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的著名歷史學家修昔底德認為：當一個大國崛起以後，必然會對現存大國的權威進行挑戰，而現存大國也會回應這種危險，這樣下去，戰爭可能就無法避免，這就是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但今天我們並不是講“修昔底德陷阱”，而是聊聊這種所謂的“陷阱”在威廉二世時期的德國是怎樣產生的，而在他挑戰英國霸權以後又為何造成了一些“不解”的現象。
威廉二世騎馬背景照
威廉二世戰略選擇所造成的困境
1888年威廉二世繼位以後，德國從原有的封建社會開始逐步進入帝國主義社會，鐵血宰相俾斯麥打下的良好基礎讓德國具備了西歐一流強國的工業和軍事實力，貴族和資產階級的野心也開始逐步膨脹，眼前的一切已經無法滿足國內政客和野心家的需求了，一種呼之欲出的感覺總是在朦朧之間跳躍。
威廉二世此時面臨著在戰略上的重大選擇，也就是說德國需要決定到底是重海軍還是重陸軍，但為了同時獲得海陸兩條戰略上的優勢，威廉二世決定將所有的資源同時傾注在海陸兩條線上，這就意味著德國不僅要和傳統海軍強國--英國競爭，也要同法國和俄國競爭陸地上的優勢。從此，海陸並重的戰略不僅使德國陷入了一場高昂的馬拉松軍備競賽，也引發了原本可以不會出現的協約國聯盟。此話何解？
其實這個時候的德國應該完全沒有意識到，這種戰略選擇對原有的霸權國家和周邊地區產生了巨大的威脅，它在追求陸地和海洋兩大地緣空間上優勢的時候，已經激活了原有地緣體系中的權力均衡機制；而且德國也沒有意識到產生這種制衡和結盟是源於德國在四處樹敵以後周邊國家的正常反映。
威廉二世和他的兒子們
為何會產生這種國際圍堵的困境？
為何俾斯麥執政時期德意志的崛起不會面臨周邊的安全壓力，而威廉二世執政以後德國所面臨的周邊地緣壓力卻成倍增加？看起來好像是地緣結構的原因所造成的雙重壓力，但實際上和德國在崛起過程中所面臨的戰略決策有關。
第一，在威廉二世時期的德國，它對自我地位的認知和國際社會給予的地位認知是完全不同的，而這中間就會產生一種微妙的“地位差異感”，當德國在急於通過獲得國際聲望和大國認同感來彌補這種“地位差異”之時，很容易忽略掉在崛起過程中應具備的謹慎和耐心。就好比一個班上的同學，一個差生突然總是考全班第一，而且你還非常驕傲的四處宣傳，你讓其他同學會怎麼想呢？大家還能處朋友麼？
德軍在紫禁城下慶祝威廉二世的生日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威廉二世自幼的高傲所致，作為德意志領袖的他在國際社會上總是出現很多激烈的政治言行，如克魯格電報事件，並且這種激烈的政治言辭在極大的刺激了民眾政治胃口的同時，也很容易給他自己在決策層面造成被動，為了取得民眾的支持和維護自己作為崛起大國的強硬態度，他不得不一次次履行自己的政治表態。這就像是謊言一樣，你說了一個，為了彌補前面的謊言，你需要編造無數個後續故事。所以當威廉二世激烈的言行遭到其他國家的警惕和防範之時，他還需要編造更多的理由來解釋別的國家為何對德國產生敵視和防範並讓德國陷入其他國家圍堵的困境之中。
“克魯格電報”後，英國一改對德國的妥協姿態，轉而在全球各地採取對抗措施。
第二，當時的德國內部不僅利益集團交錯複雜，還缺乏一個能夠協調不同利益的決策中樞。不同的利益團體在爭奪資源的過程中，正常來講應該逐漸形成互相妥協和支持的聯盟，而利益集團擴張的成本和訴求往往可以通過很多其他方式來實現，比如增加國家的稅收，或者提高消費品價格等方式輻射到整個社會，簡單點說，只要我們把利益分配問題談好，其他的事會有人來買單。
另外，在國內的不同利益部門只要在戰略上達成共識，也可以通過國家宣傳部門將集團利益塑造成國家利益。而在一戰之前，德國軍隊內部的利益團體分割成幾個不同的權力部門，而原本可以成為仲裁者的威廉二世，卻無法將他們扭成一股繩，因為威廉本身的野心和想讓德國快速崛起的目的讓他總是無法忽視每一個部門所帶來的作用，決策中的搖擺和利益團體的梳理無法做到清晰有序就加劇了整個決策體制的混亂。
威廉二世將俾斯麥解職
威廉二世時期在戰略上的最大特點就是同時追求海軍和陸軍的雙重優勢，當然，如果真要說起來，也各有各的理由。比如陸軍元帥毛奇和他背後的利益團體就宣稱因為德國處於歐洲中部，左邊是法國，右邊是俄國，而且都是傳統的陸上強國，所以增強陸軍實力是理所當然的事，尤其是在1892年法俄結盟以後，這種壓力和輿論則更加的明顯。而海軍元帥提爾皮茨所代表的利益團體則認為只有建立一支強大的海軍才能夠得到英國在政策上的妥協和退讓。
但德英兩國已經白熱化的海軍競賽被英國的“無畏”號打破了沉默，這艘劃時代的海軍鉅艦，直接將所有國家的戰列艦全部區分為“無畏級”和“前無畏級”，當然，不甘落後的德國也迅速通過了建造“無畏級”級戰列艦的計劃。隨著海軍競賽的越發激烈，也預示著德國推行十年的海陸並重的戰略出現了不可逆轉的惡化。從相關數據上可以看到，截止到一戰前，德國的海軍軍費上升到全球第二，但也僅僅只是英國的一半，而陸軍之前所擁有的巨大優勢也因為在費用上向海軍逐步傾斜而不在具備。很明顯，和英國開展的惡性海軍軍備競爭，讓德國的戰略政策失衡了。同時這種戰略的追求也讓原本在海外殖民地有諸多矛盾的英法俄三國構建起共同威脅下的安全利益。
第三，中國有句古話叫做：魚和熊掌不可兼得，國家戰略和利益的覆蓋也同樣如此。一個國家所擁有的國際戰略和軍事優勢總會有強弱之分，這種對戰略上的慎重選擇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例子。比如英法之所以在克里米亞戰爭贏得了勝利，就是因為英國將戰爭限定在了克里米亞半島，並且在戰爭勝利以後迅速和俄國簽訂了和平條約，因為他們非常清楚自身的短板，如果英法兩國繼續向俄國腹地深入，那麼俄國作為陸軍大國的優勢就會顯示出來。同樣，時空拉到當時的中日甲午戰爭，雖然當時的北洋艦隊全軍覆沒，但清政府在遼東、朝鮮等和山東等地陸戰失敗才是導致清政府輸掉這場戰爭的決定性因素。
對於德國本身，我們可以看到，德國作為一個陸地區域優勢的大國，卻一直痴迷於建設強大的海洋性國家，他們認為強大的海軍是保障國家海外利益和經濟生命線以及安全提升的重要基礎，更令人奇怪的是，在德國的戰略預想戰爭中，始終是為了謀求英國中立以方便對法俄開戰，而不是謀求法俄中立而對英國開戰。
德國海軍
第四，威廉二世時期的德意志帝國對於國家戰略選擇的整體時機還不夠好。在19世紀，德國和法國以及美國都在不同程度上實施海權戰略，但只有德國遭到了英國的遏制，而法國和美國卻得到了英國綏靖政策和鼓勵，這又是為何呢？原因就在於對於當時也在推行海權戰略的法國來講，德國所推行的海權戰略更加廣泛，而相對於美國後面所推行的海權戰略來講，德國開展的時間又過早。所以對於英國來說，德國當時對全球海權戰略的追求產生的威脅要遠遠大於僅僅追求中海區域海權的法國和當時遠在北美的美國。
其實道理也很簡單，德國當時陸軍和海軍實力已經超越了除英國之外的歐洲其他國家，做為全球海權的霸主英國，在當時德國開始崛起並發現其有染指英國地位的野心以後，為了對德國進行有效的遏制，英國肯定會對德國進行戰略圍堵，並且鼓勵其他國家發展區域海權，以便對德國進行更好的制衡。其實這種思路也解釋了俄國沙皇在取得了拿破崙戰爭的勝利以後，再想謀取黑海區域海權以及達達尼爾海峽控制權時，英國也將其視為對自己的最大挑戰者的原因。
克里米亞戰爭，是俄國與英國、法國為爭奪小亞細亞地區權利而開戰
如何化解威廉二世的困局？
其實如何化解威廉二世時期德國所面臨的困局，答案並不在其他人身上，從前任宰相俾斯麥的高明政治手段我們就能找到答案。在俾斯麥的執政時期，由於經濟和軍事實力的逐步強大，國內關於擴張海軍和佔領海外殖民地的呼聲日漸高漲，而俾斯麥最為高明之處就在於他能成功引導並且壓制住這種對外擴張的主張和衝動的行為，並且通過引導，使其處以可以控制的狀態。
在俾斯麥主政的20年裡，德國奉行的是典型的大陸區域戰略，並且俾斯麥在追求和發展國家利益的同時會認真的考慮國際社會的整體反應而進行必要的自我剋制，如普魯士在三次統一戰爭時期，俾斯麥都獲得了除了交戰國以外其他歐洲國家的支持。
鐵血宰相俾斯麥
在德國統一以後，德國擁有了世界排名第一的陸軍，但為了成為歐洲其他國家制衡的對象，俾斯麥曾經多次宣稱：德國的利益已經飽和，不會再侵佔其他更多的土地，這不僅向俄國表明了他對巴爾幹地區毫無興趣，也向英國表明了德國對海外殖民沒有野心。而對比同時期的拿破崙，顯然拿破崙的貪婪和俾斯麥的剋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樣讓法國成為了擋在德國前面的最佳推責擋箭牌。
通過對俾斯麥的戰略選擇可以看出，他非常清楚的認識到德國如果僅僅將自己的權力範圍限定在陸地之上，並不會受到周邊國家和海權霸主的圍追堵截。在歐洲海權和陸權國家的兩大地緣體系中，俾斯麥通過卓越的個人才能，很好的緩解了德國崛起時所面對的衝擊和壓迫，這也為德國在進行持續區域陸地戰略的政策贏得了很好的外部環境。
當然，這一切的成功也源自於俾斯麥個人對於國際局勢的謹慎和耐心，另一方面也是源於他有著充分的政治才能，能夠平衡國內不同的激進利益團體的野心和訴求。但可能是壓迫有多大，反彈就有多大吧，當俾斯麥下臺以後，德國船舶的“舵手”和”壓艙石”消失了，而留下了一個體制充滿問題而軍事和經濟飛速發展的強大國家，試問，這樣的德國，能不讓人引起擔憂嗎？
威廉二世困局下的思考
其實，我們在說德國在威廉二世時期所面臨的困局等一些列問題的時候，我們也可以到看一些有意思的現象，比如在英國對德國崛起的遏制其實可以看成是英國均勢主義政策的延申。英國在經歷了英法百年戰爭以後，國內經濟和軍事實力都受到了極大的摧殘，國內面臨著社會結構和經濟結構的轉型。
在進入都鐸王朝以後，英國的國家戰略從原來的陸地逐步開始轉移到海洋，為了積累國家實力，都鐸王朝的歷代國君們都奉行勢均主義政策，也就是說他們不輕易的參與到歐洲國家的戰爭，但也不允許歐洲任何一個國家擁有遠超於其他國家的實力，所有的國家政策都強調於國家於國家之間的制衡。
比如亨利七世時期為了和西班牙結盟採取了聯姻政策，而伊麗莎白一世更是將勢均政策用到了極致，甚至拿上自己婚姻問題作為引導法國皇室的砝碼。很明顯，因果奉行誰取得歐洲的整體優勢，他就支持較為弱勢的一方。在這種國家政策之下，到英國逐步取得海上霸權以後，英國轉為：在維護自己霸權地位的同時，支持區域國家中較為弱勢的一方，以求得勢力均衡。所以，英國對德國的崛起保持了警惕並採取了相應手段就不足為奇了。
伊麗莎白一世是將歐洲平衡策略玩到極致的君主
在全球海洋貿易下發展的四百多年的國際關係史中我們還以發現，自1580年西班牙國王腓力二世派遣阿爾瓦公爵率軍強行兼併海權國葡萄牙以外，在國際體系中就再也沒有出現過擁有海權和陸權這兩種地緣優勢的國家了，而西班牙帝國之所以曇花一現，也源於在海權和陸權兩大戰略上的搖擺不定和空間牽扯，並最終支離破碎。
在看看遠東的清朝，當時也面臨著海防和塞防兩個選擇，對比德國，只不過一個是對外發展，一個是基於防守為主。巧合的是清朝在大陸面臨沙俄侵略的壓力以及列強在海上壓迫的困局之下，同樣也選擇了“海塞並重”的戰略，這一方面源自於清朝也屬於大陸型國家，而列強船堅炮利之痛也讓清朝對發展海軍同樣渴望，所以在萬般無奈之下清朝將寶貴的國家資源同時注入到了兩條線上，可結局卻並不美好。
結語
所以，我們從德國威廉二世的困局中應該深刻的意識到，大國崛起所面臨的環境是複雜的，所經歷的時間是長久的，甚至是需要幾代人、幾輩人在同一策略上的共同努力才得以實現。我們應該清醒的認識到國家實力的發展中容不得半點急躁的心態，過早催熟崛起的過程實際上是一種非常危險的行為，而威廉二世治下的德國正是犯了這種毛病，並最終在一戰中失敗，最後黯然下臺，最為可惜的是這種血的教訓並沒有被德國後人所吸取，反而再一次在二戰時期重蹈覆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