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餘永定
本文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餘永定為黃奇帆新書《結構性改革：中國經濟的問題與對策》一書所撰寫的推薦序言。標題為編輯所擬。
我與黃奇帆先生的直接交往不多，但神交已久。差不多二十年前，我的朋友崔之元教授興奮地向我介紹了黃市長的許多經濟理念，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後，我便十分關注黃市長推出的新經濟政策和他不時發表的經濟觀點。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中國“能員”“幹吏”中的佼佼者，而這些“能員”“幹吏”則是中國賢治（meritocracy）的基礎。黃奇帆先生似乎並不總按常理出牌，但他解決問題的超常能力卻使我歎服。
一直以來，我都想知道黃奇帆先生成功的秘訣是什麼。《結構性改革》 一書終於打開了一扇窗口，使我們得以窺見他的思想脈絡和行事邏輯。如果中國其他同樣富有實踐經驗的地方官員和政府大員都能像黃奇帆先生這樣，在退出一線之後，深入總結自己為政的經驗教訓，使之系統化、理論化，那將不僅是中國經濟學界之幸，而且是國家之幸。
《結構性改革》的內容十分豐富，涵蓋了中國最近二十幾年來幾乎所有的重要理論和實踐問題，其中還包括許多十分新潮的東西。囿於知識和閱歷的限制，我沒有能力全面評述此書，只能談談讀後感。
列寧在《論策略書》一文中寫道：“現在必須弄清一個不容置辯的真理，就是馬克思主義者必須考慮生動的實際生活，必須考慮現實的確切事實，而不應當抱住昨天的理論不放，因為這種理論和任何理論一樣，至多隻能指出基本的和一般的東西，只能大體上概括實際生活中的複雜情況。‘我的朋友，理論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樹是常青的。’”
一方面，作為長期主政一方經濟的政府大員，黃奇帆先生有著學者只能望洋興嘆的解決大小經濟問題的豐富實踐經驗。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勤于思考、善於思考、樂於思考的思想者。用他自己的話說：“對經濟問題的思考與研究，早已成為自己的一種日常習慣、一種生活方式。”建立在豐富實踐基礎上的深入理論思考應該說是該書的一大特色。
由於來源於生活，又高於生活，在《結構性改革》一書中令人拍案叫絕的故事俯拾皆是。我希望黃奇帆先生以後還能更多地與我們分享這類故事。
故事1
2008年，內陸地區尚不存在電子產業，因為把零部件、原材料從沿海運到內陸一般要歷經2000千米，需要付出高昂的物流成本和時間成本。地處內陸的重慶要發展電子產品，就要把零部件、原材料本地化，實現企業上中下游產業鏈集群一體化。於是重慶承諾惠普董事長，如果對方把3000萬臺電腦的生產訂單轉移到重慶，就保證兩年內在對方廠址的1小時路程之內配套1000家零部件廠，共同形成產業鏈集群。轉過頭來，重慶又承諾給富士康1000萬臺惠普電腦的整機生產訂單，前提是富士康將對應數量的零部件廠商引進重慶。事實上，零部件企業只要到了重慶，不僅可以完成1000萬臺電腦的生產訂單，而且可以為更多生產企業服務。兩年內，重慶達成了當時承諾的目標，擁有了1000多家電腦零部件廠商，並相繼吸引了除惠普外其他六七家世界知名品牌的電腦廠商，每年生產6000萬臺電腦，多年保持產量穩定，佔全球電腦生產總量的1/3。重慶成功打造了一整條齊全的產業鏈，相應的物流成本大幅降低，品牌商和產業鏈相互配合，中心零部件企業和供應鏈紐帶無縫對接，成為一大核心競爭力。
故事2
重慶每年生產6000萬臺電腦、2億部手機，需要大量的液晶面板。而當時京東方的技術世界領先，市場前景廣闊，但缺乏資金。重慶承諾幫助其籌集資金。京東方定向增發100億股股票，每股2元多，由重慶企業買入，實現了200億元投資，再向銀行貸款140億元，共計籌資340億元。由於企業效益好、利潤高，京東方的股票由最初的每股2元多漲到了每股4.5元，最高的時候甚至到了每股6元。在其股價為4.5元時，重慶企業將100億股賣出，收回了200億元，另外的250億元並未被市政府徵用，而是繼續投資京東方，用於研發第六代柔性液晶面板。
故事3
“渝新歐”國際運輸通道，滿足了內陸幾千萬臺產品市場對北美（30%）、亞洲（30%）和歐洲（40%）的分銷，大大節省了時間與物流成本。如果產品在重慶生產後運到上海、廣東等地，再通過船舶運到歐洲，一方面耗時需兩個月，另一方面物流成本也很高，至少增加了2 000千米內陸到沿海的距離。這條“渝新歐”國際聯運大通道同時解決了三大難題：一是六七個國家的海關一體化；二是各個國家鐵路部門運行統一編制的時刻表；三是敲定鐵路運費價格，壓低運輸成本。2011年鐵路價格是一個集裝箱每千米1美元，現在降到了每千米0.5美元，12000千米距離只需要6000美元運費。如果一個集裝箱裡面的貨物價值足夠高，“渝新歐”國際聯運大通道的6000美元運費就是經濟的，所以現在大家都願意用鐵路進行運輸。
“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黃奇帆先生對許多全局性、長期性重大問題的思考也是非常富有啟發性的。
關於城鄉土地資源配置問題，黃奇帆先生指出，一個農民在農村的宅基地用地平均為250平方米，城市建設性用地平均為100平方米。但農村的宅基地和建設用地沒有退出，城市發展又需要建設用地。為實現城鄉建設性用地指標增減掛鉤總體平衡，將閒置的農民宅基地等農村建設用地，復墾為耕地，產生的建設用地指標（地票）作為土交所交易的主要標的物，在重慶市域內將農用地轉為國有建設用地。宅基地產生的貨幣價值成為農民的原始資本，農民進城了，耕地總面積也並未減少。
關於人口紅利問題，黃奇帆的角度同一般經濟學家也不同。中國還有近3億農民工，由於不能落戶城區，這3億農民工的勞動壽命減少了一半。與我國城市職工一般60歲退休不同，隨著年齡的增長，農民工幹到45歲左右時，沿海城市的企業一般就不聘用他了。他本來可以工作到60歲，現在只能工作到45歲，少了15年，相當於就業工齡少了1/3。同時，農民工在正常上班的時候，一年12個月裡總有兩個月回家探親，這兩個月回家的時間相當於全年的1/6。1/3+1/6=1/2，理論上農民工的工作壽命因為是農村戶籍狀態而不是城鎮戶籍狀態，大體減少一半，換言之就是3億人減少一半。所以戶籍制度改革不僅關係到改善農民工待遇的問題、人權的問題、對農民關愛的問題，同樣也關係到生產力問題和人口紅利的問題。
關於鐵路運輸問題，黃奇帆先生認為，因為把貨物轉移到火車上很麻煩，大家就把貨物裝上汽車，進行長途運輸，而汽車運輸的成本是火車的3倍。但過去幾十年各地開發區公共設施“七通一平”中，很少通鐵路。事實上，只要一家企業有幾十億元產值，火車就要開到廠裡去。現在產值幾百億元的企業的貨物運輸，全靠卡車拉，這些都是不經濟的。
關於債務重組問題，黃奇帆也敢於觸犯禁忌，他認為最重要的是要針對壞賬欠債的困難企業拿出整改的具體方案，如果只是把債務包層層轉包，那是務虛、套利。比如，銀行有100億元壞賬，企業把這100億元打包按20億元賣給資產管理公司，資產管理公司把大包拆成小包，最後按30億元又轉出去。如果是這樣的層層轉包，最後接盤的人有什麼能力幫助企業完成債轉股或債務重組呢？倒黴的還是實體經濟。
由於不僅有豐富的地方經驗，而且有超越一時、一隅的大思路，黃奇帆先生成為借箸之人也就不足為奇了。
當然，《結構性改革》並不是一部地方大員的成功學或案例集錦。相反，黃奇帆先生不僅從自己獨特的視角，對許多重要理論問題，系統地闡明瞭自己的觀點，而且力圖澄清一些本來應該由職業經濟學家闡明，但卻被經濟學家說糊塗了的理論問題。黃奇帆先生“入侵”不同領域經濟學家專屬地盤的意圖可以從《結構性改革》的目錄清楚地看出來。《結構性改革》涉及了從供給側改革的性質到數字經濟，從房地產開發到國際政治、經濟新格局等我們當前所關注的幾乎所有重大領域。由於知識和專業的限制，我對黃奇帆先生書中所涉獵的許多問題沒有立場和觀點，不敢妄評。這裡，我僅就自己相對熟悉的幾個問題談一下看法。
攝影:《中國經濟週刊》首席攝影記者 肖翊
黃奇帆先生大作第一章的標題是“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可見他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問題是高度重視的。我曾表示“供給側”一詞是日本漢字，讀起來拗口。但如魯迅先生所說，“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讀得多了，也就不拗口了。比起“側”這個詞，更重要的是如何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個概念，如何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宏觀調控的關係。黃奇帆先生指出，“與宏觀調控中的總量調控不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經濟運行體制機制的改革，解決的是結構性問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則是結構性、體制性的改革，改變的是經濟運行內在機制”。用黃奇帆先生的話說，“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都屬於需求側的宏觀調控，且側重於短期。經濟熱了，需要逆週期政策，讓經濟冷一點；經濟冷了，又需要逆週期政策，讓經濟熱一點”。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則是通過“體制機制性的改革”，給經濟“帶來長期性和結構性的變化”。我對黃奇帆先生的觀點深以為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屬於制度經濟學、經濟增長理論和發展經濟學的範疇，而總需求管理則屬於宏觀經濟學範疇。體制機制性改革（“制度變遷”），同資本積累和科學技術進步決定了經濟的長期增長路徑，決定了經濟的潛在增長速度。上帝的歸上帝，愷撒的歸愷撒。把經濟體制改革、經濟結構調整和宏觀調控對立起來是完全錯誤的。當然，在20世紀70年代，西方宏觀經濟理論中也有所謂“供應學派”。但這個供應學派同我們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並沒有什麼太大關係，黃奇帆先生對此也做了清楚的解釋。我這裡不再贅述。
黃奇帆先生根據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黨的十九大的意圖和要點，提出了今後應該推進的十條改革措施。其中，深化服務貿易領域開放、降低運輸成本、延長女性退休年齡、大力推進農民工在城鎮落戶等屬於生財型的改革，有利於創造新的財富；而加快金融領域對外開放、加快組建國有資本運營公司屬於聚財型改革，可為經濟注入新的活力；而取消住房公積金制度、健全企業年金制度、有效配置城鄉土地資源、深化投融資PPP（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改革屬於資源優化配置型改革，可以顯著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助推高質量發展。確實，正如黃奇帆先生指出的，如果各地方、各部門都可以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改革框架開動腦筋，想一些真正能夠起到實效的改革舉措，共同努力，我國改革開放事業和現代化建設必將能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黃奇帆先生在《結構性改革》一書中對許多重大的理論問題提出了非常獨到的見解，許多問題還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但是，一篇序言是不能寫得過長的，我只好就此打住。
最後，我想說的一句話是，《結構性改革》是一部難得的好書，是一個聰明人寫給我們這些不太聰明的人讀的好書。我強烈建議中國的各級經濟工作者和經濟學者都來認真研究黃奇帆先生的這部著作。
責編 | 鄒松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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