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強，讀書人、古書收藏者，新東方聯合創始人、真格基金聯合創始人。曾出版《讀書毀了我》。
王強收藏的《萬曆十五年》1981年初版，以及錢鍾書《管錐編》的英文版本。
“新東方聯合創始人、真格基金聯合創始人”，王強用手機發來他的“簡介”，這也是他為人熟知的身份。在電影《中國合夥人》中，他正是佟大為扮演的王陽這個角色的原型。
當記者以“讀書人”稱之時，王強立即回應：“知我者也。”事實上，“讀書人”和“藏書人”是王強最喜歡的兩個“稱呼”。作為企業家，他極討厭成功學，業餘時間，埋首故紙堆，搜尋從18世紀到20世紀60年代的圖書，收藏、閱讀相得益彰。30年來，他從未走進拍賣行，對於從歐美等地費力搜來的古書，他不視為商品，而是通過收藏和閱讀，這些書成了“高速鐵路時代”的一種減速玻璃，是他心靈的“安穩劑”，亦是穿越瑣碎現實，抵達“最高意義”的一個橋樑。
當然，所謂“最高意義”，更多是一種個人體驗，落腳於經典作品，夾雜著幻覺、偏愛和執念，這正是“書痴”的另一種註腳。在別人看來無意義，王強卻樂此不疲。
談簽名版
沒收到伍爾夫簽名本是大遺憾
新京報：看了你最近發表的《牛津訪書記》一文，還有此前有關淘書、買書、藏書的文章，首先想問，當你喜歡某個作家，竭力搜尋他全部的作品時，這是一種什麼樣的體驗？
王強：我喜歡弗吉尼亞·伍爾夫，過去二十年來，我在世界各地跑，她出版的十幾部小說、所有散文集，還包括日記、書信、傳記、同時代人的回憶等，到今年，基本上搜集完畢。我是窮盡式地蒐集一個作家的作品——有時是為了閱讀，有時是為了收藏，不捨得讀的，就再買一個“副本”。
閱讀和收藏，都是發現的過程。閱讀是發現意義，發現意義背後的“無意義”，發現作者不曾明確呈現的東西，收藏對我來說也是如此。當你把一個自己喜愛的作家的初版本全部集齊放在一塊兒的時候，你能感受到某種生命的跳動，他活起來了。我始終認為，文字本身是有靈性的。我遺憾的是，現在還沒有收到伍爾夫的簽名本，這是非常大的失望。
新京報：有收集到讓你覺得很興奮的簽名本嗎？
王強：達利1969年給《愛麗絲漫遊奇境》畫了12幅插圖，這很多人並不知道。我搜集到了達利的簽名本，天天沉浸在他的簽名上，有一種幻覺，好像你跟他非常近，在這兒相遇了。馬克·吐溫一生很少親筆簽名，但是我有他一個初版本的簽名，還有狄更斯、哈代、勞倫斯的簽名等。
新京報：你稱自己不大在意書的商業價值，剔除這一部分，簽名為什麼還有這麼大的吸引力？
王強：通過簽名，你好像能時不時地感覺到作者的體溫，你有一個幻覺，他好像坐在文本後面，這非常神奇——哪怕是幻覺，也像海市蜃樓一樣珍貴，在沙漠裡飢渴驅動你尋找水源時，看到了海市蜃樓，那是讓你活下去的可能最重要的東西——那對於一個真正愛文字的讀者來說，這種幻覺是必要的。
19世紀到20世紀上半葉，蒐集簽名是西方的一種風尚，那時不是為了推銷，也沒有如今便利的通訊手段，簽名是一種互動形式，來連接作者和讀者——相當於起到了現在微信“朋友圈”的作用。這就是為什麼哈代會籤一千冊。到了20世紀後半葉，簽名商品化了，用來提高價格。不過，我即便蒐集簽名本，也不是為了商業價值。我有很多珍藏，將來怎麼辦？只能找一個下家，有人比我更在意，來安置這些書，這是唯一的選擇。
談收藏舊書
品相是最高標準，最怕收殘品
新京報：你曾經因為缺失了一卷查爾斯·蘭姆的十二卷本作品，而忍痛割愛。取捨之間，是哪些因素起決定性作用？
王強：從收藏來說，我最怕收殘品。比如蘭姆皮裝的這套書，傳世的只有十幾套，國際級的拍賣會只出現過一兩次，董橋有一套，我發現的這套缺一卷，但就是這一卷，會耗費我整個後半生的精力，我會憂鬱，隨時追問那一卷在哪兒，這將極大妨礙我收藏的樂趣，甚至影響我全身心進入閱讀的狀態。
如果是全本，收不收藏，取決於品相，我最在意的是品相，可以說是最高標準。古籍經歷了漫長時間的煎熬，看到它們時已經脆弱不堪，品相已糟糕到紙頁一翻就折，就保存來說，會耗費巨大的精力，你必須成為一個古籍修復專家，才能完成這個使命。比如，我看到哥白尼著作的初版，存世少之又少，價錢也可以，但那個品相，我沒法讓它長久維持，只能放棄。
人生短暫，財力你再多也是有限，你只能選擇做最重要、你最喜歡的事情。說到閱讀，書籍那麼多，在我看來80%是垃圾，那你只能選擇，只能放棄。所以，這些年，我堅決不讀暢銷書，如果五年後還在談論它，我再讀也不晚。
新京報：你前一本書《讀書毀了我》提到，選擇讀什麼樣的文字時，強調要“有力量”。
王強：對。因為經典，經過人類千百年品位、文化、時間的淘洗，至少有一個特點，就是這些作家在創作時，都是把全部生命注入了進去。曹雪芹是不是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寫《紅樓夢》？它是不是暢銷書？答案是YES。很多經典，出版時就是暢銷書，但是這個“暢銷”，和現在從市場營銷角度來理解的暢銷書，完全是兩回事：一個是人性做出的選擇，它打動了人心，人們全去尋找它，另一個是通過營銷手段讓它變得家喻戶曉。
四百多年過去了，莎士比亞仍然有大批人在讀，他用戲劇和詩歌構築了一個進入英語世界的鑰匙或者說阿拉丁的神燈，你“佔有”了莎士比亞，你就走進了英國曆史文化的大門，往左邊一看，會關注到中世紀，瞭解英國近代“文化霸權”的獲得等，右邊一看，關注到宗教改革、啟蒙運動等。從莎翁這兒一“提”，歷史文化的脈絡就會對稱性地呈現出來。
談閱讀經典
獲得時間未曾流逝的幻覺
新京報：在你滿世界訪書、讀書的過程中，你對時間的流逝及其意義有怎樣的理解和感受？
王強：這應該是“相對論”，我覺得只有進入古典的狀態，你才獲得時間沒有流逝的幻覺。除此之外，面對飛速發展的現實，你心裡是有點恐懼的，你不知道自己趕不趕得上趟——無論是生命，還是你的學識，還是你似乎要把握的那個恆定的東西。
在這種情況下，談到收藏、閱讀和時間的關係，我想說一個比喻：當你踏在高速列車上，速度可以越來越快，這得益於技術的突飛猛進，但是它必須解決一個問題，就是玻璃窗必須有減速的視覺效果，人才能夠適應。如果高速列車以每小時500公里的速度前行，沒有減速效果的玻璃的話，沒有一個人敢於把眼睛轉向窗外，否則你就暈了，甚至崩潰了。讀經典，有一種減速作用，讓我不暈眩，讓我的心更加“定”。這是看清現實、深入思考的一個基礎，也是收藏、閱讀抗衡時間飛逝的關鍵。
新京報：或許有人會問你，經典的內容是不是在今天會過時？
王強：佛教講“戒、定、慧”，“戒”實際上也是減速，荷爾蒙升上來了，你slow down；“定”呢，更是減速，力爭徹底停下來，你得入定，得專注——只有這兩個達到了，才能獲得他所宣稱的智慧。從閱讀的角度來說，經典實際上讓人獲得“戒”和“定”，最後面對現在和未來，可能達到“慧”的境界。至於經典的內容是否過時，這都不重要了。很多人問經典對現在是不是有意義？如果對物質的現實有直接的意義，它就不是經典了，柏拉圖怎麼會對中國互聯網O2O（即Online To Offline）產生什麼重要意義呢？經典的無用，正是最高意義。這就是為什麼我30年來，什麼都可以放棄，都可以打折扣，還寧願把錢和精力用在收藏、閱讀經典這件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