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谈秦墨对秦官营手工业的贡献。在战国时代,以秦国的国营经济最为发达,官营手工业在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重最大。商鞅变法,国家控制山川林泽,垄断资源,抑制私营工商业,禁止弃农经商,以一民于农亩,手工业生产主要由官府经营,云梦秦律中的关于手工业生产经营管理的一系列细密的规定均为国营手工业而设。这些众所周知,毋需赘举。墨子本人就熟悉手工业制造技术,止楚攻宋禽滑离之徒为宋设防所用的器械,起码是墨子设计的;其门徒更有众多的能工巧匠,一边宣传其政治主张,一边生产自给。庄子言墨子效法大禹“腓无肱,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其门徒“多以裘褐为衣,以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为墨。”这是对墨家从事派的描述,谈辨派就未必尽然了。秦国发达的官营手工业、淳厚古朴的民风、严明的法律,既为他们施展其技术特长提供了舞台,与其生活作风,价值观念(详下)又相一致,而秦国对墨者这样的能工巧匠更是求之若渴。故而,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秦国官营手工业作坊中,包括兵器制造业在内,必然有墨者或从事直接的生产活动,或从事管理。只是他们所从事的是默默无闻的生产活动,史籍缺载,后人不知其详而已。
吕不韦为相之后,把商鞅以来的“驳而霸”的政治文化传统发展到新的阶段,即实现由“霸”到“王”的转变。但吕不韦对“王道”的认识和荀子有所不同,荀子认为“粹”而后才能“王”,即要纯粹地用儒家学说实现王者之治,(当然,荀子的儒家学说实际上指的是他自己的学派而非孔孟学说);吕不韦则认为“王治之无不贯”,即各家各派均是实现“王治”的手段,要达到三王之治,必须兼采百家,而不是局限于哪几家,更不是只用哪一家,也不是排斥某一家,也就是说“王者之治”比“霸者之治”要更加“驳杂”。故而大规模召来山东士人,采择其说,为实现“王者之治”制定蓝图,自然也把墨家的其余各派特别是“说书”一派包容在内。因此之故,墨家的理论经过系统的筛选之后,而被收进《吕氏春秋》中,诸如“兼爱”、“尚贤”、”节葬”等主张,成为《吕氏春秋·精通》、《适威》、《用民》、《上谏》、《长利》、《听言》、《求人》、《不苟》、《本位》、《节表》、《安死》等篇的思想来源。
吕不韦之养士、编撰《吕氏春秋》,不是为了满足个人野心和沽名钓誉,而是为了即将到来的统一帝国作政治的和文化的准备,是为了国家而非为了个人。故而吕不韦对投附士人能用其所长,能胜任吏职者则仕之,长于著述者则使之著书立说,关于后者有《吕氏春秋》的传世;关于前者虽无系统记载,但有限的记载已透露出这一重要历史信息。如李斯之仕秦,即是吕不韦推荐之功;吕不韦死后,有大批的出身于秦和三晋的在职官吏前往吊唁,而不顾身家性命的危险,说明这些官吏和吕不韦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不是凭着军功入仕,而是因其知识技能入仕,是吕不韦给他们提供了机会,吕不韦对他们有知遇之恩;他们对吕不韦心存感激,对吕不韦之死满怀同情才冒着危险参加祭礼。因为吕不韦在思想观念和操作程序上的改革,而入仕的士人当然不止李斯和这些前往凭吊的人,还有一些在职官吏或不敢去或不能去。这起码从两个方面影响着秦国政治:一是改变秦国官僚队伍的组织成份,从整体上提高了其文化素质。因为前此之秦国官僚队伍主要是军功之士,致此才有士人凭其知识和智慧入仕。二是对政风和官僚的价值观的影响。军功官僚或者称为军事官僚重武轻文,其所掌握的文化主要是识字多少,作用是对法律政令的释读,而缺乏必要的理解和发挥,在执行上严格按章办事而缺少必要的变通,难以使法律与千变万化的民情协调起来,就使国家机器刚性有余,张力不足。而士人官僚不仅能准确地把握国家法律政令,而且能把法律创造性地运用,使之顺民之情,更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他们不仅仅是被动地服从法律政令,而且能够主动地维护法律政令。在这些出仕秦廷的士人官僚中,墨家传人占有相当的比重。因为墨家的功利主义价值观点比其他各派更主动地出仕秦廷,而墨者集团优秀的自律性,更符合秦国的吏治传统;相比之下,吕不韦更愿意用墨家传人为官。如果说吕不韦相秦之前仕秦的墨家传人均为从事一派,仅仅限于部分技术吏职的话,那么此后“说书”一派则后来居上,任职不需要受技术岗位的限制,并把墨家思想逐步地吸收为官僚们的行为规范。这在出土材料中可得到明确的说明。云梦秦简《为吏之道》是供学习做吏的人使用的一部思想教科书和识字课本,至迟成书于庄襄王在位、秦始皇即位之初,也就是吕不韦为相不久的时候,在以后又有增加和续写。其主要内容是要求为吏者廉洁守法、敬畏长上、忠于职守,慈爱百姓,其宣传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甚浓。如简文有云:“忠信敬上,为人君则鬼(通怀、和柔之意),为人臣则忠,为人父则慈,为人子则孝。君鬼臣忠,父兹(慈)子孝,政之本医殳(也)“。从字面看所云与儒家思想相似,因而研究者认为《为吏之道》所宣传的思想属于儒家,是秦儒法合流的体现,即使不云儒法合流者也谓秦在统一前夕已不再是“无儒”了,笔者也曾这样认为。这虽然有其道理,但是不能就此下断言。社会道德,并非儒家的专利,墨家也极力主张,打开《墨子》一书,类似论述信手拈来,如《兼爱》就曾把社会动乱的原因归之于“人之与人之相贼,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若使天下兼相爱,君臣父子皆能慈者若此,则天下治”。这正是“君鬼(怀)臣忠,父兹子孝,政之本医殳(也)“的原版。不仅如此,《为吏之道》中的其他内容在《墨子》书中都能找到其渊源。我们如果把《为吏之道》融会贯通作为一个思想体系而不是寻章摘句地分析其字面含义,就不难发现,于其说是属于儒家,不如说和墨家更接近更符合史实,因为从《为吏之道》思想主旨看更属于墨家价值体系。《为吏之道》所劝诫的目的有二:一是“除害兴利,兹爱万姓”;二是自我保护,追求自己的利益。如谓吏有五善,如都能做到就会有大赏,即“五者毕至,必有大赏”。这儿的“除害兴利,兹爱万民”正是墨家的座右铭,在《墨子》书中曾反复论证,如《节葬下》列举厚葬的种种弊端之后,批评厚葬是不仁不义之举,是一大害政,必须废除才能使国治民富;废除了久丧厚葬,“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令国家百姓之不治也,自古及今,未尝之有也”。《尚同中》云“古者之置正长也,将以治民也,譬安家落户右丝缕之有纪,而网罟之有纲也,将以运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义也将以为万民兴利除害,富贵贫寡(按文例应是富贫众寡之误),安危治乱也”。这不是抽象的说教,墨子在世时即曾以各种方式身体力行把其学说付诸实践,为学界所周知,前文也有述及,这里不去赘述。秦简所说的“除害兴利,兹爱百姓”,不仅在行文上和《墨子》一致,而且有具体的要求,从如何执法,到田间管理,从公物的保管使用到征发徒役、工程计算等等一一详述,分析其利弊。对官吏自己而言,行五善有赏;与“五善”相对的是“五失”,犯了“五失”(实际上简文从三个角度各列“五失”,总计为十五失)则招来祸殃。这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技术层面和墨家的功利主义价值观都如出一辙。大约正是这种功利主义价值观为墨家所独有,所以像“兴利除害,兹爱万民”诸说,在先秦子书中极为稀见,《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儒、道之书中没有,《商君书》、《韩非子》等法家书中也没有,就笔者所见,只在《荀子》中有类似的语例。《荀子·王霸》有云:“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汤武者,循其道,行其义,兴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归之”。但荀子所说是为宣传其礼义忠信尚贤使能张目,远非其学说的主要内容,故此简文所反映的思想当源于墨家的成份更多,体现了墨家思想对秦官僚政治的影响。这既是吕不韦对秦国政治、文化传统变革的结果,也是墨家在秦的逻辑发展。
明白了上述墨家与秦国政治的关系之后,我们对秦统一之后墨子衰落的原因可以有进一步的把握。墨家在战国是显学,但到了汉初则成为了绝学,统一后的秦朝不见了墨者的踪影,在汉初诸子之学复兴时墨家也没有什么作为,以致于司马谈在分析战国诸子时几乎没予涉及,个中原因,研究者无一例外地归结为大一统专制政治的建立窒息了学术的发展,墨家理论代表小生产者利益不适应统一帝国的政治需要。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尚不全面,仅仅从具体主张上还不能全面说明墨家衰落的主观原因。秦始皇焚书坑儒,诸子百家都在受禁之列;汉初子学复兴,各家都有同等的机会;墨家固然充当过小生产者的代言人,但它所主张的尧舜文武之道和儒家的仁政德治相通,其“尚同”主张和大一统专制政体并无违背,为什么汉朝先选择黄老,后选择了儒学,而只有墨学销声匿迹?笔者以为,这是汉初墨者没能适应时代变迁,适时地进行理论更新以服务现实所致。黄老刑名之学,是道法合流而又具有较大的开放性的形成于战国后期的学派,因其直接适应了汉初社会需求而显赫一时,早已是学界共识,毋需多论。至于儒学,先秦时代在价值观上是属于伦理主义系统、政治上属于理想主义,尽管这个理想是向后看的,梦寐以求的是“三王之治”,但在剧烈的历史变动中,这个“王者之治”是因时而异而不断发展的,体现出自我更新的活力;焚坑之难,秦汉鼎革等,为儒者思考其所学提供了新的基础,适时地改造传统,不再以三王五帝仁德之世为镜子批评现实,而是论证现实就是天定的理想盛世,在这一前提之下再以具体的主张弥补现实政治的不足,以谋取功名利禄。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问世,标志着这一转变的完成。而墨家缺少这一自我更新的内动力,这在战国时已露其端倪。尽管墨子死后,墨离为三,墨家之言盈天下,但在政治理论上缺乏创造是显而易见的。”谈说”一派专注于名辩逻辑,“从事”一派专注于技术实践,“说书”一派从逻辑上说对墨子的政治、伦理、社会等学说应有新的发展,但在事实上没有做到。今本《墨子》书中论述政治、伦理、社会主张者只有少量是后期墨者所作,此外更无别的论述。尽管后期墨家在逻辑学、哲学、自然科学包括军事学诸方面作出辉煌成绩,但统一之后帝王们需要的不是这些,统治者需要的是既能为其统治的合理性提供理论支持,又能解决其具体统治问题的学说。墨子本人限于历史条件做不到这些,后期墨家也没有做到,从事派虽然积极效力于秦国,只能充任技术官僚,无补于墨家政治理论的贫乏趋势。当功利主义的理论仅仅在个人的实践中被物化的时候,个人的功利高于一切,其理论的探索自然中止。西汉初期,社会稳定、学术宽松,墨者也一度活跃,其时汉家君臣所希望的是如何使天下“尚同”,这正是墨者发展其祖师的“尚同”理论使之服务于现实的大好时机。但是大约是墨者们认为“尚同”已经实现了的缘故吧,并没去进行什么政治理论的创新,放弃其思想阵地,最终被彻底挤出政治舞台,只能因其“天志”“明鬼”诸说和民间宗教相结合在民间流传下来。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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