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20年，普惠性幼兒園覆蓋率要達到80%。但疫情導致各地財政收入出現負增長，有專家擔心該目標可能無法完成。不過，近期各地逆勢加大學前教育投入，此舉還可合理增加公共消費。
疫情造成各地財政歉收，但地方政府對學前教育的投入卻有增無減。
4月1日，杭州市印發《發展學前教育第三輪行動計劃的通知》指出，學前教育預算內生均日常公用經費標準達到當地小學生均標準，並確保覆蓋到各級各類普惠性幼兒園。
3月31日，上海市發佈《關於推進學前教育深化改革規範發展的實施意見》指出，以提供普惠性學前教育服務的衡量標準，統籌制定財政補助和收費政策。
山東省財政廳3月26日公佈今年安排學前教育獎補資金7億元，比上年增加2.5億元，增長56%。
南京市發改委相關負責人今年初表示，將逐步提高未納入財政預算管理的集體園、國有企事業單位辦園和民辦惠民園生均經費財政補助標準。
北京師範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教授袁連生認為，要解決“入園貴”“入園難”問題，應該建立以財政投入為主、家庭合理分擔的投入體制，財政投入應占全部學前教育經費的70％以上。
3月27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要加快釋放國內市場需求。擴大居民消費，合理增加公共消費。有專家認為，在現實經濟生活中，文化教育、衛生保健、環境保護等方面的物質消耗，均屬公共消費範疇。加大對包括學前教育在內的教育領域的財政投入，讓公眾享受到普惠性學前教育，居民部門就會大量替換出用於教育的支出，並將其轉化為其他方面的消費。
滿足普惠性幼兒園目標
各地加大學前教育投入，除了合理增加公共消費，還有一個迫在眉睫的原因。
2018年11月7日印發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學前教育深化改革規範發展的若干意見》提出，到2020年，全國學前三年毛入園率達到85%，普惠性幼兒園覆蓋率（公辦園和普惠性民辦園在園幼兒佔比）達到80%。
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勢必需要增加財政投入，而一些經濟發達地區提出了更高的目標。
上海市上述實施意見提出，到2020年，符合條件、有入園需求的常住人口適齡幼兒學前三年毛入園率達到99%。杭州市上述通知則提出，到2023年，全市學前3年戶籍兒童入園率保持在99%以上，全市普惠性幼兒園在園幼兒人數佔在園幼兒總數比例保持在90%以上。
“所謂普惠性幼兒園，就是說辦學成本不能降低。否則教育質量可能下降，收費水平又要下降，這就意味著必須要加大政府投入。”袁連生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
以往，我國學前教育成本分擔結構中，財政性經費佔比過低，家長和社會承擔了大部分辦學成本。
數據顯示，2010年全國財政性學前教育經費為244.4億元，佔全部學前教育經費的33.6%。2016年全國財政性學前教育經費為1326.1億元，佔全部學前教育經費的47.3%。
袁連生認為，由於前些年存在大量的未註冊幼兒園，因此實際的學前教育總經費大於統計數據，因此近幾年財政性學前教育經費佔全部學前教育經費的實際比例可能不高於45%。
相反，一些發達國家學前教育投入的趨勢是財政投入比例普遍在提高，實行免費學前教育的國家在增多。日本在2019年10月開始實行3-5歲全免費。
袁連生認為，為了實現80%的普惠性幼兒園覆蓋率，財政投入應占全部學前教育經費的70%以上。
一些經濟發達地區能夠達到這個標準。北京市一所一級一類普惠性民辦幼兒園的園長告訴記者，該園每名兒童每月收取750元學費，每月每名兒童得到的市區兩級財政補貼為1500元，再加上一些專項財政補貼，財政經費佔比能夠達到70%。
但在另一些地區，情況則不容樂觀。
財政經費為何吃緊
近日出版的《改革內參》刊發的一份研究報告稱，要想實現“2020年普惠性幼兒園覆蓋率達到80%”這一目標，需要在2018年基數上將18.35萬所民辦園中的15萬所轉為普惠園，而影響這一目標面臨最為關鍵的問題，是財政性幼兒教育經費投入不足。
中國民辦教育協會原副會長楊志彬近日向媒體介紹，對普惠性民辦幼兒園財政補助不到位的情況在全國很多地方都存在。
袁連生也擔心，疫情導致各地財政收入出現減收，2020年普惠性幼兒園覆蓋率達到80%的目標難以完成。
2月18日，教育部頒佈了《縣域學前教育普及普惠督導評估辦法》，對於評估的三個硬指標：學前三年毛入園率達到85%、公辦園和普惠性民辦園在園幼兒佔比達到80%、公辦園在園幼兒佔比達到50%，評估辦法規定為到2030年分期分批完成。
對普惠性民辦幼兒園財政補助不到位的原因，與學前教育財政經費結構不合理有關。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介紹，2018年全國學前教育經費僅佔全部財政性教育經費的4%多一點，且地域分佈不均，北京、上海高於9%，全國大部分地區都低於4%，一些地區僅有2%。
這充分體現出，學前教育是目前教育發展的短板，財政對學前教育的投入，遠遠落後於對義務教育、高等教育的投入。袁連生認為，這一比例應提升至9%以上，或提升至佔GDP的0.4%以上。
各級財政對學前教育的投入結構也不合理。據財政部網站公佈的數據，2016-2018年，中央對地方學前教育財政轉移支付資金每年保持在149億元，2018年佔全國財政性學前教育經費的比例約為9%。
正是因為中央財政投入較低，導致各地普惠性民辦幼兒園能否及時得到財政補貼，得到多少財政補貼，取決於當地財政狀況。
而在省級以下財政的投入結構中，很多省級政府的學前教育投入比中央投入還低。第一人口大省廣東省，2018年省級學前教育專項資金5.75億元，不到該省2017年全部學前教育財政性經費的7%。第二人口大省山東省，2011年到2017年省級財政學前教育專項資金總共只有13.4億元，2017年省級學前教育投入只佔全省財政性學前教育經費的4%。
山東省今年已“奮起直追”，近日公佈今年安排學前教育獎補資金7億元，比上年增加2.5億元，增長56%。
關鍵在於加大財政投入
如今，這些地方逆勢增加的財政經費，都用在什麼地方？
一個當務之急是用於新增學位，畢竟目前處於“全面二孩”後的生育小高峰，大中城市面臨學位缺口。
杭州市上述實施意見提出，對區、縣（市）新增幼兒園按規定的辦園規模給予一次性每班4萬元定額補助。中山市4月8日結束了《學前教育補助資金管理辦法（徵求意見稿）》的公開徵求意見，這份管理辦法中提出，對2020-2023年期間新增的公辦園按每班15萬元給予一次性開辦經費補助，對回收民辦園改辦為公辦園的按每班10萬元給予一次性經費補助。
可以發現，更多的財政補貼還是在流向公辦幼兒園。
“但公辦園並不等於普惠園，因為有些公辦園並不面向大眾，有些財政投入很少的公辦園收費很高。”袁連生說。
廣州市教育研究院教育發展研究室副研究員劉霞對廣州市123所幼兒園的調查顯示，2018年，教育部門舉辦的公辦幼兒園平均可以得到26917元生均財政撥款，而其他類型的公辦幼兒園平均只能得到3647元生均財政撥款，兩者相差懸殊。當然，普惠性民辦幼兒園得到的生均財政撥款只有2983元。
對民辦幼兒園投資人來說，仍面臨著虧損的風險。上述北京民辦幼兒園園長告訴記者，“我們這所幼兒園的硬件建設成本在1000萬元左右，轉為普惠園後，雖然享受財政補貼，但也僅夠維持運營，如果加入前期投入還是虧損的。”
“一些地方已經出現了政府高價收購民辦園轉變成公辦園，強制民辦園成為普惠園，引起民辦園舉辦者抱怨的現象。”袁連生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
也就是說，如果僅要求降低收費而不加大財政投入，已經認定為普惠園的民辦園也可能要麼降低質量，要麼無法維持關閉停業，減少學前教育供給，出現類似醫療領域“平價藥斷檔”現象，不但解決不了“入園貴”問題，反而加大“入園難”問題。
上述北京民辦幼兒園園長也告訴記者，“集團內一所建在某高檔樓盤的幼兒園，按照政策要轉為普惠性幼兒園，但需要取消各種培訓課程，家長們集體表示反對，因為他們對幼兒園收費並不敏感，反而更在意教育質量。”
事實上，多年以前各地已開始採取公建民營形式，開展政府購買學前教育服務，即政府無償劃撥土地，出資興建幼兒園，委託具有辦園資質的社會團體、社會機構或個人管理運營。
“現在小區配套幼兒園的房產所有權就屬於教委，教委免房租交給民辦幼兒園開辦普惠園，這類幼兒園的運營狀況就很好。”上述園長說。
“擴大普惠性幼兒園的關鍵是加大財政投入，特別是加大對民辦幼兒園的財政投入，使接受財政投入的民辦幼兒園大大降低收費水平，提高保育教育質量。”袁連生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