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共出现了三次大的疯抢行为，其中最大的一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时改革开放不到十年，各项机制尚未理顺，价格闯关导致物价上涨，引起人们的普遍恐慌，人们大规模地到银行排队取出存款，盲目抢购大量的商品。
改革开放前，国家对农副产品，一直实行统派购政策，例如，收购稻谷的价格，1962年时是每斤9分5厘，到1978年，仍然是这个价，价格与价值严重脱。农民种稻子不仅不赚钱，每亩还要亏14.2元，严重影响了农民种粮积极性。于是，政府开始大幅度提高粮食和其他农产品收购价格，最高涨幅达到56%。
农副产品收购价的大涨，虽然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热情，但也导致城市商品零售价格的提升，工业产品的提价也会衔尾而来，商品零售物价指数连年递增，其中1984年、1985年增长率将近50%，大大超过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11.5%的速度。
经过近10年的改革，老百姓的钱包鼓起来了，那时也没啥投资渠道，多存银行。但粮价一升，带动百物腾贵，银行利息远远落后于物价涨幅，老百姓存在银行的钱眼睁睁的在缩水。市井坊间，谣诼纷纭，人心浮动。1988年夏天，一场让政府措手不及的抢购风，突然爆发了。
银行出现密密麻麻的挤提人龙，市民攥着大把大把的钞票，疯狂扑向商店，抢购一切可以抢到手的商品，大至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空调机，小至肥皂、发夹、锅碗瓢勺，无不扫荡一空。这些抢购不是为了使用，都是为了“保值”。
8月3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讨论和分析了全国市场和物价形势，针对一些城市出现物价暴涨、市民大量提取存款抢购商品风潮，作出几项控制物价的决定，其中一项市民也许记忆犹新，就是责成中国人民银行开办保值储蓄，使3年以上的存款利息，不低于以至略高于物价上涨幅度。保值储蓄这玩意，如今早已淡出江湖。
面对全国范围的抢购潮，中央以一刀切的方式，冻结物价，虽然有效地压止住物价的飙升，但后果堪虞。经济在高速飞行之中，突然强行着陆。百业陷于停滞，流通渠道淤塞，市场一片萧条。
直到1992年，城乡粮食销售价放开，由粮食企业参照市场价格自由制订。至此，实行了40年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进入历史博物馆。不久物价再次上扬，但这次涨价潮，并没有触发抢购风，显示出市民的经济承受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均非1988年可比。
如果说1988年的抢购潮是怕工资急速缩水，尚有情可原，但2003年和2011年的两次抢购潮则折射出民众的集体无知。2003年从广东开始蔓延的“非典型性肺炎”的消息传遍全国各地，具有消炎和预防作用的板蓝根、抗病毒口服液、食盐、醋等等商品价格在全国暴涨，引发抢购潮。消息灵通者大量购进以上商品，抢购风达到高潮，价格急剧攀升，在部分地区，广州白云制药厂生产的板蓝根冲剂零售价格由每盒2.8元涨到6.5元。造成这种现象一方面是惧怕SARS这种“会要命”的陌生事物、另一方面是对外部信息的不信任——“你们专家讲的我听不懂也不愿意听，公权力更不值得信任，万事靠自己。”
2011年3月11日，日本大地震，导致日本核电站泄漏，瞬间，有防辐射作用的碘片成为畅销商品。沿海地区出现抢购碘片的风潮，市面上食盐价格疯涨，一些碘化钾销售企业脱销。世界卫生组织等提醒民众，碘片防辐射效果有限且用碘需遵医嘱。经历四天五夜的食盐抢购风潮总算平息下来。
纵观历年抢购风潮，究其原因以下两点难辞其咎：其一，民众缺乏一种高度的眼光，难以作出正确的决断，盲目跟风，人云亦云；其二，商家素质低下，借助灾难，制造谣言，哄抬物价，牟取暴利，发灾难财。
2020年的新冠肺炎自打一开始就注定处于舆情漩涡之中，现在的自媒体发达，人人都是新闻发布者，官方、民间、专家、小民都能畅所欲言，乃至口无遮拦，更重要的是受众范围跟病毒传播一样，也呈几何级递增。一开始屯口罩，一下子一罩难求，后来囤菜，只恨冰箱太小，现在据说粮食紧张，又开始囤粮，咋就不动动脑子呢？难道党和政府会允许出现60年代的大饥荒？买不到口罩大不了不出门，买不到粮食可是要出大问题的，口罩是工业产品，通过加快产能很快可以提高产量，粮食是农产品，有季节性的，如果都去屯粮，能新粮食下来至少要半年，难道政府会让这半年闹粮慌。现在很多人都在单位饭堂吃饭，家里囤这么多粮食干嘛？喂虫吗？还是那句话，粮食本不缺，大家一抢就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