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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王澍：行動的批判者》/本文有刪節
一位享有國際聲譽的、被行業“諾獎”加持的另類建築師、文人、知識分子，在浙江農村進行著一場“救亡圖存”的持久游擊戰
他是中國當代建築文化的一面旗幟，是“每一個曾經充滿理想主義的年輕的你的加強版和成熟版”
圖 / 南方人物週刊記者 大食
11月深秋，洞橋鎮到處是金黃色的銀杏，一陣風雨過來，地上也染了一片金色。
隔著一條清澈、輕緩的小溪，文村的老村沿著山脈從東到西一字排開，遠處是黛青的山色和絲絲縷縷的雲霧。
“如果你眼睛足夠好，會看得出這是一幅畫。”在中國美院南山校區的一個咖啡館裡，王澍回憶起自己看到文村那一刻的心動。“對我來說，這個破破爛爛的村子就是一幅畫。”
自2014年起的三年裡，王澍和他的“業餘建築工作室”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這個浙江西部小山村的保護和改造的項目上。
“我們是想做一個樣板，看看怎麼樣能夠真正有效地來推動鄉村建設，而且能夠有示範性。”
一
談判來的“搶救”項目 “山居”還在麼？
這是王澍答應從杭州市富陽區政府接下“富春山館”設計案時，談條件要來的。
2012年，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拿到普利茲克獎的王澍剛回到酒店，就在電梯口被一直蹲守著的富陽區幹部“截”住了。
當時的富陽市政府（2014年由“市”改為“區”）籌劃在新老城區的交界地點、一塊背靠鹿山面朝富春江的“寶地”上建立一座博物館。他們想找到一個能從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中找到靈感的建築方案，把目標鎖定在這位剛獲得大獎、又精通山水畫的建築師身上。
答應接下案子前，王澍提出先實地調研。他隨後發動中國美院建築藝術學院的研究生調研全富陽299個村子。在此之前，他帶領國美的師生在浙江省已經做過近十年的傳統民居調查。
當學生們把299個村子全部跑了一遍後，得出的結論是富陽地區還有“山居”的村子不到20個。
“也就是說傳統建築在這個地區已近乎消亡，這基本上代表了中國鄉村變遷的現狀。”王澍回憶說，“脫離了這個現實背景來談《富春山居圖》，來做一些美學討論，我覺得就顯得特別的可笑。”
他於是和當時的富陽領導提出，希望由他選一個瀕危的村子來做搶救性保護，探討一下可能的發展。“我當時很累。不讓我做這個事情，我說我沒有興趣做（富春山館）。”
一直以來，王澍就對鄉村建設有著興趣，對1920年代梁漱溟先生身體力行地投身鄉村建設心懷敬意。
“身處今天中國城市建設的狂潮之中，有歷史感的人都不會無動於衷。而作為其根基的鄉村，要麼已成為廢墟，要麼正在荒蕪。當年梁漱溟先生在山東做八年鄉村建設，是很有遠見的。今天走在這條路上的知識分子顯然很少。”
王澍的參與熱情，也得到了浙江省委領導的支持。自2012年起，該省正在全省範圍內做“美麗宜居鄉村建設”，他們很希望這位享有國際聲譽的本省建築師能拿出一個可以推廣、複製到全省乃至全國的“浙派風格”來。
2018年11月，我們從區政府打車，歷經一個半小時到達文村。待返程時，因為叫不到車，改坐公交：先在村口搭上一輛路過的大卡車，把我們送到有公交站的附近村子，在那裡坐上公交大巴到新登鎮，然後改乘大巴，中間輾轉三次，花費近四個小時才回到富陽市區。
“為什麼要選這麼一個地處偏僻、交通不便的小村子呢？”我不解地問。
“我是故意的。”他直率地回答。在餘下的20個村子，他首先去掉了“歷史建築保護”目錄上的村鎮。經實地勘察後，又去掉那些離縣城近或是在高速公路和主要交通要道上的村子。
“這種村子是不能選的，一旦選了就很容易被商業化。我們是要對傳統建築做保護，所以，一個首要的前提就是怎麼樣避開過快的商業化、旅遊化和城市化。”
文村，一戶剛辦過喜事的人家 圖 / 朱丹陽
最終，他選擇了位於富陽區西北山區——歸洞橋鎮管轄的四個自然相鄰的村子，並首先挑中文村——一個看上去破破爛爛的村子。
“這個村子雖然破舊，但有它的一個優點。原來的村幹部比較有意識，他們建新村時，把大部分新村都造到了老村的對面，中間隔開了很大一片農田。老村裡雖然也建了很多新房子，但是整體的形態和肌理都保留著。所以，很容易做出一點東西。”
對於選址文村，從省裡到區裡都有不同意見。
“當時區領導班子內部是有反對聲音的，因為明明有很多條件比文村更好的地方。”區政府的一位官員向記者透露。鄉村改造是由政府出資的公共項目，從經濟效率上說，當然更願意把資金投入到更有開發價值的地方。
最後由時任富陽區的“一把手”拍板作了決定。
這裡也存在著一場“角逐”。據這位官員透露，當時，淳安、建德、桐廬等地的政府都想把這位最炙手可熱的建築師請去做鄉村改造項目。
王澍說自己是有意為之：一是“浙江省像這樣的村子佔絕大多數，我要選一個典型，這樣對更大量的村子的保護和改造有示範性。一是如果選一個大部分是古建築或者歷史文化的名村，那個比較容易做，而且有很多專家都會做，“我要做的是別人認為做不了、很難做的，幾乎已經絕望的。”
2014年，洞橋鎮被浙江省住建廳正式列入“美麗宜居村莊建設”省級綜合試點項目，試點範圍包括文村、大溪村、賢德中心村和查口村，由王澍負責規劃和設計。
文村是第一個啟動的試點。
二
建築師的20歲 “他是每一個曾經充滿理想主義的年輕的你的加強版和成熟版”
在得知王澍獲普利茲克獎後，一位在海外建築事務所學習的青年建築師寫下了一段心潮澎湃的話——“他是每一個曾經充滿理想主義的年輕的你的加強版和成熟版。”
王澍說自己是一個思想比較早熟的人。
“今天大家討論的問題是我80年代就在思考的。正因為我提前30年已經思考過了，所以，我今天才可以作出這樣的決策。”他的言談一如傳說中有傲氣。
2012年獲獎後，王澍成了媒體追逐的“明星”。他們津津樂道於他的狂，他的傲，特別是他早年的叛逆——譬如他說中國只有一個半建築師，一個是他，還有半個是他的導師齊康。
在他的母校——東南大學，王澍一直是個傳奇，有關他的故事在一代又一代的建築系學生中流傳，關於他的張揚、他的才華和種種“離經叛道”的言行。
“豪不誇張地說，他是建築系學生的精神領袖。”同濟大學城市規劃系教授童明回憶說。在東南大學讀本科時，他比王澍低五級。他還記得那些高年級的學長們成天在模仿王澍，讀他讀過的書，模仿他說話、做事的樣子，“著了迷一樣”。
1998年，執教於東京大學的日本建築大師安藤忠雄把貝聿銘、倫佐·皮亞諾等六位當時最炙手可熱的建築大師請到東大和師生們面對面交流，暢談他們年輕時的求學生涯和從業經歷。這次“建築師提問建築師”的訪談內容最後結集出版為一本頗有影響力的書——《建築師的20歲》。
二十來歲的王澍到底在思考什麼？在做些什麼？他是怎麼找到自己認定的方向，開啟自己的建築語言探索？
通過網絡，我找到了他完成於1988年的碩士論文《死屋手記——空間詩語結構》的影印稿。論文分上下篇。
在這篇文風晦澀的論文裡，他引用的理論包括黑格爾、海德格爾、弗洛伊德、維特根斯坦、T·S·艾略特等，涉及哲學、美學、語言學、心理學和社會學等學科領域。
依我的解讀，《死屋手記》是一篇主要針對西方世界現代主義建築的、帶有後現代色彩的“超前”論文。它的所指，在1980年代的中國還未真正存在。
它所探討的建築在歷史文脈和動態現實之間的位置，和王澍今日主張的“批判的地域主義”一脈相承。
有趣的是，青年王澍在論文中寫下這麼一句話：“要使建築創作成為一種對‘現實’文化的批判力量，就必須有建立在理性批判意識上的理論，它必須超前。”
誰也沒預料到：《死屋手記》所批判的，在此後30年間的中國大地上毫無抵抗地落為了現實——在高歌猛進的城市化建設中，中國大地上矗立起千篇一律的現代建築和“千人一面”的城市。國際大牌建築師們應邀而來“淘金”，留下一座座和周圍環境格格不入的巨型“怪物”。
堅持“自己的”，是要付出代價的——這位當時東南大學公認最有才華的學生最終沒能拿到碩士學位。畢業後，王澍和妻子來到浙江美院工作，一度去了深圳。1992年完成深圳大劇院“藝術家沙龍”的設計後，他回到了杭州。
這一年，中國的經濟建設進入一個高速發展的時期。
在遍地都是工地的90年代，有整整七年，他一直沒有接過“像樣”的活，靠同為建築師的妻子陸文宇養家。在這段隱居西湖的日子裡，他喝茶，練書法，研究山水畫和傳統園林藝術，跟工匠們學手藝，把自家使用面積五十多平的小公寓設計成一個微縮版的現代園林。
直至1999年，因著在同濟大學讀博時的同學、好友童明的邀請和推薦，他得以試手隱居復出後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大型項目——蘇州大學文正圖書館設計案，這後來成為他的成名作。
“雖然說是他的第一次，但我感覺他那時已經完全準備好了。”童明回憶。
緊接著，2001年起，受中國美院院長許江的委託，王澍和妻子的“業餘建築師工作室”擔綱了中國美院象山校區的總體規劃、建築設計和景觀設計，再接著是設計寧波美術館、寧波博物館、上海世博會寧波藤頭案例館。
在這些作品裡，王澍把自己多年在中國山水畫、園林藝術和傳統工匠的“營造法式”裡尋找、摸索的中國本土建築語言落為現實。漸漸地，他的作品引起了國際建築界的關注和重視。他成為威尼斯雙年展上的“座上賓”。
普利茲克獎評委之一、麻省理工學院建築系主任張永和評價說：王澍的作品“紮根本土並展現出深厚的文化底蘊”，他“證明了中國的建築不全是平庸的批量生產和張揚設計的複製”。
回望王澍2012年以前的作品，都在城市。那是他鋒芒所指的重災區——一個急於擁抱“現代”、丟棄了自身幾千年文化傳統的魔幻之地。
早在1986年，23歲的王澍還寫過一篇找不到發表之地的兩萬字長文——《破碎背後的邏輯——中國當代建築學的危機》，對整個中國近現代建築界進行了“炮轟”，從各位大師、自己的祖師爺一直批到導師——齊康教授。
名單裡當然有梁思成先生。對這位為中國建築傳統傾注了很多心血的前輩，他也不客氣地批評——認為梁先生對中國建築的終結負有一定的責任。
“他採用西方建築史當時比較主流的方法——以帝王將相為核心的建築史。這就使中國的民間建築完全不在他所討論的建築史範圍內。但我們又以他的觀點制定了建築文物保護法，導致每個城市只保留幾處著名的傳統大建築就可以了，其他都拆了。”
在王澍看來，被梁思成忽略的中國傳統民居才是中國建築的真正主體，它們數量最大，分佈最廣，地域特色最明顯。
2009年，已具有國際知名度的王澍受寧波市領導的委託，負責上海世博會中國鄉村主題館——寧波藤頭館的設計案。
在這個年產值達30億、曾獲“聯合國全球生態500佳”的明星示範村裡，他發現自己完全找不到過去的痕跡——街道完全和城市一樣，村民們住在簡化版歐式獨棟別墅。在村委辦公室裡，他看到一個沙盤，上面展示的是規劃中的“美國郊區別墅群”。
“我的直覺判斷是：中國鄉村的文明幾乎被抽乾了”，“一種文明積累數千年，一旦崩塌，要想成體系地重建，異常困難。”
做完藤頭館，王澍提出了一個反問——“回憶已經無法憑藉歷史，回憶還有可能復活麼？”
文村老房子 圖 / 朱丹陽
三
“復活回憶”
2014年2月，在學院老師帶隊下，在建築專業讀大四的豆芽（化名）和十幾個同學進文村做前期調研。他們在村裡待了十幾天，吃住都在村民家，和村民交流，對他們的居住習慣、需求進行訪談，並做了大量錄音。
在研究中，王澍把文村改造分為三塊來探討。第一塊是“如何讓新造的民居感覺是從老的肌理上自然生長出來的，同時也能夠向老村子學習，知道如何節約土地，大家能夠形成一種集約的、有道德自律性的生活”。
第二塊是對老村做局部的“拆新保舊”手術，拆了一部分這幾年新造的特別難看、和老村格格不入的農宅，然後把新設計的房子“補進去”，使它跟老村協調起來。對那些不太難看的新房子，就在細節上做一些改造。
按照文村原有的肌理，王澍設計了24種農居，共八種形態，每種形態有三種變化。在每戶人家120平方米的基礎上，放進了天井、可打造土灶的廚房、儲放農具的空間，在二樓頂上還留下了晾曬穀物的空間，用竹蔑條做頂以保持乾燥通風。
在新民居設計中，王澍貫徹了兩條原則——一是吸收當地的傳統建築材料，儘量做到“廢物利用”，二是挖掘當地的工匠手藝。最後，他選用當地的杭灰石、抹泥牆和夯土工藝。
進駐文村後，這位“只是碰巧做了建築”的文人感受到了傳統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脆弱性。
在和村民們溝通設計方案時，他驚訝地發現他們對天井的設計有牴觸。他們更想用房子佔滿整個宅基地，並提出要求——“我們不要溼答答的天井，我們要住小洋樓。”
“在中國人的傳統生活裡，堂屋、院子關聯著一個家族的生老病死，祭祖、祭神靈、葬禮各種傳統儀式都在這裡舉行。短短二三十年功夫，中國人連院子都不需要了。”
幸運的是，“美麗宜居鄉村”的實驗得到了省政府的支持。按浙江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為文村實驗給出的試點辦法：10平以內的院子，不算在宅基地面積裡。最終，村民們接受了天井的設計。在房子入口，王澍還設計了用來遮陽擋雨的門斗。
文村一處景觀節點，兩位村民在聊天 圖 / 朱丹陽
文村項目一期完成後，王澍經常會帶朋友、同行迴文村轉轉。在一個落雨天，他看到了細膩動人的一幕：一位主婦坐在天井的門斗下剝毛豆，然後鄰居過來幫忙一起剝，三兩個人一邊剝一邊聊著閒天。
“其實，談建築的審美不光是說一個乾巴巴的房子，覺得比例要好看，材料要好看，造型如何。人和建築在一起的關係就特別好看。你看他們坐在門口剝毛豆就特別入畫。”
2016年年初，一期工程竣工。在原本15戶宅基地上，最後建造起14棟、可安置下24戶人家的房子。具有優先選房權的第一批村民，村裡給他們兩個選擇：一是在新房裡挑一棟，以成本價的一半買下；二是在另一塊空地上自建。最終12戶選了新房。
“村裡的老百姓一開始不太接受。他們喜歡房間大一點的，覺得房間太小，鞋子、衣服都不好隨便放。但王老師覺得這樣是不行的，臥室就是臥室，看電視的地方就是看電視，讀書的、喝茶的地方，他都有考慮和設計。”洞橋鎮幹部倪鹿華回憶。
年輕人們卻接受得很快。在城裡打工的，就打電話告訴家中老人一定要選。還是說不通的，有的就急得連夜從城裡坐車趕回來，召開家庭會議，勸說一定要選。
“當初沒選的老百姓現在看到民宿什麼的搞起來了，又感到後悔了。”倪鹿華說。
在村子裡轉悠，我們也看到設計被改動的痕跡：原本設計用來晾曬、儲存稻穀的二層半，被村民封起來，改造成帶露臺的房間；露天的天井上方也被裝上了玻璃頂。
村民入住後，王澍每次迴文村，都會觀察他們在裡頭的生活，琢磨需要改進的地方。
“空間的彈性還可以再留大一點，不用劃分得這麼細，方便他們根據需要來改動，比如用來做民宿；院子的空間格局要有，但不需要做得那麼細，這樣成本還可以降；另外，很多人家廚房裡修了土灶，要有堆柴通風的地方，我們原來給的空間稍微緊張了一點……”
“都是一些小的生活上的細節，我覺得還可以改進。”王澍總結說。
在浙江南部，他還有其他在做保護和改造的村子——“已經開工了。現在還不方便透露具體的。等有階段性的成果出來，你們可以再來看看。”
四
激活：回來的青年，外來的錢
2019年1月底，我們再訪文村。
村子裡洋溢著一股過年的氣氛，空氣裡瀰漫著一股芝麻糖、凍米糖的誘人香味。村東頭的空地上，鎮上組織的“山貨節”正在進行中，村民擺出了炸臭豆腐、炸油墩子、炸油豆腐等小吃攤子。
我們踏進了東頭的一家住戶，一家名為“逸山棧”的民宿，門口掛著一塊網上評選富陽地區“最美客棧”三等獎的金色獎牌。
老闆娘周群丹熱情地迎了出來。這是一個秀麗、幹練的少婦，約莫30歲上下，小小的圓臉上畫著得體的淡妝。
2016年跟著丈夫迴文村經營民宿之前，她在寧波一家四星級酒店當前臺接待。更早時，周群丹在職業技術學校讀和酒店、旅遊相關的專業。
文村，民宿“逸山棧”的老闆娘 圖 / 朱丹陽
周群丹的老家在新登，丈夫郎根強是文村人。郎根強之前一直在杭州、寧波等地做建築工程。文村改造期間，他回村接了施工項目，負責黃黏土的開採、加工、晾曬等工作。
2016年初剛拿到房子時，小倆口一開始想不好做什麼。正好，鎮上組織村民們外出參觀、考察，跑了一圈桐廬、安吉、浦江等地，最終決定自己做民宿。
周群丹有個表姐在杭州西湖邊經營一家民宿，做得相當成功，2018年獲得了一個“行業十佳獎”。
“逸山棧”總共四間房，主打混搭的復古風。每一間房的裝修風格、裝飾品和傢俱，都是小兩口自己琢磨、確定下來的，總共花了五六十萬裝修費。
周群丹說，目前客源還不穩定。到春天，城裡遊客來洞橋看映山紅，那時週末的房間都能訂掉，週一到週五就不穩定了。“昨天晚上有了兩個客人，今天就沒有人來。所以如果現在再去擴展一家，就會比較累。”
“房子是自己的，所以還不要緊。如果房子是從別人那裡租來的，再加上裝修的投入，就會比較累。”
談起表姐在西湖邊的民宿，她帶著幾分羨慕：“她那裡的客源很穩定，週一到週五都有客人，週末是需要提前好幾天才訂得到房的。”
一樓的廳裡擺著老桌子、有精美雕花的靠背椅。這都是郎家傳下來的老貨。一面牆上掛著農家廳堂裡常見到的領袖像，還有竹飯籃，毛主席的辦公照。另一面是帶著小文藝情調的照片牆——正中最醒目的，是王澍的個人肖像。
“房子造之前、造的時候和我們入住後，王老師都到我們這裡來過。”周群丹笑著說，“他真是把我們這裡當作自己的一個孩子了。”
據倪鹿華介紹，洞橋鎮政府已把文村和大溪村定為“民宿示範村”。
除了郎根強、周群丹夫婦這樣自家經營的，還有把房子交給村裡，然後統一打包租給外來企業的。2016年，在香港上市的浙江房產公司眾安集團和村裡簽約，打包租下了其中18戶的房子，租期20年，然後統一裝修、開發、經營。
據一位鎮幹部透露，眾安集團號稱要拿出30.5個億來投資開發洞橋，文村的民宿開發只是啟動的第一步。
沿著小路從東往西走，我們看到好幾棟房子正在裝修，風格統一，有點度假別墅的感覺，每一棟的門上都標示著數字。
在村中咖啡館裡，我們遇到了負責這批民宿的店長田芯瑜——一個操著一口川味普通話、嗓音低沉的90後重慶妹子。
“有九戶已裝修完畢，其中三戶共10間房已對外營業。目前，春節期間的房間已訂出去了三分之一。”她麻利地報出一串數字，“我們這次配合鎮上的山貨節，也搞了優惠促銷，週末房價是七折，大概一個房間330元／天，根據具體的配置調整房價。”
文村，一名老奶奶站在村頭為山貨節招攬生意 圖 / 朱丹陽
2016年，田芯瑜隨男友回到了他的故鄉——文村。兩人相識於雲南麗江，當時她在雲南經營一家民宿。
正聊著，一個外形很潮的男生來到咖啡館。他就是田芯瑜的男友朱逸超，1991年生，畢業於浙江大學機械自動化系。離開學校後，他在杭州濱江一家賣工業品的公司幹了幾年需要技術背景的銷售。
朱逸超是個“非典型”工科男，有點小文藝情懷，平素愛揹包旅行，大學時就遊歷了很多地方。一次偶然的機會，他讀了“揹包十年”青年旅社老闆、職業旅行家張金鵬（網名“小鵬”）的書，成為粉絲。他辭了職跑到雲南麗江去見偶像，成了對方的朋友和員工。在青旅做了半年後，他跟著女友到重慶待了一年。
2016年底，他回到老家。“我喜歡待在農村，不喜歡城市，所以決定回家找點事做做。”他解釋說。“在大城市裡，吃不好也睡不好。”
2017年6月，眾安集團啟動文村項目後，他和女友一同加入了這家公司。他擔任項目組的運營副理，負責整體的規劃、推廣。
一個名牌大學的高材生又回到了小山村，朱逸超坦言自己揹負著壓力，主要是心理層面。他父親在村裡辦了家小廠，經濟條件還不錯，但對他回來不理解，還是希望他回城找份“體面”的工作。他承認也有焦慮的時候，“這時會問自己是不是對不住老爸老媽。”
“我回來這麼久了，也一直在慢慢摸索，也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找到一個東西，然後馬上就把它做得很好。對很多回來的年輕人，家長沒有耐心，他們要馬上看到你做出一個結果來。”
我們聊起“逃離北上廣”的話題，以及返鄉後面臨的問題。
“其實回來後，會發現地方上還是比較複雜的。如果你家裡有人做一個行業，在當地有資源，那你做這一行還比較容易。如果沒有，完全靠自己從零做起，還是很難的。”
文村，朱逸超和女友田芯瑜 圖 / 朱丹陽
對民宿、旅遊開發，朱逸超有許多自己的想法，“目前文村還太單調，缺乏層次，很難留住遊客。”他提出不少點子：譬如把村裡做傳統手藝的人組織起來，到一個工坊裡做活，讓城裡的遊客們在那裡觀看、參與，也可以購買，增加體驗感。
對於這位高材生聊到的許多觀點，倪鹿華在一邊由衷地認同和欣賞。
“說實話，談振興鄉村，要靠我們這批50後、60後是振興不起來的，是要靠這幫有新知識的、在大城市裡讀書工作過、甚至留學過的80後、90後甚至00後回來。我幾次和鎮裡提，說要在資金上扶助這些迴歸家鄉的年輕人，譬如給一筆創業基金。”
看到一撥接著一撥的人來到文村，王澍感到一點欣慰。
“他們認為是看到了潛力。”王澍自己對鄉村的未來不太樂觀，但他希望自己造的房子，能讓年輕人們看到機會和希望，改變一點鄉村“空心化”的現狀。
五
“浮出”與“落地”的爭議
2014年的一天，接到區領導電話讓他彙報文村項目造價的估價、為向省裡彙報做準備時，陸鎮峰開始整晚整晚地失眠：“這怎麼讓我報價？從來就沒有做過這種項目啊。”
陸鎮峰是杭州富陽富春江房地產開發公司總經理，在文村項目中被上級抽調出任項目總經理。他管過城市規劃、房建，作為業主代表，在業內有“老法師”之稱，尤其擅長啃“硬骨頭”。目前，他負責2022年杭州亞運會場館的建設。
“文村項目的建造過程非常痛苦。”他感慨說，“一是我自己從來沒有管理過這樣的項目，一是施工單位之前也沒有做過這樣的。”
因為工藝難做，一家來自紹興的施工隊做到一半“逃跑”了。於是他一路追到紹興去和對方談判。
建築工藝的特殊性，給陸鎮峰帶來另外一個難題——如何對沒有市場參考價的原材料進行定價，以及如何控制施工成本。
“當時，對我來說是很難的，黃土、杭灰石都沒有信息價，都是從當地山上採的，那如何來控制成本？我想出了一個法子，徵得鎮裡同意，石頭從村裡採購，只要把現實的成本——運輸費、炮頭機的進場費和工費、運一車到工地上的人工費——計算下來，原材料價和成本價就出來了。”
“黃土怎麼辦？我叫人到山裡去挖黃土，挖出來去曬、磨成粉，包括粉碎機、編織袋也由他們去採購。也就很簡單了，整個曬出來的黃黏土裝成一袋一袋。根據最後的方量，我叫人記錄下來、算出價格。”
文村改造是一場實驗。施工單位拿到的是設計白圖，王澍團隊要根據實際施工狀況做進一步的修改、完善，形成最後的藍圖。
為了保證工期，陸鎮峰定了一條原則：“涉及外立面的，王老師的設計是一點都不能動的。但是碰到內部結構，在實際施工時如果覺得有不對，就按照我的來。”這也得到了王澍、陸文宇和項目結構工程師的認可。
在工地上，隨時會有不得不去處理的緊急問題。
按王澍最初的設計，新造的房屋屋簷挑出去1.8米。這是他1987年在湘西沿著沅江考察時從一個名叫洞庭溪的村子得到的靈感和啟示。在雨天，人在村中穿梭行走，藉助各家房子彼此相錯的屋簷，基本可以躲開雨水。
誰知臨溪的一棟夯土牆的房子剛剛搭好簷口，住在隔壁的村民拿著柴刀、鋤頭“啪啪啪”地就把屋簷敲掉了。
和對方反覆溝通，無解。最後，原本設計中挑出去1.8米的屋簷改成了0.8米。這也留下了一個“隱患”：江南多雨，雨水隨斜風打到外牆，時間長了，夯土牆以及幕木牆都有滲漏的可能性。
施工過程中，除了通過村委幹部來協商、溝通，陸鎮峰坦言必須在氣勢上“鎮得住”，否則改造沒法做下去。“到後來，村裡有人講：這個頭髮少的人厲害。”他下意識地摸摸頭頂笑了出起。
文村，一位村民在擦窗子，迎接即將回家過年的孩子們 圖/朱丹陽
文村新民宅一期“浮出”水面後，陸鎮峰最為自豪的，一是項目一期已順利完成審計；二是把成本控制在每平兩千五百多元，基本達到他向省、區領導彙報的估價目標。
陸鎮峰認為，目前的成本價還可以進一步降下來——“譬如，我們是一級單位，管理費非常高。如果按王老師的設想，村民自己來造，成本還可以再降。”
除了對“交給的任務”盡職，陸鎮峰坦承自己也存著點“私心”，那就是“一點個人的成就感”。“中國最牛建築師的作品，我做過了，亞運會場館，我也做過。我就可以安安心心退下來，沒有遺憾了。”
他的朋友、參與過文村項目的工程師莊宇（化名）則持保留看法：“王澍老師的出發點和設想都很好，但從造價、工藝的複雜性和特殊性來講，都是很難推廣的。”
“我覺得，王澍更適合去做公共建築項目，那樣你做概念、做先鋒、做文化地標，怎麼折騰理念、風格都是可以的。”莊宇說，“但是，如果你做民用建築的話，那必須是大部分老百姓能夠接受的，符合大部分人的實際需要。”
莊宇的觀點，在一部分主流的建築師和工程師中有代表性——那就是“堅固、美觀、實用”三原則，以及根據甲方要求進行最有效的成本控制。
“問題是，老百姓有時自己也不知道要什麼。”一位建築專業學生反駁說。“大多數人就是跟風的，更談不上有什麼審美品味了。”
他手指指向和老文村隔著一條溪的那片“小洋房”。在民營經濟發達的浙江省，先行富裕起來的鄉間，隨處可見這樣外牆貼著小條磚、鑲著藍或綠玻璃鋁合金窗的仿歐、仿美式別墅，俗稱“小洋樓”。
在杭州郊區國道上行駛時，我發現路邊村的村口有幾棟造型誇張的新洋樓，有相當“辣眼睛”的羅馬立柱、哥特式尖頂。
“這幾年比較時興這種樣式的。”朋友指著這幾棟房子解釋。“這幾家在村裡算髮（財）得晚，新房子蓋得也晚，所以更加要爭口氣了。”
2019年小年夜，我從區政府出發驅車半個小時，到達富陽區另一個“美麗宜居鄉村”示範區——場口鎮東梓關村。
藍天下，矗立著一排白牆黛瓦的新房子，很是搶眼。這是由浙江綠城開發的“杭派”新民居。2017年完工後，新民居的照片在網上迅速傳播、擴散，東梓關也因此成了“網紅村”。
“一個是外觀上採用白牆黛瓦，視覺上容易出效果。一個用常用的建築材料和工藝，成本上更可控。”莊宇比較說，“從實用性和造價上，杭派比王老師的浙派更容易推廣。”
目前，東梓關的造價在兩千多元一平，本村村民可用比成本價低一點的價格買下。
在陸鎮峰看來，這兩個項目的出發點、性質完全不同。“王澍老師做的浙派，是建築藝術品，而東梓關村就是普通民居，兩者沒有可比性。”
“王老師的設計，文化內涵比較高。杭派民居實用性更強。”倪鹿華的觀點也類似。“我們的浙派風格暫時還沒法推廣，因為實用性上還有一些欠缺。”
改造後的文村，吸引來一撥又一撥考察、參觀、遊玩的遊人、政府官員、國內外建築師和學者。但王澍坦承推廣還是一個問題。
“儘管大家都說好，但是，你可以看到這一批新民居也就只有在這個村子裡面出現了，在富陽看不到第二個村子使用這批圖紙，就是說它其實是沒有被推廣的。這說明，大家對這個的認識、接受沒有想象的那麼快。”
知乎上，有建築師半帶調侃地評價道：“文村項目，是王大師又一次個人觀念的強大輸出。”
在中國主流建築師那裡，有關王澍和他的作品，一直是頗有爭議的話題——“不實用”、“文人和藝術家氣太重”、“拿著甲方的錢來做自己的藝術品，太任性”，以及那句永遠不必要的擔心——“如果中國建築師都像他那樣，那不亂套了？”
欣賞和推崇他的，也不吝惜最高的讚美。借用另一位中國當代著名建築師劉家琨對王澍的評價：他的作品有一種“有爭議的動人”，而不是“近於完美圓熟的庸俗”。
我問王澍：你認為，一名優秀建築師的責任到底是去服務、滿足於人們的需要，還是去挑戰他們那些習以為常的觀念與訴求？
“這兩個都需要，一方面你要了解到大家真實的生活是怎麼樣的。另一方面，你要看到現代的人其實特別糾結，旁觀者也許認為他們生活得很自然、很美，但其實他自己心裡充滿了怨恨，他是準備放棄（已經擁有的），是想要更大的房子，因為他看到別人家如何如何。
“其實，人都面臨著這樣一個雙重的反抗。你既要觀察他的生活，看到他的美。另一方面，你要知道這種生活在整個文化和文明中有什麼樣的位置，它有什麼特殊的意義。
“建築師一定需要有批判的態度，就是要讓大家找到一個合適的價值框架，你說生態也好，可持續發展也好。然後在這個價值框架之下，找到最合適的建築。總體上說，我覺得在這個時代更要強調過有節制的生活。”
六
破碎的回憶
從東梓關回市區的歸途，我有意選擇了公交。向村民請教換乘路線後，我們在村口上了公交大巴，到場口鎮換車去市區。
半小時後，我們在一個全新的街心公園附近下了車。
置身於巨大的街心公園，同行的母親一片茫然。1960年代，她曾在場口鎮念初中，在這裡度過三年。她操著當地方言向等車的人打聽：“這原來是哪裡？”年輕人一臉茫然，幾個約莫四五十歲的男女也說不清楚。直到一個路過的老人家報出了一個地名，她帶著幾分沮喪和失望離開了。車上，她和我不斷地講述她記憶裡的那個場口——在六穀灣唸書，跑到烏龜潭游泳、洗澡。每年農曆八月半，四面八方的人湧向場口鎮，場口老街上人來人往，被擠得水洩不通，馬沙灘上有京劇、越劇、電影、戲法、馬戲表演等等，熱鬧非凡，“那是我們富陽地區的廣交會。”
我請人到“富春山館”查了地方誌——場口古鎮曾是從諸暨、浦江、壺源、常安地區通向杭州城的門戶重鎮，清末明初場口進入鼎盛時期。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縣政府遷至場口，使場口一度有“小上海”之稱。
當晚，母親在她的微信朋友圈裡發了一張街心花園的照片，然後寫了一段長長的話：
“這是場口的一個休閒公園，你們猜猜這裡原來是什麼地方，反正（我）找不著北了。我急著想找找龍潭渡，場口老街，馬沙灘，問了當地人，他們說老街拆光了，這個公園就在馬沙灘上。我心裡那個悲哀。那麼有名的小上海居然不存在了，什麼鹽店埠、三角道地、草所街、洋塘嶺都統統沒有了。”
“這是一個巨大的決策失策，也是犯罪。” 在給同學的回覆裡，母親重重地寫道。
七
機制和破局
目前，文村項目完成了王澍設計案的一期：老房子的保護和新民居的示範。
我問村裡和鎮上幹部：後面幾期將何時啟動？得到的回答都是三個字——“不知道。”“不清楚。”
採訪中，幾位看過完整設計案的人士告訴我：“整個村完成改造的話，村頭、村尾會形成兩頭翹起的效果，融入天際線，很和諧”，“尤其是那個書院的設計，非常非常漂亮，不造出來的話，真是很可惜的。”
2014年“美麗宜居”試點落戶到文村，是洞橋鎮政府求之不得的。
這個位於富陽區西北部的鎮是富陽、桐廬、臨安的交接之處，因為位於丘陵地帶，經濟一直比較落後，一直想通過發展生態旅遊來拉動地方經濟。多年來，鎮上幹部為招商引資絞盡了腦汁。2018年，洞橋鎮年財政收入不到一千萬，目前只能負擔當地公務員和教師的工資。“如果上頭不撥款支持，我們哪有能力來繼續推動這個項目。”一位鎮幹部發愁道。
在鎮政府食堂就餐時，我們聽到旁邊幾位鎮幹部邊吃飯邊商量工作——眼下的“山貨節”怎麼搞，怎麼聚集人氣把杭州城裡人吸引來，以及和一家外來公司在談的文村老房子的整體出租和簽約問題。
談到外來投資，鎮幹部都表現得比較謹慎，“資金不落實，什麼都不好說。”幾年前，一家北京的公司來投資，號稱要投入五個億，結果資金不到位，兩年後就拍拍屁股走人了。
“如果總是坐等著天上掉餡餅，一定會碰到麻煩。”陸鎮峰說，“機制上的問題，我覺得還值得去探討。”
“如果一開始由村裡組織一個旅遊開發公司，村民以老房子的租售權入股，再和外頭的企業、資本去談合作開發。以村子自己為主體，然後上面政府給政策、給引導，這樣的鄉村建設才是可以持續下去的。”
文村，兩個小男孩手拉手走在村子裡玩耍 圖 / 朱丹陽
八
“中國當代建築文化的一面旗幟”
知乎上，一位建築專業的學生在網上半帶調侃半是認真地說：自從王澍得獎後，這幾年建築、規劃專業的考研題目都在“鄉村建設”和“民族”上面打轉了。
建築學學者、同濟大學城市規劃和建築學院教授李翔寧則指出：在獲得普利茲克獎之後，王澍已“成為中國當代建築文化的一面旗幟”。
2018年威尼斯雙年展，王澍再次受邀，參加了主題為“自由空間”的建築展。作為中國館策展人，李翔寧則打出了“我們的鄉村”主題與之呼應。
專長於建築史與理論研究的李翔寧觀察到——“一種新的趨勢正在中國鄉村出現”：一批建築師從城市來到鄉村，進行鄉村建築的設計建造並參加鄉村社會改造的運動，“他們和藝術家、設計師、社會工作者進駐鄉村參與鄉村社區重建的運動相合拍”。
這包括以土樓橋上小學設計獲得阿卡汗獎的李曉東、香港建築師林君翰，還有王灝、趙揚、黃英武、陳浩如、何葳等中青年設計師，“他們長期堅持在某一個鄉村持續建造，甚至搬離大城市成為鄉村社區的一員。”
這讓人不由得聯想起90年前的那一波風起雲湧的鄉村建設實驗。
1924年，31歲的梁漱溟突然辭去北大教職，到山東曹州辦學，後又到山東鄒平，推動鄉村建設運動，創辦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建立鄉村建設實驗區與縣政建設實驗區，設立村學、鄉學，實施廣義的教育工程，推行農業改良，建立鄉建金融，整頓風俗等。有研究者認為，“其設計之精、規模之大、內容之廣、細節之富、效果之豐，是令人驚異的。”
除梁漱溟外，晏陽初、彭禹廷等社會活動家、教育團體也從城市來到農村，投入到鄉村建設運動中。據統計，當時，全中國從事鄉建的團體和機構多達六百多個，先後設立的各種實驗區有一千多處。他們各有主張，探索的路徑也千差萬別。但關心鄉村、立志救濟鄉村，是他們的共同點。
1937 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轟轟烈烈的鄉村建設實驗被迫中斷。
2018年4月，烏鎮舉辦了一場“溫故知鄉”的鄉建論壇。國際知名建築師庫哈斯通過視頻與各個領域的代表針對中國鄉村問題進行了長達六小時的“鄉村馬拉松”對話。據現場人士說，庫哈斯談到中國的鄉村問題尤為興奮，認為中國鄉村建設不僅有理論意義，而且是一個如火如荼的實踐前沿。
此前不久，他的合夥人斯蒂芬·彼得曼到中國調研，參觀了洞橋文村，認為這是一個堪稱鄉村發展設計的典範。
“能否代表中國‘普通鄉村’仍待商榷，但是也許這種經驗可以汲取。”
圖 / 南方人物週刊記者 大食
這是一場“救亡圖存”的行動——對話王澍
他們的慾望早就超出了村界，瞄準遠方的大城市
人物週刊：以前你做公共建築甚至商業建築，面對的甲方只有一個。當你在做文村改造這種社會型公共項目時，要面對很多村民。面對這麼多甲方，會不會有特別磨人的地方？
王澍：是有一些細枝末節的麻煩，但也沒有想象的那麼嚴重，它需要有某種操作的方法。跟那麼多人打交道確實要有點智慧。
我有幾個體會：儘管理想的鄉村建設，包括學術界都討論，最好的辦法就是自下而上的，當地人自發的力量為主，才可能有持久生命力。但實際上這是一個非常理想的狀態，也是幾乎不可能發生的狀態。
現在的鄉村實際是受各種力量的推動，他們的慾望早就超出了村界，瞄準遠方的大城市，他們在模仿城市。所以你指望自發的力量，基本上沒可能了。
再一個，新的變革速度非常快，如果我們不介入，可能過兩天村子就整體拆了，要麼是政府拆，要麼是村裡自己拆。其實我去的時候，這個村子已經準備要拆了，他們請了人做了一個規劃，就是想全拆光之後造一個完全的仿古村來搞旅遊。這就是非常典型的、經常在發生的事情。
像我們這種傳統和新建築共存的做法，是非常微妙的，建築師的能力要非常高。一般的建築師是沒有能力做的。這種操作如果想做整體，沒有地方政府包括村委的配合，是做不到的。但是中國的政府還是比較厲害的，是有可能借助政府的力量和優勢做成的。
人物週刊：你提到傳統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是很脆弱的，希望保護甚至重建這種生活方式，包括審美品位。這種重新培養和塑造困難嗎？
王澍：現在看來可能性是有的，一開始很多人都將信將疑，包括我們團隊裡也有些同事是將信將疑的。但是我比較堅定，因為我一直認為空間場所和生活方式有配套關係。場所消失，生活方式會跟著消失。所以為什麼保護建築、特別是傳統建築特別重要，新建的建築也一樣。
現在做起來之後，觀察他們的使用，你會發現基本上大家都接受了。也許是因為外來參觀的人很多，大家都說好，他們被外來人反覆“洗腦”後，也覺得很好。當然也有很自覺的，就是覺得好，就是愛護房子的人，一草一木哪兒都不許動，屬於特別堅定的鐵粉。也有的認為需要有些小改造。但是，基本格局他們都保護下來。
其實，你可以看出這種生活方式在慢慢地回來，這就像睡著了醒來一樣。
我看那些老太太在院子裡曬東西，曬她們洗的衣服。他們的生活方式自然就是那樣，因為院子是一個家裡的公共空間，從房間到外面之間有一個這樣的空間，使得生活多了一個層次。我們還做了更細膩的處理，不僅僅有院子，院子的門一般都有一個門斗，是有深度的。我經常看到有動人的場景，比如南方婦女蹲在門斗下，下雨的時候不淋著，太陽也曬不著，在那兒剝個毛豆，鄰居也過來一起剝，大家聊天。這個門斗的地方大概能坐三四個人，這個生活場景，你現在去看，經常能看到。
有了這個地方，這個事件就會發生，非常有意思。
人物週刊：原本的生活方式，因為建築的原因慢慢恢復、重新培養了。
王澍：對，因為這個建築的審美不光是一個乾巴巴的房子，不光是比例、材料、造型要好看，其實人和建築在一起的關係就特別好看。你看他們坐在門口剝毛豆就特別入畫。
人物週刊：你為文村設計的這些民居，能夠推廣到杭州或者浙江更多的地方去嗎？
王澍：我倒不主張大範圍地推廣，因為我是主張做細膩的地域差別，我特別反對把一個東西風格化。其實我當時做這個村子的時候，省裡的領導提了這麼一件事，說你能不能在鄉村建設裡面做出一個浙江風格來。
我這個人說話特別直接，我跟領導說，“一種浙江風格”是不存在的。因為我認為浙江是一個文化特別多樣性的地方，至少有超過10個亞文化的區域，每一個區域都可以有自己的風格，至少有十幾個風格合起來，也許我們才可以做一個“浙江風格”。我做的這一塊算是浙西靠山區的這樣一個區域的建築類型，它並不適宜在浙江各地推廣，但是至少在幾個縣的範圍內，完全可以推廣。
“看到拆房子的時候，這個文化就是最後的消亡”
人物週刊： 據我所知，這些年，許多建築師跑到鄉村去做設計規劃，尤其是大學裡的建築、城市規劃和設計專業的學者在帶學生幫地方政府做一些新鄉村的改造設計方案。對這一波“鄉村建設”熱潮，你有自己的看法麼？
王澍：對這種嘗試，我很難籠統地說看法。總的來說，我覺得還是一個好事，就是城裡的知識力量能進入鄉村，鄉村要想振興，必須要有城裡的知識力量下去。但實際上，現在這種介入，各種各樣，好壞參半，有比較嚴肅、認真的探討，也有當活幹、很商業化的，我都見過。
整體上來說就是兩類，一類我稱之為“化妝術”，不管是化得好還是化得不好，就是對原來的房子進行塗脂抹粉的化妝，包括所謂的景觀化妝，不光是建築裡面化妝，還包括修點什麼園林小品之類的。
第二類是做一些帶點表演性質的、小的公共建築，譬如做茶室、咖啡廳、圖書館這一類的。我覺得總體上這也是一種積極的力量，問題就在於鄉村建築的核心其實是住宅——城市的核心也是住宅，它是最大量的。鮮能見到建築師敢碰農民住宅，或者對之進行探討，到目前為止，我都沒有看到幾個案例是真正接觸農民住宅地。大部分做的要麼是化妝術，要麼是小公建築，這是相對比較容易做的。
人物週刊：上世紀梁漱溟先生身體力行地參與“振興鄉村”運動。你花這麼多氣力來做鄉村民居規劃和改造，這裡有沒有作為一個文人、知識分子對推動社會改良的願望或野心？
王澍：我會思考這個問題，但是這麼大的野心，坦率地說我沒有，因為我能把建築、村莊的規劃保護這些事做好都已經精疲力竭了，實在有心無力。但是我會比較注意做的過程當中多溝通，其實這本身就是“鄉建”的一部分。不是說像城裡做一個項目，甲方同意了，就開工做了，不是這樣一個工作。你需要經常跟當地的農民、村幹部溝通，讓他們自己逐漸真正認識到這件事的意義，心裡接受這件事情，並逐漸參與（進來）。
譬如我們做文村的時候，他們覺得造價偏高，我們就選用當地山上產的一種質量不是很好、但很有趣的黑色石頭，讓他們村裡自己開採。結果，村裡發現有二十多個人會砌石頭，就把他們都編到施工隊裡，這樣又降低了造價，他們還有收入，所以他們的積極性立刻高漲。所以，這都是一個溝通的方法。
反過來講，從梁漱溟先生那個年代的中國農村到現在的農村，可以說是翻天覆地地變化了。農村的知識階層，知識分子基本上已經不存在了，也沒有學校，學校大部分都被合併到縣城，大部分都在城裡打工。還剩下村幹部在那兒堅持著，其他大部分是老人和婦女。我們是在這樣的狀態下來討論今天的中國鄉村。
人物週刊：梁先生認為中國文化的核心在鄉村，你也一直在批判城市化和工業化出現的問題。你對鄉村的未來樂觀嗎？
王澍：總的來說我不太樂觀，梁先生那個年代他說這個話肯定是對，因為中國整個文化的核心是在鄉村，城市不是中國的核心，中國傳統文化整個的理想核心都不是城市。現在中國仍然如此——那就是中國傳統文化這一塊仍然是在鄉村。只不過梁先生那個年代鄉村基本都存在著，而在我們這個年代，90%的鄉村傳統已經被摧毀了。我們如果說有區別的話，就在這兒。
所以，我經常說：保護傳統鄉村、保護傳統文化，基本上又進入了一個救亡運動，這基本上是一個救亡圖存的時代。因為它是在滅絕之前最後的奮鬥。
人物週刊：這個“救亡圖存”更多是文化和生活方式意義上的嗎？
王澍：是的，因為建築的毀滅是最後的了。它首先是精神的毀滅，生活方式消失，這些活的東西都消失之後，最後就剩下乾巴巴的房子，然後拆掉結束，基本是這樣一個過程。
所以當我們看到拆房子的時候，這個文化就是最後的消亡了。
人物週刊：人、生活方式都不在了，房子只是最後的一個體現。
王澍：是，這原本是一個非常高度的文明，特別生態、特別可持續、特別先進的一個文明，如果對比我們現在城裡所做的大規模的工業化。按照現在世界上對未來的討論來說，中國的傳統文明更先進。但是我們親手毀掉了這個更先進的文明。實際上，我們所謂的快速發展是在走回頭路，這不是發展。
我就在自己能力所及的地方，做一些搶救的努力。
來源 ｜南方人物週刊
本文記者 ｜徐琳玲
編輯 ｜胡心雲
審核 ｜丁劍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