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漯河的歷史文化、市井文化、商業文化、碼頭文化和戲劇文化堆砌起了這裡獨特的文化特質不說，單就牛行裡蔓延的幾乎能夠涵蓋當時的社會底層生存狀態的社會現象，何嘗不是另一種意義的文化呢？“牛行街”有屬於自己的“文化”——牲口經。“牙紀”則是對“牲口經”掌握得最為精通的人。“牙紀”本身就是一種文化。
摯友孟君的父親在2017年的寒冬走完了他人生最後的一段路。之前聞老先生生病住院，我特意去醫院探視，哪知那竟是最後一面，第二天，老先生撒手人寰，享年近百。我之所以在這裡提到老先生，是因為在我的印象裡他極有可能就是漯河“牛行街”的最後一位“牙紀”。除了“牙紀“這個身份外，老先生還是個典型的戲迷。在漯河大名鼎鼎的李順先生在他的口中竟是“小順”。據說，舊時，凡“小順”唱戲他不但場場不拉，而且卸了戲後必須再一塊喝上幾盅，可見其與李順先生的交往之深，而我也就是因為戲才和他有了許多共同語言。在和老先生數十年的的交往中，除了沙河兩岸許多“角兒”的奇聞逸事和發生在牛行街上的故事外，關於“牙紀”這個充滿神秘色彩的職業留給人們亦善亦惡的職業形象，我大多也是從他那裡聽來的。當然，在我和張福祥先生幾十年的交往過程中的多次閒聊，以及在編輯他的遺著《老漯河說漯河》一書時也得到了印證。
所謂的“牙紀”就是牲畜交易的“居間人”，用現在的術語就是“經紀人”，民間也用“牛牙行”、“行戶”來稱呼他們。俗話說：“仵行店腳牙，無罪也該殺”。舊時所有的經紀人或交易員都有那時特有的代稱，牲畜行的叫“牙紀”或“牛牙行”、“行戶”，糧行的就叫“鬥紀”或“鬥行”，煙行的叫“煙紀”等。這個行業，那時統稱為“經紀”。他們為買賣雙方穿針引線，從中說合，是商品經濟活動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如果從重農抑商的陳腐觀念去評價他們，他們也許算不上“好人”。但從發展商品經濟的角度看，他們卻是有用之才；用現在的話講，他們就是技術骨幹，是能人，是人才。漯河豫劇團的現任團長原來就是“跑臺口”出身。所謂的“跑臺口”，劇團一般都稱為“外交”，實際上就是戲劇演出的經紀人。前幾年戲劇不景氣，一個劇團能不能有演出的機會，或收費高低，全靠一個“跑臺口”的“外交”的本事了，所以，漯河劇團能從曾經的一段低谷中上岸，固然有政策的因素，但他這個“外交”卻是功不可沒。
而在“牛行街”做“牙紀”，卻遠比現在劇團的“外交”難做。在這裡從事這個行業，首先業務要熟，具體就表現在從業者對牲口的口齒、毛色、膘情、役力、健康狀況的把握上。上架的牲口，他們搭眼一看就對牲口的各項情況摸個八九不離十，估價當然也比較合理。好的“牙紀”在農民中頗有威信，農民買賣牲口都專找他們，為的是怕上當受騙。當然，這些“牙紀”裡邊也有心術不正之人，更有許多坑蒙拐騙之術被他們運用到各種交易之中而導致許多交易的不公平，以致於會得到個“該殺”的評價。但這些畢竟是少數。
這裡所要說的是“牙紀”不但在牲畜交易中必不可少，同時，他們還在這種特殊行業中創造了一種屬於他們特有的“牙紀文化”，具體說就是“袖筒議價”。在舊時的牲畜交易時，通常會見到“牙紀”利用衣袖遮蓋，用手指進行討價還價的場面，俗語叫“比碼子”。其實這就是“牙紀和買賣雙方進行價格溝通的一種特殊方式，“牙紀”與“牙紀”或交易員與交易員在買賣雙方都在的時候，不便在公眾場合言明價格，於是就伸出手摸住對方的手（在袖筒內）比劃，除1、2、3、4、5是按手指的原數外，餘下的數則是用“6捏7撮8叉9勾”代替的。買賣雙方在袖筒裡你來我往，最終達成交易。“牙紀”在談好的買賣中抽取佣金，皆大歡喜，這樣的交易方式就叫“袖筒議價”。
所謂的“袖筒議價”就照顧不上了，於是就又產生了許多暗語或黑語，但這種語言只有牙紀與牙紀知道。聽孟老先生說過，從一到十表示法是：一海子、二淡子、三品子、四調子、五柺子、六騷子、七才子、八別子、九彎子、十按一還原。101叫丁頭零、102叫刺頭零、103叫品頭零、104叫虎頭零、105叫沒頭零、106叫鼠頭零等等。如這頭牛值370元就說品才，450元就說調拐，890元就說別彎等等。
俗話說：“鐵嘴鳥舌牛牙行”，牙紀都有一套說服買賣雙方成交的本領。如牲口頭上或身上其它部位有旋毛，迷信以為不吉利，往往不好成交，可是牙紀們就有辦法說服他們。比方說這頭牛頭上長個旋，牙紀就對買方說：“頭上一枝花，誰家買住誰發家!買好。”對賣方則說：“頭上一枝花，不妨爹來便妨媽！賣了算啦！”如牛背上長旋，就對買家說：“通脊牤牛對臍健，誰家買住誰家喧，通脊牤牛對臍健，幹起活來不用鞭。”對賣家則說：“通脊牤牛對臍健，妨得主家不得安。”等第。在長時期的交易中，牙紀對牲畜的飼養、口齒、年齡等判斷都有一套成熟的經驗。如在飼養方面，他們說：“冬呼啦，夏撲喳”。這話的意思就是餵養牲畜在冬天不要在草料中添過多的水，要幹一點，草料攪拌起來要呼啦作響。夏天天氣炎熱，水自然要多一些。長期和牲畜打交道，他們當然熟知“水長精神料長膘”的道理。另外，他們在給牲口下料時要“大大的，小小的，小小的，大大的”，這樣看似迷團般的話的意思其實就是讓牲口開始吃大大的草，小小的料，到了後來則是為了讓牲口多吃點，再大大的料，小小的草。同時他們還非常講究草料的攪拌，如他們常說的“有料沒料四角攪到”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這句行話後來就成了經典豫劇《人歡馬叫》中劉自得的臺詞，由此可見牛行街上的俚語也能對戲劇做出些許貢獻呢。
牙紀除了能在牲畜的交易中口吐蓮花促成買賣雙方的交易，在牲畜的餵養方面有著豐富的經驗外，所有的“牙紀”對牲畜的年齡的判斷更是總結出了百試不爽的口決。如看牲口的年齡是從牙齒上看的，看馬是“七（歲）、八白、九出斑，斑斑點點十二三”；看牛則是“七搖八不動，九年裂了縫，底光上圓十二三年”、“中渠平，十年零”等等。由此可見，牛行文化著實可稱為豐富多采。
漯河的牛行初開辦時，都在源匯寨南寨門以裡，即從龍王廟街一直到南寨門。到了1924年，這裡的牛行已發展到20多家，實在沒地方發展了，有的牛行就搬出南寨門，向南寨門外發展。當時，南寨門外是一條不足兩庹寬的南北路，路兩邊是兩條溝。初開始時有說：“牛行街兩條溝，一直通到信陽州。”後來，各家牛行共同出力把溝填平，並拓寬了路面。由於這條街一街兩旁開的都是牛行，約定俗成，人們就把這條新街叫做了“牛行街”。民國24年（1935），牛行街的牛行已發展到140家多，從業人員達15000多人，牛行街已擴展到幹河沿，足有三華里長。
隨著牛行的發展，牲畜交易還帶動、派生出了其他很多行業，如養運、屠宰、皮革、飲食、娛樂及其他服務行業，甚至有附近村裡的人專門以割草、賣草為業；還有人專門賣白開水也能養家餬口。總之，這時的牛行街謀生的各種人員加起來足有上萬人從業，完全可以說是一業興旺，百業繁榮。
撇開更早的日子不說，單就從牛行創辦之後，這麼多行商坐賈擁擠在一條小小的牛行街上，再加上已經成型的水旱碼頭，更有後來的火車站通車，因而派生出來的許多碼頭工人、搬運工人和開設在牛行街外的商家諸多從業人員在這裡長住或流動，人口和城區的迅速擴大讓這裡成了沙河岸邊最繁華的都市，這樣的環境怎麼不讓那時最受歡迎、又是唯一的娛樂方式的戲劇在這裡的催生並發展呢？而牛行街上那些南來北往的客商和眾多靠了牛行街吃飯的從業者，又有幾個不是戲迷呢？
我的忘年交孟老先生在牛行街做“牙紀”的時候不但和眾多的戲曲名家都是朋友，而在生命中的最後幾年，他幾乎每天都是在看戲曲碟片中度過的。一次我去看他，他正在看唐喜成先生參與演出拍攝的最後一部作品《七品芝麻官》的碟片，見我到來，他的眼睛依然盯著電視的熒屏撂出了一句：“唉！劉梅英的醜和牛得草的不一樣，小順、喜成那一閥的老朋友一個也見不到了……”他說的小順就是漯河著名的花臉演員李順先生，老朋友包括唐喜成在內，大都是他在漯河“牛行街”做“牙紀”時結交的唱戲的“角兒”，說這話時他已年近90，活著的又會有幾個呢？（餘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