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若是獸，錢就是獸的膽子——《月牙兒》
《金鎖記》的作者張愛玲，《月牙兒》的作者老舍，一個是混跡在上海十里洋場的女性作家，一個是踱步於北京老胡同的男性作家，不同的生活經歷、不同的時代背景，但卻寫出了相似的故事情節：男性角色有意識或無意識地缺席對於孤兒寡母角色的巨大傷害。
斯琴高娃飾演《月牙兒》中的“蟲兒媽”
一、男性角色缺席導致寡母獨力扶孤
不論是《金鎖記》還是《月牙兒》，很難從中發現父親、丈夫等重要男性角色現身。
《金鎖記》中，曹七巧的丈夫是個“活死人”，打小便得了軟骨病，像一灘軟乎乎的稀泥一般躺在床上動彈不得。
《月牙兒》中“我”的父親在“我”很小的時候就已經過世了。
可以看出，在兩部小說的家庭關係建構圖中，男性要麼“退居二線”，要麼不曾出現，總之都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自然而然的，本屬於丈夫角色、父親角色該承擔的責任和義務就落在了寡母身上。
- 制定規矩制度
陳忠實的《白鹿原》主人公白嘉軒賑災濟民、通電抗日、主持禁菸、規勸軍閥，能在兒子與田小娥“私通”後行使自己的族長義務，毫不留情地將二人趕出白鹿原，也能在妻子仙草患了痢疾後滿目柔情地為她洗手煮湯羹。
有柔有剛、能屈能伸，這本是正常家庭中男性的責任，如今卻要過渡到寡母身上。
首先體現在寡母制定規矩制度上。
在《金鎖記》中，主人公曹七巧嫁到姜家之前只是個開麻油店的，非大家閨秀身份讓她在姜家備受嫌棄，為了讓自己的女兒長安符合大家閨秀的標準，她硬生生地為長安裹小腳，然而時代變遷早都沒人裹“三寸金蓮”了。
就連保姆都受不了長安因疼痛日夜乾嚎的聲音，作為長安的親生母親，曹七巧並不為所動。
在《月牙兒》中，母親對“我”的唯一要求就是逼著我叫陌生男人為“爸爸”，對於此事小說中提到過兩次，每一次媽媽都神情嚴肅、態度堅決，不允許“我”有半點不從。
在這兩部小說中，我們可以明顯看到這兩位寡母制定規矩制度的出發點並非理智。
不論是曹七巧還是《月牙兒》中的母親，她們都帶著強烈的偏激制定了這一類系列規矩制度，而事實上這些嚴苛的規矩制度並未使子女的生活過得更好。
裹了小腳的長安終生未嫁，“我”終究未能在被稱為“爸爸”的陌生人那裡做片刻女兒。
《月牙兒》中母親的相好
- 主導子女婚事
在對待子女婚姻問題上，父親是理性思維的代表，母親是感性思維的代表，唯有二者的結合才能讓這一事關子女一生幸福的決定少留下點遺憾。
但由於父親角色的缺席導致寡母同時扮演著父親的角色，試圖在子女的婚姻問題上掌握絕對的控制權。
最極端的莫過於曹七巧。
女兒長安30歲未出嫁，好不容易與留德回來的童世昉一見鍾情，為了給童世昉留下好印象，長安很早以前就戒了大煙，但童世昉與曹七巧見面時，曹七巧卻誣陷長安一直在抽大煙，童世昉因此被嚇跑了。
想當年曹七巧的哥嫂就是因為貪戀金錢才將她嫁進姜家，這是她一切不幸的開始，自己沒有得到的幸福自己女兒也別想得到。
兒子長白到了結婚的年紀卻日日跟著叔叔逛窯子，曹七巧這才著急了，忙給他張羅了芝壽這門婚事。
然而婚後的長白卻整夜整夜被曹七巧叫去服侍她抽大煙，還變相地從長白嘴裡套他和芝壽的隱私。
由於情慾長期得不到滿足，曹七巧把長白既當兒子養，也當丈夫養，她不允許任何女人以任何方式將兒子搶走。
媳婦被親媽逼死後，長白再不敢去，整日晃盪在窯子，但曹七巧的目的達到了。
這種“戀子”情緒將兒子、女兒緊緊地捆綁在自己身邊永遠陪伴著她。
一個人的不幸固然難捱，但一群人的孤獨就是狂歡。
二、男性角色缺席導致其喪失話語權
- 男性決定權被寡母剝奪
曹七巧的丈夫、“我”的父親，始終都處於“失語”狀態，身體的殘缺導致了他們精神的渙散。
“我”的父親就給“我”的印象就是那塊墳、那個裝著父親屍骨的“木匣子”，除此之外沒有任何關於父親的描述，也沒有留下任何叮囑。
因而長大後的“我”為了填飽肚子，幹起了母親的行當——當暗娼。
女人的職業是世襲的，是專門的。——《月牙兒》
不妨大膽猜測一下，但凡“我”的父親臨終前向“我”交代過餘生要怎麼走，“我”也不至於走上這條不歸路。
“我”走上母親的老路時，母親並沒有問“我”為什麼不繼續讀書，她選擇了默許，在她意識裡這是填飽肚子的最好方式。
- 子女對父親身份的淡漠
與《月牙兒》中的“我”相比，長安、長白足夠幸運，他們最起碼有父親。
但巧的是，我們也沒有從《金鎖記》中發現長安、長白父親的隻言片語。
他的失聲意味著更多的話語權被曹七巧所擁有，然而一個人話語權的喪失也是其地位的下沉。
長安、長白對待父親如同陌生人一般。
如果說曹七巧對丈夫如此冷漠源自於丈夫“無能”，但孩子們對於父親的冷漠則更多的是來自於母親對父親態度。
三、男性角色缺席的原因
- 舊時代女性的社會地位
舊時代的家庭分工較為明確：男主外、女主內，然而現實中這樣的界限並不絕對明確化。
太多的女人的狀況是幹完家務後還得揹著孩子下地幫丈夫幹活，丈夫則相反，幹完農活回家後還覺得自己功不可沒。
而這源自於舊時代男女社會地位的懸殊，女人社會地位的低下使其承擔了更多的責任和義務。
但是這些責任和義務卻被男權主義主導下的男性作家巧妙地屏蔽。
隨著時代的進步，類似於老舍等真正體恤女性生存狀態的作家逐漸登上歷史舞臺，為女性發聲。
老舍為女性生存狀態發聲
- 作家“戀母”情結對其創作的影響
郁達夫曾說：“小說都是作家的自敘傳。”這種刻意將男性處理為“失語”狀態的做法來源於作家童年時候的陰影。
張愛玲的父親吃喝嫖賭，在張愛玲很小時便和妻子離婚了。長大後的張愛玲還去美國投奔過自己的母親，但是看母親已經組建了新的家庭，她又默默離開了。
母親身上敢愛敢恨的進步思想讓張愛玲羨慕不已，她一直以母親為榜樣。所以在其小說中，曹七巧雖然傾慕於小叔子姜季澤，但在拆穿小叔子圖謀不軌後她毅然決然地選擇了撕破臉皮。
敢愛敢恨的曹七巧
而對於男性角色的詆譭則來自於小時候對於父親的恨意。
張愛玲曾在自傳性散文《私語》中記錄17歲那年，因與繼母發生矛盾而被父親打斷腿、關進黑屋子長達半年之久。
所以在張愛玲心中，父親是一個可有可無的存在。
《月牙兒》中母親在走上“暗娼”之路之前，一直靠洗工人們的硬邦邦的臭襪子補貼家用，然而雖然足夠勤奮但僅靠這點微博的收入依舊無法養活孃兒倆。
老舍3歲喪父，母親一人將其拉扯大，洗臭襪子是母親經常乾的事情。
因而在兩位作家心目中，母親才是頂樑柱，是至關重要的存在。
對於目前的肯定與依賴是他們有意隱去男性角色的原因。
就像天上只有一輪月亮，正如張愛玲和老舍心中也只有母親這一個角色。
寫在最後
《金鎖記》和《月牙兒》都不約而同地提到了“月亮”這一意象。
我又看見月牙兒了，帶著點寒氣的一鉤兒淺金……多少次了，它帶著種種不同的感情……它喚醒了我的記憶，像一陣晚風吹破一朵欲睡的花。——《月牙兒》
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還沒完——完不了。——《金鎖記》
月亮作為天下蒼生的見證者，冰冷地記載著舊時代冰冷的社會場景。
所幸的是，我們何其幸福，生在最好的時代，做著最美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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