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4月，我結束了在前蘇聯茹柯夫斯基空軍工程學院的學習回國，組織上安排我到當時國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導彈總體設計部工作，直接參加了中國導彈從仿製和改型設計到自行設計研製的導彈總體工作。
當年聽錢學森給我們講導彈基礎知識《導彈概論》，他用深入淺出的方式將複雜的尖端技術、深奧的導彈理論闡述得清清楚楚，那些情景至今歷歷在目。工作中我有幸與錢學森有了很多接觸，因此得到了他的許多教誨。
當年國家一窮二白，技術基礎十分薄弱，錢學森卻能夠在國家發展導彈武器、發展航天技術等重大問題時提出有自己獨到之處的設想和建議供中央決策。在國家做出發展導彈決定後的具體實施方法研究中，他提出要按照國家當時的實際情況，由淺入深，一步一步做起。首先仿製，然後改型，循序漸進，積累一定經驗後必須走自行設計、自行研製的道路。他在組織科技人員翻譯和消化蘇聯的圖紙資料、派遣技術人員向蘇聯專家跟班學習時，強調要按照聶榮臻元帥提出的：通過仿製、“爬樓梯”、大練兵，向獨立設計的方向發展。
1960年11月5日，錢學森作為P-2（後命名“東風1號”）仿製導彈首次飛行試驗委員會委員，在我國酒泉發射基地協助聶榮臻、張愛萍組織了這次導彈發射工作。導彈發射成功後，現場科技人員和解放軍官兵都禁不住熱烈歡呼，聶榮臻、張愛萍等與錢學森熱烈擁抱、握手，互致慶賀。聶榮臻在慶賀辭中說：“在祖國的地平線上飛起了我國自己製造的第一枚導彈，這是我國軍事裝備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從此，中國自行研製試驗的“東風2號”、“東風3號”導彈等均相繼成功，為我國的航天技術打下了基礎，為我國的國防現代化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1958年5月17日，毛澤東主席在中國共產黨八大二次會議上提出：“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同年8月21日，中國科學院把研製人造衛星列為重點任務，成立了以錢學森為組長的581領導小組，負責組織實施空間技術發展規劃和業務領導。小組首次提出了我國空間技術發展的早期設想藍圖，組織制定了星際航行發展規劃，安排了各項空間技術的預先研究課題，為我國空間技術早期發展做出了大量開拓性工作，對中國航天科學技術領域的進步起到了奠基作用。
1965年1月8日，錢學森分別向周恩來總理和聶榮臻副總理呈送報告，提出我國研製人造衛星的條件已經具備，建議制定我國人造衛星研製計劃。同年5月，中央專委同意中國科學院提出的發展人造衛星的規劃方案和第一顆人造衛星在1970年左右發射的設想。
1967年炎熱盛夏的一天，正當我一心撲在我國自行研製的“東風3號”中近程導彈總體設計改進後試驗、發射、數據分析的緊張工作中時，接到了由錢學森推薦、聶老總批准調我到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負責組建和領導空間飛行器總體設計部，並擔任第一顆人造衛星的技術負責人的通知，錢學森的點名推薦使我從導彈總體研究走入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的研製行列。
剛開始參加第一顆人造衛星研製，我就首先從系統總體角度出發著手製定切實可行的總體技術方案。作為衛星研製的總體技術總負責人，我遇到困難及時請教錢學森，在他的指導下各個系統都攻克了一系列技術難關。錢學森對我擔任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總體技術負責人給予了極大的信任和支持，讓我受益無窮。為了充分發揮技術人員的才智，他總是與我們共同探討重大技術問題，並且誠懇地說，你們提的建議如果成功了，功勞是大家的；失敗了，責任由我來承擔。這番話，讓我丟掉了許多顧慮，幾十年幹航天每當遇到重大問題就想起了他勇於負責、善於聽取群眾意見的工作作風。
當時我們根據第一顆衛星“上得去、抓得住、看得見、聽得到”的基本要求，在錢學森的支持下，對衛星總體方案作了若干簡化性修改。最後確定的“東方紅1號”衛星分系統組成包括：結構、熱控制、電源、樂音裝置、短波遙測、跟蹤、天線以及姿態測量裝置。衛星重173kg，採用自旋穩定方式，運載火箭末級加觀測裙與衛星一起在空間運行，可使亮度達到2～3等星。
1970年4月24日，“東方紅1號”衛星發射成功，運行正常，使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五個獨立研製和發射人造衛星的國家。這次成功為以後各類衛星的研製積累了經驗。
“東方紅1號”衛星發射成功後，在錢學森的支持下，我又先後擔任了“實踐1號”科學試驗衛星、返回式遙感衛星的技術總負責人，擔任了“東方紅3號”大容量通信衛星、“風雲2號”靜止軌道氣象衛星、“資源1號”地球資源衛星和“北斗導航試驗衛星”航天工程的總設計師。航天工程是大量創造性勞動的結晶，只有善於組織和引導科技人員發揮集體的智慧和力量，最大限度地調動每一個科技人員的積極性，才能創造出倍增效果的綜合科研成果。在工作中，我從錢學森那裡學到了科學思維方式和科學工作方法，針對航天工程系統複雜、技術密集、可靠性高、綜合性強、風險性大、研製週期長等特點，注重抓系統性、目標性、整體協調性和最佳性的原則，一切從總體目標出發，設計方案力求正確、可靠，最終求得總體合理，確保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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