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前兩期的“塞爾維亞故事”，我們一起了解了這個命運多舛的國度的歷史與現狀。今天是該系列的最後一期，也是由過去承接未來的一期，讓我們繼續跟隨作者曹然，感受這座擁有厚重歷史的記憶之城。
往期內容
《塞爾維亞故事丨貝爾格萊德不願被描繪》
《塞爾維亞故事丨無論如何，還得生活》
曹然丨文
（四）“新柏林”的秘境
2012年夏天，我決定離開塞爾維亞，放下巴爾幹研究，回國尋找出路。
這個決定，一樣是在河邊堡壘的草地上做出的。望著依然平靜遼闊的薩瓦河面，突然感到一陣尖銳的酸楚：我受這座城市、這片土地的感召來到這裡，但始終無法成為一個塞爾維亞人，一個可以因為當下而忽略未來的人。我並不知道這種感召通向哪裡，但它居然如此強烈，令人惶恐不安。而我做不到像這座城市一樣，任憑時間給出答案；在一個有根深蒂固線性時間觀念的人看來，這如同任泥沙入海，最終了無蹤跡。
但我像每個貝爾格萊德人一樣，已然習慣讓薩瓦河水見證生命中那些重要時刻。歡聚或離散，大笑或是流淚，只要來到這裡，總能聽見一個承諾：無論道路如何，幸福是可能的。
薩瓦河 （圖源網絡）
回到北京之後，在瑣碎的日常工作裡，每次看見天空總能想起貝爾格萊德。這些流動的雲彩是否會一路飄向薩瓦河畔，成為那片“獨一無二的天空”的一部分？在最迷茫空虛的時刻，曾經想過索性放棄，就此隨波逐流消磨意志罷了。可一旦想起那座城，那段來路的坎坷與甜蜜就變得鮮活，它已成為我自己的一部分。它能包容一無所成，但受不了死水般無波瀾的生活。
2016年冬天，我辭去做了四年的工作。當年那份感召並沒有消失，我決定試著去描繪它的形狀。翻過西巴爾幹的崇山峻嶺，在一個氣溫零下二十攝氏度的深夜，我乘火車回到貝爾格萊德。
窗外出現火車站熟悉的土黃色屋頂時，我想起了當年告別時卡特琳娜和伊琳娜在車窗外揮著手大喊：“你會回來的！很快就會的！”一年後，她們一個回到美國，一個去了德國打工，月臺上反而空落了。
這座城市好像沒有變；又好像不一樣了。在巴爾幹十年來最冷的冬天裡，我和亞歷山大穿過共和廣場和波西米亞區，去找一家禁止吸菸的酒吧。冰凍的路面上行人寥寥，我甚至有一種錯覺：這座城市空了嗎？這幾年我錯過了什麼？
然而推開酒吧大門，這種感覺立刻消散了。滿滿當當的大廳裡，古董傢俱質感依舊，人們的談話依舊親密愉悅。而且與過去不同：英文對話隨處可見。
孤僻、醉心於繪畫的亞歷山大也感受到了這種變化。本來只是來旅遊幾天的德國朋友留下來了，靠遠程寫代碼生活。路過這裡的巴西姑娘也留下來了，嫁給了畫聖像的塞爾維亞丈夫，教桑巴舞和葡萄牙語。還有原籍塞爾維亞的美國人，第一次訪問故里就決定留下，做了英語－塞語翻譯。這股愈演愈烈的潮流讓亞歷山大不太理解。“你知道，幾年前這裡都沒什麼外國居民。來旅遊幾天可以，但要來生活簡直難以想象。這裡是戰後國家，是歐洲野蠻神秘的角落，不開化的地方……”
要說五年前我第一次踏上這片土地時完全不這麼想，是不可能的。歷史和現實的糾結吸引著我，但不可避免摻入了獵奇和歷險的成分。而現在的貝爾格萊德再也不是蠻荒之地了：越來越多的廉價航空公司將它定位為週末好去處，十幾歐元的機票輕鬆把你從倫敦、巴黎甚至馬德里帶到這裡。歐洲經濟的整體走弱使越來越多自由職業者發現了這片樂土：生活成本低而質量不打折扣，交通四通八達，夜生活驚人的豐富，且從來不知道什麼是社交恐懼症。
從北京回到貝爾格萊德，這種感受尤為強烈。我在共和廣場附近的小公寓安頓下來，窗外看得到大半個市中心。儘管北京也具備所有生活要素，但在這裡，一切似乎剛剛好放在你的掌心。若想去公園野餐、喂鴿子，想去聖薩瓦大教堂聽晚禱，不必跋山涉水、地鐵轉公交，不必在無盡的堵車中身心俱疲。只需拎上啤酒和烤肉，晃晃悠悠步行一刻鐘。在路上，或許還在露天咖啡座撞見幾個朋友，當下就約好去碼頭區倉庫酒吧喝一杯。
貝爾格萊德街頭 （圖源網絡）
我們在一箇舊倉庫改建的俱樂部裡找到了奧列格。幾年不見，他有些謝頂，但歡樂的情緒更強了，頭戴畫家帽、身上依然是不修邊幅的舊大衣，手拿香菸大笑著給了我一個熊抱。他當上了文化公司的經理，工作就是接觸西巴爾幹的各種先鋒樂隊、劇團和舞團，安排他們到公司小劇場演出。我在媒體上看過報道，近兩年這家公司是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很快就要把劇場開到薩拉熱窩和薩格勒布。
“現在的生活太酷了！”他的日常就是和藝術家們談生意，在咖啡和酒精氣味中完成工作，然後奔赴夜場在實驗戲劇中客串登臺。他最新一部戲叫《我們在塞爾維亞的生活是什麼鬼》。上一個夏天，他注意到夏季演出間歇期時大批外國遊客無劇可看，就和朋友幾個通宵寫了這部劇。“說的就是90年代以來我們謎一樣不可解的生活。”
我對他表示羨慕；他過上了最適合自己的生活。
“但我沒像你那樣去了那麼多地方，又是中亞又是美國的，中國我也沒去過呢。”近年來他去的最遠的地方是阿爾巴尼亞，開車走過海岸壯觀的懸崖峭壁。
我說：“你不需要去那麼遠的地方就能找到自己的生活。”他想了想，又咧開嘴大笑起來，和我碰杯。
同樣的話亞歷山大和我說過。他家離斯拉夫廣場不遠，冬夜裡我跟著他爬上自家天台，整個城市的燈火盡收眼底。不同於大城市的燈火輝煌，貝爾格萊德低矮緊湊的建築織出一張地上的銀河，黑暗中並不去爭奪月亮和星星的光芒。為數不多的幾座高層大樓孤零零立在黑暗裡。我們裹著毛毯，腳邊放著紅酒，打算等到日出。
“或許，這就是我不急於搬到其他地方的原因。”他說。一片沉默；無須解釋與爭論。
是啊，還能去哪裡呢？是紐約、倫敦，還是巴黎，能回饋我們這樣的生活？能讓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插畫家、一個工人的兒子買下看得見如此風景的房間？
在黑暗與寂靜中，我們知道城市脈搏日夜不息跳動著。看似死氣沉沉的屋簷下，是地下俱樂部、左派小政黨的酒吧、廢棄電影院改裝的小舞臺。晚上10點，這些地方的生活才剛剛開始。初來乍道的人摸不進圈子，要跟對了人才能揭開一扇扇門背後隱秘的世界。
我和亞歷山大從一個倉庫逛到另一個，一天午夜突然闖進了四十年前的世界：在這個波西米亞區廠房角落裡藏著一個迪廳，安裝了銀色球形旋轉燈和血紅色塑料吧檯，戴假髮的女服務生穿卡其布無袖裙，音樂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最火的南斯拉夫搖滾。“舉起手來／做好準備／沒有車，沒有車去普裡什蒂納……”
我們跟著唱了起來，隨著音樂搖擺，這首歌本是形容科索沃的首府普裡什蒂納是個文化荒漠；在科索沃已經不屬於塞爾維亞的今天，它有種無可奈何的感傷。酒精和逐漸升高的體溫作用下，逐漸微醺，自稱不問政治的他也激動起來，“我由衷敬佩死守在科索沃的塞爾維亞人……連根都失去了，人還算存在嗎……”
貝爾格萊德街頭 （圖源網絡）
1991年夏天，南斯拉夫內戰爆發前夕。亞歷山大全家在希臘度假。斯洛文尼亞開戰的消息傳來，在一片祥和的希臘海灘，父親突然變得暴躁不堪。他因為衣服擺放不合意發火，因為兒子們吵鬧發火，和妻子為了雞毛蒜皮的小事大吵。“戰爭來了，”他念叨著，“這種時候我們要回貝爾格萊德去。”假期才過了沒幾天，一家人提前踏上歸途。
故土和他們的命運緊緊纏繞在一起。
我和貝爾格萊德之間的聯繫是否也是如此呢？面對永恆的天際線，為何同時感到甜蜜、哀傷與痛苦，似有一隻手攥緊了心臟？
我想，我不是唯一有如此感受的異鄉人。漸漸地，英文媒體開始稱貝爾格萊德為“新柏林”，因為這裡的一切恰似鐵幕倒塌之際的柏林：一個刻著戰爭傷痕的處女地，歐洲版圖上的邊緣地帶，有一群西方人難以理解的人民和相差無幾的生活條件，以及低得不可思議的物價。當時的柏林就這樣成了嬉皮士、亞文化群體和其他理想主義青年狂歡的天堂。
我第一次去廢棄電影院改建的隱蔽劇場KCGRAD，就是長居於此的美國程序員安德魯帶我去的。時光流逝，他已經摸清了城中大部分秘密。劇場椅子已經全部拆掉，變成了舞池和散落的坐墊。我們席地而坐，聽赤裸上身戴著天使翅膀的男歌手唱mellow歌曲（迷幻輕柔的電子樂）。幾曲完畢，他又換上塞爾維亞傳統馬甲，唱起了東方哀傷調調的民歌，似乎是關於一個黑髮美人。我們聊著他的願望：買一所薩瓦河邊的房子，永遠留在這裡。
但是，有一小撮本地精英們對“新柏林”的說法嗤之以鼻。他們認為，貝爾格萊德沒有柏林蓬勃的創新力量和經濟實力，觸目驚心的人才流失遲早將它變成荒漠；而我們視為空氣的文化狂歡也並未創造出什麼，只是深淵中排解苦悶的出口罷了。無論文學藝術或電影，塞爾維亞都已沉寂多年。《地下》這樣的傑作，沒有再出現過。
這個冬天，還有一批初來乍到者是來自中東和非洲的難民。在火車站附近的廢舊倉庫，領取食品、服裝的隊伍如潮水般流淌。但這一次，市民們成了旁觀者。他們望著阿富汗人、巴基斯坦人和敘利亞人在隊伍裡緩慢移動，彼此打聽著下一次慈善機構發放大衣還是棉鞋。然後他們消失在火車站後面的廢棄倉庫裡；不時發生小團體之間的鬥毆，落敗的一方晚上搭起帳篷住進了街心公園，升起一堆堆篝火。他們的目標是衝破匈牙利邊境的封鎖，前往德國、英國或法國，穩住腳跟後把留在後方的家人接來。回頭則意味著前功盡棄。
每天清晨，我頂著灰濛濛的天色到火車站與其他志願者匯合，到倉庫裡幫忙分發食品，再到服務中心分發衣物。四處是拖家帶口、衣衫襤褸的人們，在垃圾遍地、異味刺鼻的室內席地而坐。經歷了20世紀的動盪，貝爾格萊德人一時無法相信居然有外國人來尋求庇護。但或許也正因為此，他們大多帶著同情注視著他們，自發送來衣服和食品。“我們嘗過流離失所的滋味，”婦女中心志願者米麗查說，“我們理解他們。”
空閒時，我陪他們玩牌、下棋、做手工，陪他們度過漫長的等待時光。我們聊著警察在希臘海岸怎麼差點弄翻了他們的船，匈牙利警察開槍擊中了一個同伴，保加利亞警察放狗追逐女人和孩子。他們說，只有塞爾維亞警察溫柔友好。雖然政府下令所有難民近期必須住進七個封閉難民營，慈善團體也被建議停止在火車站開展活動，但警察沒有采取任何干預措施。一輛孤零零的警車停在倉庫外，偶爾見到一兩名警察在旁閒庭信步。我們每天分發物品也沒有任何人打擾。能夠留在火車站這一開放空間，對於難民們而言就有了更多希望：不受政府控制，不會被遣返回馬其頓或希臘，能夠一次又一次嘗試從北部邊境進入歐盟。
或許我們都是深淵中的流浪者，才會從世界各地追隨這座城的魔力而來。它就是一座方舟，於迷茫苦悶中與我們共振，從不評判。在它閱盡滄桑的眼中，萬物自有邏輯。
（五）有多少青春能重來
一個早春午後，陽光隔著薄霧籠罩在水面和島嶼上。岸邊漂浮著一些塑料瓶和包裝袋，靜止的駁船彷彿還未解凍。冬天的枯枝和灰色、白色的水鳥一同順流而下，直到不遠處的澤蒙鎮，薩瓦河與多瑙河緩緩交匯。這裡曾有貝爾格萊德最厚的冰層。岸上，獵犬互相追逐，人群漫無目的地閒逛。
在這一瞬間，我忽然明白為什麼熱愛這座城市：它歷盡了苦難，具備所有偉大的潛質，卻永遠處於青春時代。
我和亞歷山大沿著緩緩上坡的老街爬上河畔高地。這座曾被毀四十四次的城市發源於此；或者說，四十四座城市的幽靈在此共生。在卡里梅格丹城堡周圍，歷代的磚石層層疊疊。由上而下，途經伊斯坦布爾門、塞爾維亞國王斯提凡之塔、盧吉查東正教堂、奧斯曼達瑪阿里帕夏陵墓、奧地利水井和神聖羅馬帝國的查理六世之門。傳說匈奴王阿提拉的墳墓深埋於城堡之下，凝視著薩瓦河與多瑙河交匯。佔據制高點俯瞰河水的是紀念塞爾維亞在巴爾幹戰爭中戰勝奧斯曼帝國與奧匈帝國的勝利者之像；2014年，最新樹立的塞爾維亞－俄羅斯紀念碑獻給了這場戰爭中為保衛貝爾格萊德犧牲的兩國士兵。
“你會留下嗎？”他突然問我。
我會的，心裡有個聲音在吶喊。我可以和這座城市一樣無數次從頭開始，重新生長。無盡的歷史層疊沒有把它變成一個老人。青春的模樣就是如此：無窮無盡的長日從沐浴永恆陽光的薩瓦河畔掠過。餘暉中有金色的城堡，腳下是廣闊的草地。兒童和狗在奔跑。通向市中心的米哈伊洛國王大街上，櫥窗後的甜食、古董和華服散發香氣，戀人在露天咖啡座和狹窄老街的暗影中享受酒杯和呢喃。獨屬於青春歲月的敏感與熱烈在空氣中燃燒。
貝爾格萊德的夜色 （圖源網絡）
在早春的芬芳與河水的氣味中，年輕男女的臉龐與談笑聲甜蜜而熱情。斯拉夫人的輪廓中融合土耳其人的神采，天生美麗而泰然自若，對你毫無保留。若只是詢問塞爾維亞人在哪買公交卡，可能瞬間已被簇擁到準確地點、手把手教你完成了整個過程，然後對方以完美無瑕的風度表達認識你榮幸之至，再握手道別。
我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回到貝爾格萊德，沉醉於青春時代的港灣。這裡只有當下，談論未來和計劃都是徒然的。而我，正好不願去想。
走在夜裡冰凍的大街上，亞歷山大突然在一棟老房子前面停住腳步。這是一座新古典主義建築，外觀上看可以追溯到20世紀早期。推開沉重的大門，高高的門廊裡面一片漆黑，似乎就已無人居住。“我記得這個地方，”他示意我跟著他往前走。摸黑上了老式旋轉樓梯，我腦海中正浮現出種種鬼魅的場景，他不知在哪裡摸到了燈開關。空間頓時被昏黃的光線點亮，我才發現身處一個奇異的空間：樓梯上遍佈美麗的馬賽克花紋，已褪成淡藍色的天花板上，手繪的植物四處延伸。
我不知道是什麼人給這座老屋留下了這樣的印記。他是一個永遠不乏奇思妙想的貝爾格萊德人，還是偶然浪遊於此的過客？這座城市諸多隱秘角落背後的傳奇或許早已不可考，但都成了無窮無盡歷險的一部分。
我知道，亞歷山大問我這個問題，不意味著他將計劃改變自己的生活。我們每週在深夜見兩三次面，放任自己沉迷於宿醉般的歷險。其餘的時間裡，我們努力維持“日常勞作”：我寫作、去難民營值班、見形形色色的人，他關在家裡趕堆積如山的畫稿，高峰時期一連幾天與世隔絕。他一連兩三年都想著去葡萄牙度假，去年甚至連房子都看好了，到頭來還是因為過度疲憊留在了家裡。作為貝爾格萊德人，他有種少見的焦慮。沒有創造出真正的傑作之前，他停不下來。筋疲力盡時，他只需要頂樓的露臺：整個世界彷彿都在眼前，很大又似乎很小。
我們默契地不談未來。我會留下嗎？如果我有答案，一定只與我自己有關。
我眼中的貝爾格萊德容不下庸常的生活。但若是在任何地方落地生根，又怎能不陷入庸常呢？這真是一個悖論。宿醉再怎麼五彩斑斕，能長久嗎？
有些人期待戰爭帶走這種庸常。我認識的一對打零工為生的年輕夫婦，夢想著為國而戰，擊潰阿爾巴尼亞人、奪回科索沃。他們喜歡談論科索沃對於塞爾維亞的神聖意義，從今天一直追溯到14世紀。他們對上一場戰爭的印象侷限於北約轟炸時期在地下室“躲貓貓”或者被父母派去走街串巷尋找麵包和香菸；對孩子而言，這簡直是一種遊戲。他們懷念那些日子，仍然在平淡的生活中尋找英雄主義。女孩們對男人有自己的評價標準，她們互相打聽某人是否參過軍？要是用公共服務代替了兵役，或者因為其他原因免於兵役，那麼……她們露出懷疑的表情。真正的塞爾維亞男人不能迴避這個傳統。
2017年1月14日，一列用二十國語言噴塗“科索沃屬於塞爾維亞”的列車從貝爾格萊德駛向科索沃北部的米特羅維察。自1999年科索沃戰爭以來，這一路線就已停駛了。除了堅守在北部飛地的塞爾維亞人，沒有人再去科索沃。這輛列車像一座教堂，裝飾著東正教聖像，載著政客們駛向邊境。最後關頭，總理聲稱科索沃當局在邊境附近埋下了炸彈，叫停了列車。
“沒有人知道他們是怎麼想到這一出的，”我的朋友維斯娜笑得前仰後合，“一定是有人心血來潮：‘我們比比誰的主意最蠢吧！’如果我是科索沃政府，一定開槍掃射他們，突突突全部幹掉！”她比出拿槍的手勢。
科索沃戰爭時期的人們 （圖源網絡）
考慮這些問題大概沒有思考如何度過二十四小時重要。無數年輕人唾棄政治，只醉心於愛情、藝術和派對，像奧列格那樣始終處在精神亢奮中。但對於有意改良社會的人，眼下是種煎熬。
最困惑的時候，好朋友薩尼亞提議去街上幫她分發雜誌。她和幾個死黨創辦了公益雜誌《街道的面孔》，供無家可歸人士出售，每賣出一份能分到售價的一半。她是個鬥士，活躍在各種公共事務中，也參加了最近反對“水上貝爾格萊德”商業地產項目的大遊行。社會普遍認為這一項目超出了塞爾維亞的經濟實力，是政府和阿聯酋財團達成的洗錢計劃，還會破壞河岸的老城區。警察找上門來威脅關閉她的設計工作室，以各種名目提高她的納稅額。網上聲討該項目的民眾也經歷了各種各樣的威逼利誘。薩尼亞一舉把政府告上了法庭。
“我現在覺得有點累了。”她嘆了口氣，“付出了這麼多，好像也不能改變什麼。我只想遠離爛攤子，生活在一個正常的地方。”
只是塞爾維亞從來不是一個“正常的”地方。這裡睿智而愚蠢，高貴而野蠻，可愛而可怕。
我和薩尼亞坐在路邊，一個無家可歸者朝我們走來。他是個唐氏綜合徵患者，帶著大大的笑容，緊緊擁抱了薩尼亞。自從開始賣雜誌，他有了不錯的收入，更有了尊嚴。把新一批雜誌小心翼翼地放進揹包，他轉向我。“你也是個貝爾格萊德人了！你會留下來嗎？”
我正猶豫，薩尼亞搶著說會的，一定要想個辦法讓我永遠留在這裡。
“其實我不知道。”我說，“但我希望……”
“無論你想怎麼樣，都很好！”他揮手告別，“只要你想回來，這裡永遠是你的家！”
五年前，我試著在塞爾維亞找到一份工作，因為不能如願而在薩瓦河邊大哭。五年後，雖然未來仍不清晰，我知道這裡不會是我的終點。我將繼續尋找自己的軌道，即使它依然無以名狀。
沒有哪裡像貝爾格萊德。時間的流逝感如此強烈，時間又如此無關緊要。我曾希望能永遠沉溺於這樣的青春，然而生活是否可能永遠輕盈如夢幻？不需要答案，無須解釋。收藏這座城的最好方式，是在無盡的遠行中將它留在心底。我終於明白，比起身處何方，更重要的是能做什麼。
這是貝爾格萊德教給我的。
漫無目的的流浪者在這裡找到港灣，又因為更深遠的召喚與它告別。有多少青春能永恆？
內容選自《擇一城而短居》
閱讀更多 四川文藝出版社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