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盧溝橋事變之後，華北迅速陷入一片危急之中，同年8月13日，中日雙方在上海展開激戰，淞滬會戰爆發，隨著雙方不斷向淞滬戰場投送兵力，一場規模空前，慘烈程度也是空前的大戰在狹窄的上海燃燒著。
在淞滬會戰爆發之初，包括蔣介石在內的國民黨高層就已經清醒的認識到，南京必將成為日軍下一個進攻的目標，而無論如何，南京是守不住的，為了以後長久的抗戰做打算，遷都已經勢在必行。
按照蔣介石的話說，就是：
“軍事上最重要之點，不但勝利要有預定計劃，即挫敗亦要有預見的打算。不但勝利要立於主動地位，就是退卻也要有主動地位。然後一時的挫折，不致有全盤潰退之慮，而可以把握最後的勝利。今天我們主動而退，將來可以主動而進。”（《國府遷都渝與抗戰前途》蔣介石1937年10月29日講話）
以當時的情況看，可供遷都的城市一共有四個選擇，一為西安、二為武漢、三為重慶、四為昆明，那麼為何最後蔣介石選擇了重慶呢？綜合來看一共有三點原因，從中也可以看出蔣介石在戰略上還是有著深遠考慮的。
第一，西安、武漢、昆明的地理位置決定其不是最佳的遷都地點。
我們首先看西安為什麼不合適。
以當時的局面來看，抗日戰爭必將陷入持久作戰，那麼國民政府所在的地點必須足夠安全，並且有能力以足夠的戰略物資和兵源以保障前線作戰。
但是西安這兩點都不滿足。首先西安市隴海線上的重要城市，隴海鐵路貫通西安、洛陽、鄭州、徐州、連雲港等地，日軍可沿鐵路長驅直入，戰略位置並不安全。
其次，西安土地貧瘠，各種戰略物資根本難以保證，無法對抗日前線進行支援。
那麼武漢又為什麼不可呢？
相比於西安、重慶、昆明三個城市，武漢都可以說的上是富饒之地，且有相當的工業基礎。但是武漢地處平原，日軍如果打通平漢線則勢必再下武漢，而武漢也勢必無法長期堅守。
昆明雖然遠離前線，但是因為其背靠緬甸，也不能作為選擇。
蔣介石既然已經預料到抗日戰爭必將陷入長期的苦戰而國際局勢也必將發生變化，那他不可能看不到再國際局勢鉅變之後，缺乏足夠戰略資源的日本必將把目光投向緬甸，如果日軍發動對緬甸的侵略，那麼如果此時國民政府處於昆明必將腹背受敵，對抗日大局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
於是在此情況下，水上交通相對發達，但是地勢險峻河網交錯不利於日軍重兵集團展開進攻，且人力物力充盈的蜀中重鎮重慶自然就是不二的選擇了。
其次，四川軍閥劉湘的極力支持。
在淞滬會戰剛一爆發，劉湘就前往南京力勸蔣介石遷都四川，態度真誠而且迫切。
劉湘其人雖然在抗日戰爭之前的相當長一段時間熱衷於軍閥混戰，但是在民族大義面前卻是極為分明的。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後，他就慷慨直言“抗戰，四川可出兵30萬，供給壯丁500萬，供給糧食若干萬石！”
並說“過去打了多年內戰，臉面上不甚光彩，今天為國效命，如何可以在後方苟安！”，決心親自率領川軍出川抗日，無奈劉湘此時早是多病之身，1938年1月20日，他留下“抗戰到底，始終不渝，即敵軍一日不退出國境，川軍則一日誓不還鄉！”的遺言帶著滿腔遺憾在漢口去世。
由此可見，劉湘希望蔣介石遷都四川實在完全是出於一片愛國赤誠。
第三，其實蔣介石在抗戰爆發之初，就已經做好遷都重慶的打算，並且派遣了參謀團前往四川，打下了堅實的政治基礎。
在蔣介石發表了《國府遷都渝與抗戰前途》的講話的第二天，蔣介石即宣佈遷都重慶。
17日半夜時分，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率國民政府直屬的文官、主計、參軍三處的部分人員乘“永豐艦”前往重慶，拉開了國民政府遷都的序幕。
而歷史也證明了蔣介石這一決定的正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