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發佈緊急事態宣言（NHK視頻截圖））
東京時間4月17日下午6時，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出現在電視屏幕上，宣佈他的一項新決定：將“緊急狀態”從東京等7城市擴大到日本全國。在20分鐘的演講中，首相語言流暢，語氣堅定。
不過，當進入提問環節，記者提出關於口罩等刁鑽問題之後，安倍開始磕巴了起來。
安倍近日針對疫情制定的政策，被指進退失措、溝通不足。隨著全球疫情不斷升級，日本疫情起伏不定，民眾的不確定感也日益加深。
從有條不紊到“唐突”應對
應該說，對於自然災害和重大公共衛生危機，日本有著非常成熟的制度。在疫情初期，政府的應對有條不紊。
1月29日，日本從武漢開始撤出第一批日僑。第二天，日本內閣會議決定成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症對策本部”。該部門設在官員們集中辦公的東京中央合同廳舍第8號館，成員為總理大臣及所有內閣成員。
對策本部的會議高效、透明。政治家作出決斷後，各個省廳開始執行， 責權分明。其執行速度之快、之徹底，是歐洲國家所不能比擬的。
在上述的政府機制之外，日本還專門設有“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症對策專家會議”，為政府決策隨時提供專業的意見。
可見，專家對疫情作出專業判斷，政治家及時提出政策決定，官員立即執行相關的新政策，構成了有效的危機管理機制。直到4月1日，日本確診人數不到2000人，和歐美相比顯然防控體制更為有效。
但是，安倍的一些舉措也開始為日後的混亂埋下伏筆。
在疫情並不緊張的時候，2月27日，在沒有和負責教育的文部科學省商量，也沒有與媒體、在野黨事先溝通的情況下，安倍晉三突然宣佈中小學開始停課。
許多人對這個決定表示不滿，認為安倍的決定“非常的不合時宜”。眾所周知，新冠病毒最重要的襲擊對象是老年人和有基礎病的人，與他們相比，兒童的新冠感染率和死亡率都很低。“真正防治病毒，該首先阻斷老人院與社會的聯繫，確保老人的安全。但安倍選錯了對象，提出了中小學停課的建議。”一位日本資深媒體人這樣評價。
不少人質疑說，安倍和夫人昭惠沒有孩子，當然也沒有孫子，沒有在校上課的直系親屬，體會不到學校停課給許多人造成的困擾。幾百萬中小學生天天待在家裡，尤其是家境不那麼富裕的家庭，並沒有讓孩子在家讀書學習的環境；而低齡學生在家裡，並無爺爺奶奶、姥爺姥姥能夠幫助照看，大量在職員工需要回家看孩子，臨時工也需要放棄工作回家。
一個停課決定，攪亂了整個日本社會。
甚至有人質疑安倍此舉夾帶個人私慾。一位熟知日本政情的人士認為，安倍“想借機獲得首相決定某些緊急事態的專項權力”。
4月1日，安倍對外宣佈了一項重大決定：“政府向每戶人家免費發放兩隻棉紗口罩。”在口罩成為緊俏商品、所有藥妝店都賣空了無紡布口罩的情況下，安倍認為，發放棉紗口罩、一個口罩能反覆使用十次以上，就能解決了各個家庭的燃眉之急，該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
“啪的一下，就解決的日本口罩不足的問題。”安倍拉拉自己戴的棉紗口罩上的鬆緊帶，相當得意地對周邊的大臣說。
不過漫畫家很快就畫出了海螺小姐一家三代七口人的囧境——包括小貓咪在內的話，一家共有八口人，兩隻口罩怎麼分？
（ 漫畫家筆下的疫情窘境：海螺小姐一家七口人卻只有兩隻口罩。）
接著，就有專家質疑棉紗口罩阻隔病毒的能力。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發表的提示，對於新冠病毒，戴棉紗口罩就跟不戴口罩差不多。
從2月底“唐突”（日本媒體的評價）地宣佈中小學停課，到4月1日“唐突”地宣佈每戶人家發放兩隻棉紗口罩，安倍希望以極小的代價換取民眾對政府的信任。但顯然，這個目的一點也沒有實現。
4月17日，日本郵局開始將第一批棉紗口罩送到居民的郵政信箱中。“我準備在打掃房間的時候，戴上這種口罩。”一位日本朋友這樣告訴筆者，這個口罩的作用只在於防塵。
補貼上的“朝三暮四”
新冠病毒對經濟的打擊，是政府最為擔心的方面。
到了3月，日本的經濟數據已經變得相當難看，尤其是服務業，基本是全線潰退，百貨店、居酒屋、鐵路旅客、飛機乘客、飯店、電影院及遊樂園等一片蕭條。
（自3月1日以來的日本新冠肺炎確診人數增長走勢圖。）
到了4月，日本確診人數日益增長，局面開始難以控制，醫療崩潰在局部地區已經顯現。4月7日，安倍宣佈東京等7個確診病人較多的城市，首先進入緊急狀態。
在經濟極度蕭條的情況下，國家需要對失業人員和收入急劇減少的小企業僱主及僱員，發放經濟補貼。4月6日，安倍宣佈了一個108萬億日元（約7.12萬億人民幣）的緊急經濟對策。除了向經濟困難的國民提供6萬億日元的現金補貼外，還通過延遲賦稅及保險費的方式，讓26萬億日元的稅收等暫緩執行。收入減少的家庭，最多可以獲得30萬日元的現金補貼，中小企業中經營困難的企業可以一次性得到200萬日元的補助。
但是，觀察日本民眾的反應，就知道政策不得人心。補貼細則雖未全部公佈，但初步算來就已經非常繁瑣，別說拿到全額30萬日元，即便是拿到其中的一部分費用也特別困難。此外，安倍在國會答辯時稱，那些陪酒女郎、靠青春女色吃飯的站街小姐也可以獲得補貼，更是引起媒體口誅筆伐。 就這樣，“108萬億日元對策費用”在重重議論中，漸漸地黯淡了起來。
到了4月16日晚，安倍改口宣佈給所有國民每人發10萬日元，人人有份。與原來繁雜的補貼算法相比，這一辦法無視救助對象的經濟狀況是好是壞，可謂簡單粗暴。而這樣“朝三暮四”的政策，又讓人感受到了政府的不靠譜。輿論認為，在重大疫情到來的時候，日本政治不應該如此散漫、低效。
在安倍宣佈擴大“緊急狀態”範圍後，又有人質疑安倍宣佈緊急事態的專項權力——在日本地方自治體制下，安倍需要反覆和地方溝通後，由地方宣佈封城，而不應該由安倍來宣佈。
4月7日，在宣佈7城市進入緊急事態時，日本的確診人數為4000人。到了16日緊急事態範圍擴大，確認人數已經超過8000人。根據北海道大學西浦博教授構建的模型，人與人的接觸減少80%以後，感染病人在15天后出現明顯減少；接觸減少65%時，大致需要70天時間才能讓發病人減少。而即使日本做到了80%的人減少了與他人的接觸，日本也可能會出現一些政治家所說的情況，“一個月內出現近8萬人的感染”。
也就是說，如果日本疫情得不到有效控制，8萬人感染並非危言聳聽。而在官民之間的信任感逐步減弱的當下，安倍政府的防控政策只能越來越謹小慎微。
圖片來源：NHK視頻截圖、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