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動主義”霍恩和他的T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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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沖基金行業不乏異常強勢、咄咄逼人的參與者,但在“強硬”一道上,TCI基金創始人霍恩 (Christopher Hohn) 在同行中鮮有敵手。這位英國億萬富翁將股東激進政策提升到了一個新高度——破壞交易、推動撤換老闆、用訴訟打擊不滿意的公司政策。但就是靠著這種方式,霍恩的TCI基金管理公司成為2019年全球表現最佳的大型對沖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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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現金流對於公司的價值是至關重要的,我們在投資時會選擇高質量且可以預測其自由現金流的公司”

“市場因為治理風險或其他因素會對一些公司產生誤解,進而低估其價值,我們會在這些被低估的實力強勁的企業中尋求投資機會”

——TCI創始人兼投資組合經理克里斯•霍恩 (Christopher Hohn)

2019年收益84億美元,榮登全球榜首

2019年,霍恩的對沖基金公司TCI (The Children's Investment Fund) 淨收益為84億美元,榮登世界榜首。其主要對沖基金在2019年表現強勁,回報率為41%,遠超行業平均值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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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倫敦投資公司LCH Investments的調查,TCI的2019稅後交易利潤超過了瑞·達利歐的橋水基金、Appaloosa、Citadel以及Point72等知名對沖基金和資管公司,圖中利潤單位為十億美元。

目前TCI旗下管理資金規模達300億美元,規模位於對沖基金行業之首。自2003年創立以來,TCI淨收益已達228億美元。

Alpha沒有死

TCI專注alpha收益。霍恩曾在受訪中被問到“alpha是否已死”的問題時,堅定地予以否認,並闡述了TCI尋找alpha收益的幾個途徑。他說:

首先,TCI願意投入時間精力深入調查標的的商業模式和發展潛力,作風類似於PE,從長期角度判斷公司的護城河質量,同時尋找“打折”的標的,和巴菲特推崇的價值投資觀點相同。

當公司的內部治理出現問題時,投資者們往往避之不及,導致價格縮水,但霍恩認為這是TCI應該尋找的機會。例如默多克的新聞集團 (News Corporation) ,其在2010年前後竊聽醜聞連連,加上公司債務的不透明性,很多人表示不會投資新聞集團,股價一跌再跌。但是TCI在當時以低價增持了近10億美元,經過計算,當時新聞集團的估值低了500億美元。之後當新聞集團就醜聞達成和解後,回購了股票並分拆公司,隨後其股票大幅上漲,TCI的回報率達到了57%。

其次, TCI的資產配置高度集中在優質公司和項目上。在2019Q4的13-F中,TCI披露其前十大持股集中度為94.26%,目前持有的最大股份是美國一家電信公司Charter Communications Inc,佔比2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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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I在2006Q3至2019Q3的行業資產配置劃分,來源:whalewisdom.com

另外,霍恩一直以其強硬的股東積極主義聞名於業界,TCI絲毫不避諱在適當時機採取激進手段,改組他持股公司的董事會和管理層,慣用手段包括關停交易、推動罷免高層運動、起訴和威脅公司,從而影響公司在轉型、併購上的決策來達到盈利目的。“蝗蟲 – 像蝗蟲一樣進攻”、“拆遷鐵球 (wrecking ball) ”都是霍恩這些年的激進手段招致的敵對方給予的外號。

2005年,TCI購買了德意志交易所 (Deutsche Borse) 的大量股份,並勸阻時任CEO塞弗特停止和倫敦證券交易所的併購,認為估值過低,但遭到拒絕。隨後TCI呼籲股東罷免塞弗特,最終賽弗特被辭退,交易也成功被終止。

2007年,TCI收購了荷蘭銀行 (ABN AMRO)1%的股份,並要求銀行分拆出售以創造股東價值。在現有管理層極力反對的情況下,霍恩尋求到了強力的外部合作者,對其施壓進行惡意收購。荷蘭銀行最終被拆分,賣給了蘇格蘭皇家銀行 (RBS) 、富通銀行 (Fortis) 和西班牙國家銀行 (Banco Santander) ,交易規模達711億歐元。但這也成為導致蘇格蘭皇家銀行和富通銀行在來年經濟危機中垮臺的一個主要因素,而TCI通過這次激進的股東政策賺取高達10億美元。

2018年,TCI要求旗下的Altaba拋售其所持有的阿里巴巴股份,股份當時價值760億美元,期望其利用稅改後的這一有利時機,將部分資產變現,縮小Altaba股票市值與資產價值的差距。

就在去年12月,霍恩聲明瞭TCI將懲罰資產配置內未披露二氧化碳排放的公司董事,且已警告空客 (Airbus) 、穆迪 (Moody’s) 、Charter Communications和其他持股公司,明確要求改善汙染披露,否則將投票罷免公司董事。TCI呼籲資管公司們罷免反對披露政策的董事們,並指責了世界最大資管公司貝萊德 (BlackRock)為了樹立支持環保的虛假形象而作的公關活動、捐贈等。

但股東積極主義並非萬能,也有馬失前蹄的時候。 2012年,TCI試圖迫使國有的生產商印度煤炭公司提高股息,並停止向附近的發電廠出售超廉價煤炭。但是政府並不想看到能源價格上漲,致使計劃落空。 2013年,TCI減持近19%股權。

咄咄逼人的激進主義者

對沖基金行業不乏異常強勢、咄咄逼人的參與者,但在“強硬”一道上,TCI基金創始人霍恩 (Christopher Hohn) 在同行中鮮有敵手。這位英國億萬富翁將股東激進政策提升到了一個新高度——破壞交易、推動撤換老闆、用訴訟打擊不滿意的公司政策。

但就是靠著這種方式,霍恩的TCI基金管理公司成為2019年全球表現最佳的大型對沖基金,淨收益84億美元,回報率為41%,超越橋水、Citadel等老牌對沖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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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I的股東積極主義曾對資本市場產生了深遠影響,其代表案例為2007年荷蘭銀行(ABN AMRO) 的分拆出售,這個交易也被稱為史上最大的惡意收購之一。荷蘭銀行有著183年的歷史、1.12萬億美元資產和107000名員工,劈波斬浪兩個世紀後在股東們對利益的貪婪追逐中沉沒。

這場交易波及四家歐洲老牌跨國銀行:蘇格蘭皇家銀行 (RBS) 、西班牙國際銀行 (Banco Santander) 、比利時富通銀行 (Fortis) 和英國巴克萊銀行 (Barclays Bank) ;以及華爾街數十家王牌投資銀行:雷曼兄弟 (Lehman Brothers) 、美林 (Merrill Lynch) 、摩根大通 (JP Morgan)、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y)。

2007年,儘管荷蘭銀行運營綜合水平不錯,但股東們對業績增長緩慢,投資回報率低下極度不滿,要求以股息或股票回購的形式提高股權收益。而TCI基金善於針對股權結構簡單、公司治理不善的企業實施股東積極政策。

TCI持有荷蘭銀行1%的股份,首先以維護股東權益角度向荷蘭銀行高管發難,提出既然現有銀行運營水平無法給股東最優報酬,就應拆分銀行業務以提高資本運作效率。並且在隨後的競售期間拉攏了以蘇格蘭皇家銀行牽頭的財團(蘇格蘭皇家、西班牙國際、比利時富通)前來競標,這三家銀行的發展史基本就是三部併購史,都在跨國兼併擴張方面有豐富的經驗和狂熱的野心。

起初,巴克萊先與荷蘭銀行進入了排他性談判,但最後在TCI拉攏來的財團的天價邀約中敗下陣來。在長達8個月的談判中,巴克萊銀行扮演的更多是“白衣騎士”的形象,也在競購過程中深得荷蘭銀行管理層 (非股東)青睞,曾一度勝券在握。

但在資本的角逐中,利益是唯一的目的,儘管巴克萊在競購中幾次加碼(最終發出650億歐元的收購要約,對荷銀每股出價為13.15歐元現金加2.13股巴克萊新股),依舊不敵財團的現金支持(最終收購要約為711億歐元,現金比例由79%提高至93%)。

股票收購的最大的問題在於,收購成本隨著買方(巴克萊)股價波動而變化,在當時的次貸危機壓力下,巴克萊股價頻頻下跌,收購成本隨時間上升。

為幫助財團擊敗巴克萊,TCI再次聯手昔日“狼狽為奸”的好夥伴,擁有巴克萊1%股份的美國對沖基金Atticus Capital,聲稱目前巴克萊銀行自身股價被嚴重低估,與荷蘭銀行進行股票置換交易只會損害自身的利益,向巴克萊施壓。

除了財團以外,TCI還說服了眾多兼併套利基金在競購開始後大量購入荷蘭銀行股份,此舉不僅降低了最終收購完成時的實際成本,增添了戰勝巴克萊銀行的砝碼,也增加了TCI在股東里的影響力,無形中向荷蘭銀行的管理層施壓。

最終,巴克萊的股票要約還對應著把收購價格和併購後的銀行股價表現掛鉤,而財團的現金要約則更適合市場波動的避險策略。雖然荷蘭銀行的管理層不斷向股東們描述和巴克萊合併後的美好願景,他們的言辭在財團的高額現金和次貸危機的不安下蒼白無力,巴克萊銀行只好放棄了競拍。

在之後的瓜分戰果中,蘇格蘭皇家銀行以272億歐元獲得投資銀行業務和亞洲分部,西班牙國際銀行以240億歐元獲得巴西與意大利業務,比利時富通銀行以199億歐元獲得荷蘭本土零售業務、私人銀行業務和資產管理業務。

整個收購過程中,荷蘭銀行的股價由競拍起初的24歐元上升至交易完成時的52歐元,最終荷蘭銀行股東們的收益達到了310億美元股票和700億美元的現金,其中推波助瀾的TCI收益率達68%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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