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們繼續講布魯克斯的《第二座山》這本書。這一講說的是怎麼攀登“哲學信仰”這座山。“信仰”是個非常重的詞，布魯克斯對宗教也的確有很深的思考，但我們專欄喜歡談科學，所以我們就不講宗教的內容了。我們重點談個人的智識 —— 智慧和見識 —— 的生活。
作為一個完整的人，你除了要有自己的使命、要好好照顧家庭、要奉獻社會之外，還應該有一個智識生活。智識生活不是你的學歷和專業技能，而是說你讀書讀到了什麼程度、你對世界認識到了什麼程度。你是隻顧低頭走路，還是常常仰望星空。
如果你打算活個明白，想要認識世界，你需要一個智識誓約。這個誓約和使命、和婚姻一樣，都需要你既堅持，又改變：堅持追求真理的理想，然後在這條路上願意改變自己。當然這並不是說你非得去搞學術研究，也不用你為某個學說奉獻一生，但是你的智識誓約也是一場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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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的一個感慨是很多人意識不到智識是需要修行的。理工科的學問，高低上下非常清楚，人人都明白中學生數學和博士生數學有本質差距，就好像電腦遊戲裡的武功一樣，中間隔了很多級。但是對於社會科學的學問，你經常會聽到初中生嘲笑博士生的事情。
我認為這是因為人們分不清“觀點”和“立場”。
立場，是你在爭論中支持哪一方；觀點，是你能為這一方提供什麼樣有力的支持。每個球迷都支持自己的主隊，這只是立場。立場是廉價的，“奇葩說”那幫人都是抽籤決定立場。你說出來的東西得能幫助隊伍打贏比賽，才配得上說你有觀點，觀點是有高低之分的。
人的認識常常是螺旋式上升，所以有時候低水平的觀點可能佔據正確的立場，高水平的觀點可能佔據錯誤的立場。
比如說垃圾分類問題 ——
A 同學反對垃圾分類，因為他覺得垃圾分類給他的生活帶來了麻煩。
B 同學支持垃圾分類，因為他認為保護環境人人有責，分類對大家的長期利益有好處。
C 同學反對垃圾分類，因為他認為社會在垃圾分類中投入的成本，大大超過了在環境上收穫的好處，垃圾分類是個行為藝術。
這裡 A 同學和 C 同學的立場一樣，但你能說他倆的見識水平一樣嗎？C同學有資格反對B同學，因為他的觀點已經考慮到了B的觀點。而A同學沒有這個資格。如果是開聽證會，A同學立即就出局。如果辯論的結果是B輸了，A站出來嘲笑B：哈！你這個大學生還不如我這個初中生！你一看就知道A非常無知。
我們的智識生活應該追求更高水平的觀點，而不是賭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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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座艱難的山。你在智識修行的路上，可能會艱難地改變自己最初的立場。咱們還是說布魯克斯的故事。
布魯克斯在芝加哥大學念本科的時候，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當時美式資本主義正在對蘇聯取得節節勝利，但是布魯克斯支持社會主義。布魯克斯強烈嚮往俄國革命，他非常推崇用革命的方法解決社會問題。
我們完全能理解他這個立場。如果你知道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那個時代，勞苦大眾過的都是什麼日子，資本家對工人有多狠，你不可能不想革命。你會覺得那個世界太黑暗了，應該全部砸爛，重建一個理想的新世界。
當時芝加哥大學有個讀書課程，老師規定的其中一本必讀書是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90年發表的《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我們專欄前面講《歷史的正確一側》的時候說過法國大革命也說過埃德蒙·伯克 [1]。用羅胖的話說，伯克是“保守主義”這個政治思想的祖師爺。伯克反對革命。
伯克認為革命式的變革太輕率了。世界非常複雜，凡是大的行動都會有意想不到的結果，而人的理性並不足以理解那個複雜，不足以做出準確的預測。社會傳統的一些做法，你就算覺得它不好，也不要輕易大改 —— 因為那些都是已經經過了時間檢驗的東西。特別是各種社會規範，比如社交禮儀、騎士精神，都是生活的潤滑劑，是好東西，不能說推翻就都給推翻了。
而年輕的布魯克斯對伯克的觀點非常不滿。他寫了好幾篇諷刺伯克的文章。……但是，因為《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這本書是必讀書，伯克的思想，已經在布魯克斯身上留下了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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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是非常羨慕布魯克斯，他的運氣太好了。他上大四那一年，美國著名保守主義政治評論家威廉·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到芝加哥大學演講。布魯克斯當時是校報的幽默專欄作家，他就專門寫了一篇諷刺巴克利的文章。
巴克利來了之後，芝加哥大學校領導就把布魯克斯這篇文章給巴克利看了，巴克利一看不但沒生氣，還發現布魯克斯是個人才 —— 他在演講的時候說：“戴維·布魯克斯來了沒有？我要給你一份工作！”
而當時布魯克斯還真不在演講現場。他正在 PBS 電視臺錄製一個電視節目。這是一個有好幾集的經濟思想電視辯論節目，左翼的代表是青年學生布魯克斯，而他的對手，竟然是自由論派經濟學家、芝加哥學派的領軍人物，米爾頓·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
布魯克斯拿他學到的那些左翼經濟學理論出招，弗裡德曼一一反駁。這根本就不是一個級別的對抗，布魯克斯沒佔到任何便宜。但是布魯克斯發現，場下的弗裡德曼是個非常溫和的人，他們夫婦倆總是邀請他一起吃晚飯，耐心交流，布魯克斯感覺受益很多。
布魯克斯仍然堅持自己的左翼立場。但是他已經受到了大師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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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畢業幾年之後，布魯克斯作為記者參與報道了一個芝加哥市的城區改造項目。
本來那一片街區是髒亂差，大約相當於咱們中國的城中村之類的地方。有幾個社會學家搞了個改造項目，把原來的房屋全部拆除，政府出錢，給建設了一片新的房屋。新房又安全又好，這等於是給老百姓辦實事，對吧？
結果不是。布魯克斯去報道的時候發現，那個社區現在幾乎死掉了。原來的那個城中村雖然硬件質量很差，但是它是個社會系統，它給老百姓提供了謀生的地方。可能有人擺個攤有人開個小店，看著是髒亂差但是它什麼都有，能運行起來，人們能在這裡長期生活。改造之後，住房是好了，可是社會系統被毀掉了。結果那些新房沒幾年也都衰敗了。
這件事對布魯克斯刺激很大。這不恰恰就是伯克說的那一番道理嗎？全推倒重建看似痛快，實則帶來更大的問題。
布魯克斯的思想轉變了。他主動聯繫巴克利，說你當年給我那個工作還算不算數，巴克利說你來吧。於是布魯克斯加入了保守主義的《國家評論》雜誌。他這才意識到，自己是個伯克式的保守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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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現代保守主義運動的參與者，很多人年輕的時候都是革命主義者。你能說他們背叛了自己的智識誓約嗎？
這是一個兩難問題。一方面來說，你想要的是找到讓世界變好的方法，你不應該在乎這個方法屬於這個主義還是那個主義。你的觀點變了，但是你的理想並沒有變，你當初的激情沒錯！
但是另一方面來說，如果一個人的觀點總是變來變去，那也不能算是有誓約。巴克利和弗裡德曼都非常堅持自己的思想。他們一開始宣揚那個思想的時候，幾乎就沒人贊成，但是他們哪怕與主流社會為敵，也要堅持自己的思想，一直到後來受到很多人贊同。那難道他們錯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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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要堅持，還是要改變呢？以前布魯克斯有篇專欄文章 [2]，提到一本2007 年出版的書叫《智識美德》（Intellectual Virtues by Robert C. Roberts and W. Jay Wood），其中提到一個概念叫“智識勇氣”，我看回答了這個問題。
首先你得有勇氣堅持一個不受歡迎的觀點。其次你得有謙卑的品質，知道哪個觀點可能是錯的。但是觀點的對錯是由當時你能得到的信息、你的理論推導或者實驗驗證來判斷的，跟它受不受歡迎沒關係。你的觀點可以隨著事實和你的認識發生改變，但是不應該是隨著別人的潮流改變。
什麼時候尊重傳統，什麼時候大膽變革；什麼時候向大師學習，什麼時候堅持自己的看法，這可能是永恆的矛盾。這裡面沒有固定的算法 —— 你只能說我既要有智慧，又要有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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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可能會說，我不想搞學術，我就是一個普通人，那我直接聽最厲害的大師的行不行呢？以前的大學教育的確是這樣的。學校教的都是經典，你只要記住歷史上那些最厲害的思想家是怎麼說的就行了。
但是現代教育都改成了教研究方法、而不是教觀點；教批判性思維，而不是讓你直接聽榜樣的。這個做法好是好，但是布魯克斯也提出了質疑：如果你什麼都懷疑，你到底相信什麼呢？你崇敬什麼？你忠於什麼？
學術大牛都是非常狂熱的人物，他們的立場特別堅定 —— 但是他們各有各的立場。智識的成長之路，很可能是一條從懷疑和搖擺到堅定的路，但是我估計，到最後你也不能完全肯定。
這條路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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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們可以確定的是，你的智識眼光會越來越高。
攀登這座山，你就加入了一場曠世的對話，你會參與歷史上那些智者尚未完成的爭論。你會學會用多個模式去理解世界。你會擺脫那個以自我為中心的觀察角度。你會體驗到人類中最優秀的人物在面臨各種局面時候的內心感受。你會欣賞到高級的美、真正的美、乃至於神性的美。
這是一條攀登之路。智識最大的喜悅不是滿足你的求知渴望，而是讓你有越來越高的渴望，讓你學會渴望最好的東西。
布魯克斯有個學生對他說，我聽了你的課之後感覺有點更悲哀了。布魯克斯說這是他收到的一個最美好的誇獎 ——
當你知道人類最高的智識高度有多高的時候，你會對自己所在的高度非常不滿意。但是隻有這樣，你才能成長。
註釋
[1] 公共意志的幽靈
[2] David Brooks, The Mental Virtues, New York Times, Sept. 1,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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