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需要是人民群眾美好生活需要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高層次的需要，它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不斷髮展而呈現出數量增加、質量提升的態勢。2019年我國人均GDP達到70892元，突破了一萬美元大關①，2020年我國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這些歷史性的突破意味著我國社會的巨大發展、社會格局的持續優化，必將帶來文化需要的新一輪噴發。因此，回顧新中國成立以來人民群眾文化需要的歷史變遷，釐清內在邏輯，判斷走向趨勢，為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在文化方面日益增長的需要提供學術思考，就應當成為理論界關注和探討的論題。
歷史變遷：隨著社會主要矛盾發展變化的文化需要呈現
社會主要矛盾是一個國家在一定歷史時期多種矛盾中起主導和決定作用的矛盾，是影響和制約一定時期一個國家發展的決定性矛盾。中國共產黨堅持人民立場，堅持人民主體地位，“把人民作為社會主要矛盾的主體，把人民的需要狀況與人民需要的滿足狀況作為社會主要矛盾的兩個方面”②，以此構建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正確認識，並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指導下推動社會主要矛盾的解決，從而推動社會進步、國家發展，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質量和滿意度。新中國成立以來，人民群眾的文化需要一直是社會主要矛盾的構成要素，隨著社會主要矛盾的發展而呈現出不斷的變遷。
第一，“站起來”：貧乏抑制的文化需要。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是中華民族掙脫外來壓迫“站起來”的時代。這個時代，我們總體上處於被動封閉的國際環境，要收拾舊中國留下的爛攤子，實現由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鋪墊邁向現代化的紮實基礎，只有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黨的八大立足實際對我國社會階級關係及主要矛盾作出了充分分析和科學判斷：“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③這一科學判斷也充分顯示出當時滿足人民群眾的文化需要所面臨的社會發展狀況。
整體而言，這個階段人民群眾的文化需要是被抑制的。一方面，國家認識到文化需要滿足的重要性，但是囿於物質貧乏也只能提供低層次的文化產品和服務。人民群眾文化需要的滿足主要是採用傳統的看書、聽廣播、看電影、民間歌會等方式來實現，有時甚至連最基本的文化需要都無法保障。據統計，“1953-1957年我國五年文化事業費總投入為4.97億元……此外，公共文化服務設施極其短缺。1949年，全國公共圖書館僅有55個，文化館站896個，博物館21個。廣播制視傳播能力不足”④。另一方面，在“左”的思想影響下，政治對文化生活的滲透太多，扭曲了人民群眾文化需要的滿足。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拋棄了黨的八大對這一階段社會主要矛盾的正確認識，錯誤地估計了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的政治狀況，把社會中的一定範圍存在的階級鬥爭擴大化和絕對化，認為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仍然是我國的主要矛盾。在此背景下，文化領域過於強調政治的引領作用，不注重人民群眾的意願表達，忽視群眾休閒娛樂、放鬆身心的需要，人民群眾的基本文化需要一度被扭曲。
第二，“富起來”：初步釋放的文化需要。中華民族不僅要站起來，而且要富起來、強起來。從改革開放到黨的十八大，是中華民族走向“富起來”的時代。改革開放以來，一方面我們不斷革除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各種束縛，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另一方面我們持續推進與世界各國的交流和合作，開啟了新中國歷史發展的新階段。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新階段的社會主要矛盾作出了新的準確判斷：“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我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必須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並在這個基礎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⑤
隨著生產的發展、社會的進步，人民群眾的文化需要逐漸被激發出來、釋放出來，呈現江水擺脫閘門的狀態：一是文化需要的升級、轉換迅速。這一時期我國的人均GDP從1978年385元上升到2012年39874元⑥，國家文化事業費總投入由1978年的4.44億元增加到2012年的480.1億元⑦。隨著社會的發展、投入的增加，人民群眾的文化需要也由較低層次的需要為主向中高層次的需要為主快速轉變。在人民群眾文化需要層次大幅提升的過程中，文化主題不斷切換，文學中的現實主義、新潮小說、後新時期文學等漸次出現，音樂界的港臺風、西北風、校園民謠等依次流行，以致很多人感慨“各領風騷三五年”追都追不過來。二是文化需要的客體化、同質化。客體化的文化需要表現為人們參與文化活動時只調動自己聽覺、視覺等，沒有充分調動自己的大腦，如“上車睡覺、下車看廟”的旅遊、葛優躺式的看球、聽歌、看劇等。文化需要的客體化容易導致同質化。回顧這一時期的文化需要狀況，很多領域大家都用“萬人空巷”來形容，觀看比賽萬人空巷、觀看影視萬人空巷等。“萬人空巷”在表明流行盛況的同時，體現出的就是文化需要的同質化。這個階段文化需要的這些特點，是人民群眾的文化需要初步擺脫抑制狀態的正常表現，文化需要層次不斷提升的態勢在這一時期業已形成，而且在加速發展。
第三，“強起來”：質量凸顯的文化需要。2017年黨的十九大深刻總結了改革開放特別是十八大以來我國在發展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⑧新時代，新的主要矛盾判斷，概括出人民群眾文化需要已經發生的新的變化。
整體來說，黨的十八大以來的幾年，人民群眾的文化需要呈現出質的提升超越於量的擴大的態勢。居家休閒55英寸大屏幕電視成為主角；外出旅遊中端酒店逐漸取代快捷酒店；電影消費新式影城全面取代舊式電影院……在文化需求的滿足中，品牌、感受越來越取代價格，成為人們考慮的首要因素。新時代，文化需求滿足的一個突出特點是網上文化需求滿足的比重越來越高。網絡遊戲、網絡文化創作、網絡文化互動，無處不網、無時不網，人民群眾通過網絡追求更豐富、更便捷、更互動的文化活動。2019年7月11日，中國互聯網協會發布的《中國互聯網發展報告（2019）》顯示：“2018年，中國移動應用市場上TOP30的應用領域活躍用戶數均在1億人以上，其中，社交、視頻等頭部領域用戶規模已趨於飽和，增長率趨緩。而處在第二梯隊的，音頻娛樂、移動購物、資訊等領域用戶規模仍保持快速增長。”⑨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我國人民群眾的文化需要正在隨著時代的發展規模不斷擴大，種類不斷增加的趨勢。
內在邏輯：社會、人、技術的三重變奏
新中國成立七十多年來人民群眾文化需要的歷史變遷表明，人民群眾文化需要由數量到質量、由低級到高級的提升變遷主要是由社會發展推動的，社會發展決定了人民群眾文化需求的具體內容和實現程度。而屬於社會發展範疇的人的解放和技術的進步在文化需要變遷中發揮著特殊作用，社會、人、技術的合力變奏構成了人民群眾文化需要變遷的內在邏輯。
首先，社會發展決定文化需要變遷。“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⑩，新中國成立七十多年來政治和經濟的發展狀況決定著這一時期中國文化的呈現狀況，同樣的新中國成立七十多年來社會的發展變化也決定著人民群眾文化需要的變遷。
第一，社會發展決定文化需要的內容。人民群眾的文化需要不是主觀的、任意的，而是受到兩個方面制約的：一是人民群眾的文化認識水平。人民群眾不可能需要他們認知以外的文化，這也就是我們回溯20世紀六七十年代人民群眾的文化需要時，無論如何仔細也無法發現他們存在對網絡社交文化的需要一樣。人民群眾的文化認知來自於社會實踐，整體上是由具體階段社會發展所積累的全部實踐所決定的。二是人民群眾滿足文化需要的目的。馬克思主義把人的需要分為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發展需要，文化可以同時滿足這三個層次需要。除去享受需要，生存需要和發展需要都要受到具體階段社會發展狀況的制約，它們必須契合具體階段社會發展狀況，否則它們就是無效的。因此，滿足文化需要的目的決定了文化需要的內容是社會發展所決定的。
第二，社會發展決定文化需要的風貌。對文化而言，風貌指的是特定的文化所呈現出的主流精神狀態，它是一個社會文化的風采和風格。新中國成立七十多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這種文化需要風貌的變遷和社會發展具有較高的契合度。改革開放初期，人們既反思過去又盼望改革。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傷痕文學崛起，《班主任》《傷痕》等影響頗為廣泛，反映改革探索的報告文學也迎來了它最輝煌的時代。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中國的開放持續推進，不僅學英語成為熱潮，《北京人在紐約》一類的“洋插隊”影視劇也霸佔電視熒屏。這些事實都體現了社會發展對文化需要風貌變遷的決定性影響。恩格斯曾經提出，“經濟上落後的國家在哲學上仍然能夠演奏第一小提琴”⑪，表達出文化是對政治與經濟的辯證反映，而且與政治經濟發展是不平衡的。這一科學論斷也被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所證明，1978年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就是典型的事例。但是這種文化現象並不是整體存在的一般文化現象，而是局部存在的個體文化現象。就新中國成立七十多年的時間段而言，人民群眾文化需要的變遷仍然是由社會發展所決定的。
其次，人的解放推進文化需要變遷。人既是文化創造的主體，也是文化“以文化之”的客體，是主體和客體的辯證統一。文化需要是人的需要，人的解放是推進文化需要變遷的重要力量。
第一，時間解放推動文化需要增長。時間的解放就是隨著社會的不斷髮展，人民群眾從維持生存的必要勞動時間中解放出來，必要勞動時間逐步縮短、閒暇空餘時間逐步增加。在過去的七十多年中，一是顯性勞動時間縮短。1994年3月我國開始實行大小週末制度，1995年5月開始實行雙休日製度，每週實際工作時間縮減到40個小時。二是隱性勞動時間縮短。隨著交通的改善、家電的普及等，用於上下班交通、家務等的隱性勞動時間減少。三是離退休時間增加。我國的離退休年齡一直沒有作大的調整，而醫療進步、生活方式改變，我國平均預期壽命已經由新中國成立初期的35歲、1957年的57歲上升為2018年的77歲，離退休時間的不斷增加。時間的解放為人民群眾滿足文化需要提供了基本的條件保障，人們可以把更能多的時間用於教育、娛樂、體育、藝術等文化活動，因此全社會首先在數量上對文化需要的持續增長，這為質量上的提升提供了必要條件。
第二，智力解放提升文化需要品質。高品質的文化可滿足高品質的文化需求。文化需要受制於智力儲備，下里巴人難以欣賞“陽春白雪”。智力解放是人民群眾因為教育水平的提升而導致的文化認知、欣賞、創造能力的增長。“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人口素質十分低下，全國80%的人口都是文盲，適齡兒童小學入學率不足20%。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改革開放後，黨和政府十分重視教育事業，國家實施教育優先發展戰略，我國人口受教育程度有了質的飛躍。1982年全國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總人口的7.2%，1990年佔9.4%，2000年佔14.7%，2010年達到22.9%，2018年提高到29.3%，呈現穩步提升態勢。”⑫人民群眾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使他們能夠認知、欣賞、創造更高品質的文化，從而推動了他們文化需要的品質提升。
第三，思想解放拓展文化需要界域。思想解放打破了人們的思想禁錮，拓展了人們的思想視野、開闊了人們的思想心胸，把人們可以接受的文化界域由一元拓展到多元。1978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就是一次全民的思想解放，這以後改革開放的持續深入同時也在推動思想解放的持續深入。人民群眾逐漸摒棄了二元對立的思維觀念，更加客觀地看待古今中外的文化存在。人們認可主流價值觀念的多種文化表達，認同不同文化之間既有交流也有交融交鋒，接受二元之間存在程度不同的多樣文化，接納公眾與個人、大眾與小眾之間文化的各美其美。由於思想解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國外優秀文化成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這些古今中外的優秀文化都成為了人民群眾文化需要滿足的文化資源。
最後，技術進步影響文化需要變遷。文化依賴於載體而存在。文化載體是客觀存在，技術進步能夠推動文化載體的變遷。文化的變遷不僅僅是文化觀念內涵的變遷，也包括著文化載體的變遷；同時文化載體的變遷也影響著對文化觀念內涵的承載，促進文化觀念內涵的變遷。因此，技術進步影響文化的變遷，影響著文化需要的對象。
第一，技術進步升級文化需要。文化發展的動力之一是人民群眾對文化需要的不斷滿足。但是，作為客觀存在的文化載體是歷史的產物，總是受制於特定時期的生產能力而存在壁壘效應。技術進步能夠不斷突破壁壘，創新出特定時期最具比較優勢的文化載體，提升人民群眾對文化需要的滿意度。在信息的傳播和交流中，七十多年來我們經歷了印刷媒介（報刊）、電子媒介（廣播電視等）、網絡媒介（互聯網）三個階段，技術進步使我們的溝通和交流越來越便捷，這就是技術進步促進的文化需要滿足呈現出的升級式發展。同時，技術進步還帶來新的文化樣態的出現。網絡技術是我們近年來最重要的技術進步之一，依託於網絡技術進步的虛擬空間的出現、虛擬社會的發展，“顛覆性”地改變著人們的文化需要的滿足。
第二，技術進步豐富文化需要。技術進步不僅僅表現為技術突破，這是技術發展的質變，技術進步也表現為技術改進，這是技術的量變。技術改進同樣會引起文化載體的變遷，這種變遷最多的表現為同一文化的觀念內涵由一個文化載體擴充為多個文化載體予以承載。這樣，技術進步可以豐富人民群眾對於同一種文化需要的選擇。這種技術進步同樣也是文化自身發展的要求，是特定文化的觀念內涵要求突破單一載體的物質門檻、“審美疲勞”等約束的必然結果。電影文化是人民群眾喜愛的文化樣態，它的承載載體幾十年來就由電影院（場）拓展到電視機，再拓展到電腦和目前的移動終端。它們同時空共存，為人民群眾電影文化需要的滿足提供了多種可能，這些都是技術進步帶來的。
走向趨勢：文化自信的噴湧勃發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這不僅僅是一個理論論斷，而且是人民群眾生產生活中切實的感受。進入新時代，“意味著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⑬，一個“強起來”概括了今天中國社會發展的整體風貌：社會生產顯著提升，生產能力的很多方面進入世界前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更加發展，更加自信。社會生產生活這些“質”的提升必然從整體上決定人民群眾的文化需要。而在微觀層面，十二年義務教育的逐漸普及、高等教育的大眾化、網絡教育和社會培訓的興起，極大地提升了人民群眾的知識素養；科技進步特別是人工智能、自動化技術等新技術的發展越來越把人們從重複的機械勞動中解脫出來，這些變化意味著今天人民群眾獲得了進一步的解放，文化時間、文化能力在不斷提升。人民群眾的文化需要將迎來新的變化。
自信是文化新需要的主色調。一個人需要自信、一個國家同樣需要自信。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取得新突破，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斷取得新進展的背景下，人民群眾的文化自信會被激發出來，自我矮化、自我醜化的文化作品和產品受到批判和拋棄，自信會成為新時代文化需要的主色調。第一，自信提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文化需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新時代人民群眾價值觀的最大公約數，是文化自信的核心所在。文化自信首先是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自信。因此，真正體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文化作品會更多的受到人民群眾的肯定和喜愛，這是人民群眾文化自信的基本表達。第二，自信提振原創性文化需要。原創性是指基於社會實踐的獨立創作，它可以是傳承、借鑑，但絕不是抄襲和剽竊，也不是翻版、改編、整理和譯介，創新是它最鮮明的標識。只有文化自信才有文化原創。對原創文化的喜愛、需要，是人民群眾抑制不住的、深入骨髓的文化自信的外在映射和表達，是勇於向前、敢於探索的文化表徵。第三，自信提高包容性文化需要。文化自信源於文化交流互鑑，摒棄文化保守和文化自閉。“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是文化自信的寬廣胸襟。文化自信，傳承、吸收、借鑑、交流甚至交融交鋒成為文化的常態。經由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統攝，優秀傳統文化、異域優質文化，都是擁有文化自信的人民群眾樂於接受的文化品種。
創造是文化新需要的大趨勢。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也是精神文化的創造者。隨著社會發展，人們越來越從制約文化創造主體性顯現的時間因素、智力因素、思想因素中解放出來，由現實的、隱蔽的主體轉化為現實的、顯現的主體。“人民群眾在文化發展中的主體地位和主體作用，正是每個人自由全面發展的前提和基礎。”⑭如果把人民群眾滿足文化需要的狀態化分為主體狀態和客體狀態，現在已經出現並且將會發展的大趨勢是：人民群眾主體創造型文化活動的需要不斷增長。主體創造型文化活動主要是指人民群眾在參與文化活動中，能夠發揮主體作用，創造出新的文化成果的文化活動，文化成果的創造過程、創造成果是創造主體文化需要滿足的源泉。身心自主參與、創造新成果是主體創造型文化活動的主要標識。今天生活中不斷增加的教育活動、體育活動、網絡文學創作活動等就是人民群眾對主體創造型文化活動需要增長的表現。人民群眾客體接受型文化活動的互動需要持續增加。客體接受型文化活動主要是指主體在參與文化活動中，呈現出客體狀態，被文化活動的施行方所影響的文化活動。在這種文化活動中，參與主體的文化滿足是在文化活動施與方的影響下實現的。這些文化活動中互動環節的增加，實際上人民群眾文化主體需要顯現的一個表達。最典型的趨勢是講授類節目越來越拋棄“一人、一桌、一口”的單向形式，而越來越靈活地增加嘉賓與觀眾的互動。甚至在博物館、紀念館、展覽館為了吸引遊客，也在努力增加體驗環節。
多樣是文化新需要的大潮流。文化需要的多樣性是文化自信的必然結果。文化自信促進人的解放，人的解放意味著人的自由發展，認同自己的自由發展也意味著理解、包容他人的自由發展，這是文化新需要多樣性的邏輯基礎。首先是文化觀念內涵的多樣性。對於同一個事物，人民群眾需要多角度、多層面的認知、解讀、闡釋，僅僅只是一種或幾種觀念內涵已經遠遠不能滿足人民群眾的差異化、個性化的文化需要了。人民群眾文化新需要滿足的多樣性大潮湧動，並不意味著需要觀念內涵“全色系”的呈現。“全色系”的呈現是文化迷失，而不是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以最大公約數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根基，文化觀念內涵的多樣性是建立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統攝的“文化自覺”基礎上的多樣性。其次是文化承載形式的多樣性。對於同一文化觀念，需要不同的文化載體來呈現、表達。這是人的解放人的自由發展所帶來的個性化文化需要，而且今天社會生產能力的提高也為這種需要提供了物質可能。一個多姿多彩的文化載體世界，凸顯個性的文化需要滿足，是人民群眾美好生活的文化需要應然狀態。
（作者為四川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四川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李妮輝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紅色文化的生活化傳承研究”（項目編號：19XJA710001）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