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高考狀元，曾任第一屆北大藝術團團長，卻甘願放棄5萬美元的年薪，回國跟著俞敏洪刷漿糊，功成名就後又與徐小平折騰天使投資，20年成就了兩個50億富翁，他就是中國最佳合夥人，新東方、真格基金的聯合創始人王強。
1962年，王強出生於內蒙古包頭。小傢伙從小語言就異於常人，10個月不到就能說出完整的句子，3歲時已經把1145字的三字經一字不落背誦下來，被周圍的鄰居視為神童。
8歲那年，小學三年級的王強作為學生代表第一次上臺發言，結果說得有板有眼，面部表情極為豐富，逗得全校師生前仰後翻。從此，他就是班長，而且一當就是5年，直到1978年以高分考入包頭鐵路一中。
雖說王強所在的是重點班，“全是包頭地區的尖子生，”但是包頭山高皇帝遠，就算重點班，水平又能高到哪裡去？不過，可別忘了那是文革期間，很多學富五車的老先生被錯誤打成右派，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發配到了遙遠的包頭。所以，鐵路一中藏龍臥虎。
語文老師是北師大中文系畢業的，他的理念就是，“讀書只讀一流的書，做人只做一流的人。”第一堂課就讓大夥去買中華書局第一版的《古文觀止》、第二版的《辭海》，王強的作文水平、文學素養就是那個時候打下的。歷史老師來自南京大學太平天國專業，上課思路非常獨特，經常站在世界歷史的框架中去講《左轉》、《史記》，“一定要看看亞洲在幹什麼，歐洲在幹什麼，全世界在幹什麼。”
不過，真正讓王強受益的卻是英語老師。有意思的是，那位老師學的是俄語，英文不太懂，所以，只要他一上課，大部分同學就打瞌睡，唯獨王強耳朵豎著像狼犬一樣，所以老師就留了神。“真心想學英文？”“當然，上您課都忘記上廁所了。”於是，老師從黑皮兜裡掏出用舊報紙包的唱盤和兩本書，“從廢品站蒐集到的寶貝，是BBC英國廣播公司出的一套新概念英語教材。”
從此，每天下午四點，王強就跟著英語老師去廣播間，用學校唯一的手搖唱機，一邊搖，一邊讓王強跟著說，“背一頁，撕一頁。”一直堅持了2年，撕了2年。高中快畢業的時候，教材撕沒了，王強也將新概念英語上下2冊倒背如流。
大師加持+自身悟性，成績自然呼呼漲上漲。1980年7月，王強竟然以內蒙古文科狀元的身份考入北大西語系。
到了燕園，王強的語言天賦徹底釋放了出來。開學第一天，王強一口流暢的英語就把全班50個同學鎮住了，而且一年後，他能看懂法文的悲慘世界、德文的莎士比亞全集。要知道，當時大部分同學學的是啞巴英語，尤其是來自江陰農村的俞敏洪，更是磕磕巴巴，一個英文單詞都吐不出來。於是，王強毫無爭議當上了班長。
不只是當班長，表演天分極高的王強還是北大藝術團的團長。也就是在藝術團，他與來自中央音樂學院的徐小平認識了，當時徐小平在校團委，正是北大藝術團的指導老師。
你想啊，王強一表人才，往哪裡一站，本就出彩，而且口才極佳，“死的能說成活的。”所以，在北大的10年，包括畢業後留在北大當老師的6年期間，他是北大學子中絕對的風雲人物，成天與一幫才子佳人在未名湖吟詩作賦，日子過得相當快活。俞敏洪呢？可就慘了，只有在藝術團表演的時候靠拉幕布才露個臉。
不過，1985年教育部放開留學政策，全國掀起了第一波留學潮。王強所在的西語系80級，全班50個人有49個要出去，只剩下俞敏洪孤獨的留在國內。當然，王強出國的直接誘因是徐小平1987年的出國。“徐老師都可以放棄校團委文化部長的角色，我一個講師有什麼不可放棄？”他當即決定追求不一樣的人生。一年後的1988年，王強去了紐約。
不過等出了海關，王強霎時就鬱悶了，倒不是因為怕警察檢查護照，而是因為語言，“在國內還可以謀生，到了美國，大家都說英語，不就失業了嗎？”也是，徐老師還可以靠音樂混碗飯吃，大不了做個流浪歌手，王強靠什麼？
不過等到了紐約州立大學，找幾個內蒙古老鄉一瞭解，他立馬興奮起來，“就學計算機，找的工作都是年薪四萬美元。”一個學英語的改學計算機，跨度也太大了吧？
果然，計算機系的教授一看王強的履歷立馬就要扔出去，急得王強一分鐘蹦出250個英語單詞，“第一，不管計算機程序採用Basic、還是C++,都是編程語言，都屬於語言的一種，而我本科學的是英國語言，母語漢語又是另一種語言，所以再學一種編程語言，不是難事。第二，中國是算盤的發源地，而計算機的最初靈感就是來源於算盤運算，所以我有學好計算機的基因。”果然是口吐蓮花的高論，老教授一高興，順帶連王強夫人的入學通知書也發了。
要說天才就是天才，剛開始連微積分都搞不明白的王強，僅僅用了兩年半就獲得了紐約州立大學的科學碩士學位，而且一大半功課都是A。也正是憑著這一學位，1995年，33歲的王強順利在貝爾實驗室找到工作，開始了計算機工程師的生涯。
當然，你知道的，半路出家的王強，水平再高還能高過印度那些本科、碩士、博士一路學計算機的嗎，所以，日子談不上有多快樂，生活談不上有多尊嚴，儘管年薪高達5萬美元。
再說國內的俞敏洪因為被美國使館拒簽了3次，最後絕望了，鬱悶之餘，他於1993年11月16日，在西三旗一間平房裡創辦了“新東方”。不過，沒有想到其“免費英語講座”一舉開創了北京民辦教育的新模式，從此改寫了我國大學生的出國英語培訓！
2年後的1995年11月，已是身價千萬的俞敏洪揣著5萬美元現金，一路高調去了北美，“如果他們混得好，就把新東方關掉，出國留學；如果他們混得不好，就把他倆拉回國內，一起把新東方做大。”
不過，沒有想到溫哥華的徐小平混得那麼慘，慘到連10美元的停車費都要付不起，當即動了惻隱之心，“新東方目前急缺像你這樣有思想的人物，能否跟我回國一起發展？”徐小平當時就被俞敏洪黑色蛇皮袋子的5萬美元整蒙了，馬上頭如搗蒜，並於1996年1月9日踏實回到了北京。
但是，王強不同，人家掙的是年薪5萬美元。所以，俞敏洪採取的是另外一種顯擺方式，他總是飯後帶王強去耶魯、斯坦福，普林斯頓等校園溜達。因為只要一到高校，無論是在超市還是餐館，就會有中國學生走過來，無限崇拜地問，“您是俞老師嗎?”，“俞老師好！您當年教過我的GMAT!”聽到俞敏洪輕鬆的說，“十萬留學生基本都認識我！”王強驚呆了！
王強不是第一次接觸到出國英語培訓。1995年剛從紐約州立大學畢業那會，他曾在校園書店看到過一本書，講的是上海前進學校蔡光天，硬是靠一個一個貼小廣告，把一個補習班辦得生龍活虎的故事，“當時甚至萌生了回國到上海應聘的衝動。”沒有想到，老俞在北京已經做了一個類似的學校，而且利潤高達上千萬。
於是，王強決定來個假戲真做，他很嚴肅地告訴俞敏洪，“我動心了，準備辭職，一起回國做新東方。”王強這麼一將軍，反而把老俞敏整沒底了。王強是誰？論口才，估計老俞三個也頂不上一個。論出身，王強當了4年班長，俞敏洪大學那點底，王強全清楚。
看到俞敏洪猶豫，王強立馬放出狠話，“如果不答應，半年以後一定會在你的校門對面做個一模一樣的東西，這個學校名字已經想好了叫新西方，校長叫王強。”“算你狠！”
就這樣，“三家馬車”正式起航。從此，俞敏洪的紅寶書詞彙，王強的美語思維法、徐小平的留學簽證遂成了新東方的三張王牌，尤其王強那地道的倫敦口音，幽默的授課方式，一舉成為新東方“明星教師中的明星。”
此後的6年，新東方進入快速增長期，參加培訓的學生人數由1994年的3500人次，猛然增長到2001年的25萬人次，6年翻了71倍!當時新東方已經建立了完備的出國考試培訓、基礎外語培訓、出國留學服務教學體系，在北上廣深等30多個一線城市都有了分校！
那段時間，王強走遍了中國的1000多所高校，所到之處，掌聲、歡呼聲、笑聲此起彼伏。當然，每次俞敏洪是他第一個開涮的。
不過，到了2000年初，各部門、各分校的胃口和攀比心態隨之擴大，曾經非常有效的“分封制度”出現隱患。此時，俞敏洪聽從了公司治理專家的意見，開展削藩收權運動。沒有想到，各分校校長群起而攻之，認為人、財、物的支配權取消，地盤沒有了，心裡極其不爽。
最先跳出來的是王強。
2001年8月28日晚，北京翠宮飯店九樓會議室，王強憤怒提出辭職，“必須為兄弟們出頭。”王強一辭職不要緊，第二天，徐小平也遞交了辭去董事的辭呈，“我和王強是一夥的。”
但是，俞敏洪究竟是高人，他選擇的第一步就是通過建立期權制度，穩定各地方諸侯，結束“分封割據”；第二步就是說服王強留在新東方，並且恢復董事職務。第三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斬斷王強的念想，“要麼我離開董事會，要麼徐小平離開。”
最高明之處就是把惡人留給王強做。王強就是王強，關鍵時候痛苦地選擇支持了俞敏洪，“劍拔弩張的局勢必須要降溫”。好在徐小平非常紳士，平靜地接受了投票結果。不過，據說投完票，王強哭了3個多月，總是做夢，“夢到與小平在一起討論戰略。”
此後的4年，從2006年到2010年，他雖然繼續給新東方做講座，但是不再擔任行政職務，“心靜不下來，總覺得虧欠徐小平，無法繼續管理新東方日常事物。”他逢人便說“如果我這一生，要有最重大的事情託付給一個人的話，在朋友中的第一個人，或者沒有第二個人，那就是小平。”
話傳到徐小平耳朵裡，當然極為受用，馬上跑去安慰王強，“不能在新東方澆水，就去全社會下雨。”要知道，新東方上市後，徐小平成了僅次於俞敏洪的中國第二富老師，身價飆升到40億。
下什麼雨最有成就感？當然是天使投資，“幫助那些曾經在新東方體上過學優秀學生，他們要做事情，就給他們一些幫助。” 不過，徐小平哪裡懂什麼投資，第一筆50萬的天使投資就被一個浙江小夥給騙了。
此後，徐老師謹慎起來。2010年，陳歐找到徐小平，噴了半個多小時的電商模式。徐老師很納悶，“你連女朋友都沒有，怎麼能熟悉化妝品呢？”但是王強明白，一看陳歐是斯坦福出來的，之年還有過兩次失敗的創業經驗，立馬勸說徐小平，“斯坦福是名校，就在硅谷邊上啊！”
徐小平這下明白了，馬上決定投18萬美金。4年後2014年聚美優品上市，這筆投資回報率高達432倍。從此，徐老師就像中邪一樣，只要跟斯坦福沾邊的項目就控制不住。
與徐老師不同，王強具有強烈的北大情結。他看的第一個天使項目就是世紀佳緣。不過，當時的龔海燕雖說是北大中文系畢業，卻遠沒有現在能說，“在投資人面前既陳述不清楚怎麼賺錢，也沒有展現出一個企業家應該展示的魅力，”所以，沒有根本融不到錢。徐小平和龔海燕在北大南門喝了四個小時的咖啡，也沒有聽到一丁點盈利的思路。
但是，王強卻從龔海燕身上看到了俞敏洪的影子，“吃苦、耐勞、堅韌，像駱駝一樣。”而且，聽說龔海燕固執地要把一個網友借的8萬塊錢折成股份後，更加堅定了投資的決心，“憑小龍女講信用這一點，就值得投。”結果，4年後的2011年5月11日，世紀佳緣一上市，兩人所投的2000多萬已經翻20倍，變成了4個億！
當然，兩個人也有意見相左的時候。2007年年初，王強與徐小平首次看一起作業網，結果兩人就項目到底是技術還是產品爭得不可開交。最後王強扔下一句話，“過2年後再看看。”2年後的2009年，一起作業網三個創始人走了兩個，一分錢沒有融到，卻依然活著，這下徐老師沒有話說了，“投！”6年後的2015年，1億美元D輪融資過後，一起作業網項目估值已經超過50億。
一看天使投資大有可為，兩人這就決定成立真格基金，“聚一批最優秀的投資團隊，更加專業有效的給那些創業的年輕人服務。”徐小平與王強越做越順手，紅杉的沈南鵬坐不住了。2011年12月1日，他決定到真格基金中摻和摻和。其中，真格基金出資1530萬美元，佔股51%，紅杉資本中國出資1470萬美元，佔股49%。
不過，徐老師天生樂觀，而且學音樂出身，每天不見30個以上的創業項目就會發瘋。但是，徐老師的最大弱點就是總被創業者的理想、情懷感動得熱淚盈眶，“天天眼圈都是紅的，”然後靠拍腦袋決策、熱腦袋決策。
而且，只要面相過關，能夠讓徐老師半個小時熱血沸騰，基本都能夠得到徐小平的投資，哪怕是那些稀奇古怪的初創公司，例如真空穿梭的“子彈快軌”、大姨嗎、出門問問、野獸騎行等等。
可是，中國的創業環境多惡劣啊，30個天使項目，能夠有一個成功就算不錯。這個時候，王強的理性，美國留學背景尤其是計算機的專業優勢就發揮了出來。前半段是徐老師聊人生，聊理想，後半段王強負責聊世界，聊哲學，“藉機判斷創始人有沒有跑路的嫌疑。”
要知道，王強在北大做了6年的老師，又在新東方講了十多年的口語，所以練就了一雙具有穿透力的眼睛，“說的東西是真實的還是不真實的，30秒鐘就能決定。”
一個感性，一個理性；一個外向，一個內向，兩人遂成了天使界的最佳搭檔，短短5年就創造出許多第一。
第一個將項目計劃書改成一頁紙。“不用文字遊戲來糊弄創業者，而是儘量簡潔明晰地知道彼此的訴求，”當然，王強主要是為了照顧徐老師，因為徐老師從來不看報表，也看不懂報表。
第一個呼籲將投資者拉下神壇。“一個基金如果不是真心為創業者提供價值，就要出局。基金應該打開心胸，與創業者坦誠相見。”王強認為建立在信息不對稱和投資資源稀缺之上的商業模式是無法持久的。
第一個呼籲投資者不要乘危而入。“對賭從根本上是糊弄創業者，讓他們在根本不懂的情況下，犧牲自己的未來。”王強認為不能一方面要求創業者誠信，另一方面自私自利，通過制定不合理的規則，讓創業者血本無歸。
也正因為經歷了新東方14年創業的起起落落，見識了俞敏洪做老大的不易與艱辛，所以，兩人從創立真格基金的那一刻起，就確立了真格的價值觀，“把自己放在創業者的腳下。”
2012年，“潮流先鋒”也就是“Nice”的前身因為融不到資，創始人周首垂頭喪氣找到王強，“公司要清盤了！”“我個人拿錢給你，不要求轉股，再堅持一年，堅信你能做出東西來！”結果1年以後，Nice果然轉型成功，擁有了200萬註冊用戶，“每天分享照片數達到十萬張。”此後，A輪、B輪、C輪接踵而至，估值達到驚人的30億。
此時，王強在新東方做了14年口語老師的背景就成了巨大的紅利，數百萬的歐美留學生都以認識王強為榮，留學圈、校友圈、天使圈遂成了王強接觸到優秀創業者的利器。
真格在硅谷的帕拉奧托巷子有一棟褐色的二層小樓， 每隔一段時間，王強就會飛過去，邀請一幫硅谷工程師聊天，做技術分享。趙勇就是聚會的常客，他原來是谷歌眼鏡的主要設計師之一，王強徐小平經常陪趙勇喝酒，花了2年才把他忽悠回國。
2016年，趙勇拎著皮箱告別谷歌，下飛機就直奔真格基金。為啥？因為王強給趙勇吃了顆定心丸，“即使你沒有產品，沒有什麼方向，我們都要投你！”今天，格靈深瞳成了人工智能的明星級公司，其獨創的人眼攝像機，能夠在50米距離內進行精確的人臉識別，估值早已超過10個億。一旦上市，真格基金又賺翻了！
截止目前，徐小平與王強旗下管理的天使基金規模已經突破50億，即將邁入100億俱樂部。成立6年來，先後投資了300多個項目，湧現出了世紀佳緣、蘭亭集勢、聚美優品、一起作業、找鋼網、小紅書、蜜芽、美菜網、羅計物流、大姨嗎、51talk等系列明星企業，其中36%的項目進入下一輪融資，5.7%的公司過了“C輪死”門檻，併成就了2個獨角獸企業。
“一個地方只能有一個絕對老大，我不在意這些，我在意大家在一起玩的是不是快樂，做的是不是有意義，能否做出不同凡響的東西。這些才是我在乎的。”“老俞有政治智慧，在大的決策方面，展示了這樣的領導力，所以當年我願意跟著他做。”
“我覺得最後一生中剩下的時間，在快樂中，在創造力每天奔湧之中，和小平這樣一個已經認識了三十多年的老戰友，再做一件事，這個是我人生最後想企及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