在林子裡空著手走了七八天，怎麼也不能把馴鹿群攆回來……你們看，外面的馴鹿只剩了一半了……我們搬了幾次家，離開了被熊糟蹋的那片林子，這也不管事，馴鹿群還是不敢回來。
這是怎麼了，真是怪呀！那些山下的人怎麼就不想一想，他們待的根河、莫爾道嘎、金河、阿龍山、滿歸，這些名字都是誰給起的，不是鄂溫克人起的嗎？我們在這些地方、在那些林子裡生活了少說也有幾百年，那時候有誰啊？從解放那天起，鄂溫克獵手就是護林員了，哪被雷劈了，哪片林子著火了，還不都是鄂溫克人走上百里的山路下山報告的，還領著人在林子裡打火…..再說這些公路，沒有鄂溫克人用馴鹿幫著馱東西、當嚮導，能修的好嗎？怎麼這麼快就把這些都忘了呢？到底是誰把林子裡的樹都放倒了，砍光了？是誰跑了火，把林子一燒就是10天、20天？是誰在用毒藥藥死野鹿還有犴？是誰用套子把林子都圈起來，一點點地把野獸弄死？怎麼就沒有人說這些呢？
現在，我們怎麼連自己放馴鹿的地方都沒有了，走到哪都要被人管……我們還要攥著兩個空拳頭在林子裡找馴鹿，連自己的生命安全都保證不了。難道，我們還要我們還要重新拿起弓箭去攆走那些熊嗎？這樣，連那些偷獵的傢伙都要笑話我們了，他們手裡還握著傢伙呢。幾天前，就有人拿著槍，在我們住的地方打我們的馴鹿，槍響的動靜都聽見了，我們的馴鹿也被偷著裝上車拉走了。這些怎麼就沒有管啊？一下子套死那麼多馴鹿，怎麼就沒人來問一問？沒人來關心我們……這是怎麼啦？可你耳朵裡聽到的都是謊話，那麼多的謊話！
我一個人的時候很寂寞，覺得被別人忘了，來人了雖然很高興，可他們老一個勁地拍照片，弄得我都不知道該做啥了。你們從這麼遠的地方來看我，說明我這個孤老太太還是有人關心著。現在最緊要的事就是給馴鹿劃出個地方來。
我就是不會說漢語，有這麼多的話說不出來。但是，我要用最有力量的話，要回我們的森林，還有我們自己的獵槍……
一想到鄂溫克人沒有獵槍，沒有放馴鹿的地方，我就想哭，做夢都在哭！】
已經飄進了博物館的鄂溫克文化。繪畫/王罡
採訪：Daisy
照片提供：顧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