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期間，作家們也以一種特殊的方式重新展開文學生活。
4月11日，作家邵麗、李修文、徐則臣、弋舟、張楚、陳崇正、盧德坤、王姝蘄、林培源、崔曼莉、張莉來到騰訊線上會議室，就中國短篇小說的“調性”各抒己見，暢所欲言。作家鄧一光、李宏偉、張怡微、張檸、張惠雯、班宇、李唐也發來了視頻錄播。當晚約有14多萬讀者雲上觀看了這場聚會。
作家們雲聚會
今年2月，由文學批評家、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張莉選編的《我亦逢場作戲人：2019年中國短篇小說20家》正式出版。小說集收錄了遲子建《燉馬靴》、鄧一光《風很大》、邵麗《天台上的父親》、李修文《我亦逢場作戲人》、徐則臣《青城》、弋舟《核桃樹下的金銀花》、李宏偉《沙鯨》、張楚《金雞》、寧肯《火車》、張檸《劉玉珍，叫你那位羅長生來一趟》、張惠雯《雪從南方來》、雙雪濤《起夜》、張怡微《縷縷金》、陳崇正《念彼觀音力》、盧德坤《逛超市學》、班宇《猛禽》、王姝蘄《比特圈》、董夏青青《在阿吾斯奇》、李唐《替代者》、林培源《誕生》這20部短篇小說作品。
在張莉看來，這些作品未必是2019年度最優秀的，但它們是2019年度短篇小說作品中最別具魅力與調性的。
“最理想的短篇小說裡必有迷人的新異性，這種新異不單單指小說內容的新異，也包括了小說調性的新與異。”她表示，“很難用術語表達何為小說調性，它與作家的語言方式有關，比如使用白話還是文言文，這代表了作家及人物價值觀的取向，但就整體而言，小說調性的建立恐怕更多與語詞的選擇、使用、配比，語句的長短節奏，作品的整體氛圍相關。不同小說調性裡，藏著作家對世界、情感及人世的不同理解。”
何為小說“調性”？
在這次的選編標準裡，有一個詞，叫“新異性”。
“在我的理解中，新異，就是 ‘新奇+異質’，但如果將這種 ‘新異’擴大開來看，它不過是構成 ‘調性’的一個方面，因為新異會讓我們想起 ‘陌生化’——這是形式主義發明出來的一個術語。”林培源說，“小說要有調性，一定是提供了某種 ‘陌生化’的效果，使得小說擁有一種獨一無二的氣息和味道，這是屬於作家個人的，別人無法取代的。”
他表示，“陌生化”作為一種小說的手段和效果，取決於很多因素，可以是語言、形式、結構、技巧，甚至故事。陌生化就是將讀者從日常的認知、思維和閱讀習慣中解放出來，告訴他們，小說也可以換個方式寫。
“比如卡夫卡在《變形記》裡將格里高爾·薩姆沙變成一隻甲蟲，由此開啟了全新的小說世界，但如果仔細閱讀《變形記》，就會發現，這種荒誕的調性，是依靠真實可感的細節建立起來的。而且值得玩味的是，我們印象中，這篇小說是一個第三人稱視角的敘事，直到主人公死去之後，小說悄悄地換了一個視角。開始時寫到主人公的父親母親，都是用 ‘爸爸媽媽’，後來就直接稱呼 ‘薩姆沙先生、薩姆沙太太’，這是個很有趣的現象。講故事的人，並不是一直隱身的。”
此外，林培源提及短篇小說的“調性”還有一個地域性的問題，比如方言的使用、某種地方風情在小說中的滲透。“總之，小說雖然是虛構的，但融入其中的情感卻必須是真實的自然的，只有真實自然才能打動人。”
徐則臣認為，判斷一個作家的“調性”要考慮三個方面：所操持的文體自身的規定性、作品呈現出的風格與作家內在的氣質。
他說：“調性首先要文體上要協調。我們對短篇小說這一文體有一個基本判斷，從篇幅、節奏、密度等因素去判斷它是不是短篇小說，能否區別於中、長篇小說；其次，是作品呈現出的風格，有著作家鮮明獨特的修辭風格；第三，是作家本人的特性與氣質。一個作家不可能一輩子都用假嗓子說話，文終須如其人。三者結合，三位一體之後，呈現出的也許就是一個作家的調性。”
優秀短篇的“調性”多種多樣
陳崇正笑言，“調性”一詞讓他想到一個導演朋友，這位朋友經常用這個詞討論所有情景。比如別人問他舞臺效果怎麼樣，他說調性不對；問他某個演員的表演怎麼樣，他說調性不錯；問他劇本如何，他說這裡頭的調性還得改改。
“其實回頭一看，如果將他這個人視為一部作品，他對 ‘調性’這個詞的使用，也正是作品的調性所在。一個作家的創作也是一樣，你怎麼思考問題，你怎麼回答這個世界的提問，就會出現什麼樣的調性。”
在他看來，優秀短篇小說的調性一定是多種多樣的。有的應該有包漿，技巧內藏，讓它圓熟，可觸摸，語言非常剋制，整個敘事非常經濟而紮實，有的則充滿了明目張膽的敘事圈套，有一種刺眼的光輝和鋒芒，充滿對固有敘事模式的挑戰。
“我非常喜歡逛寺院，與大佛相比，我喜歡看十八羅漢，喜歡欣賞他們的神情和動作。小說有長篇和短篇，在我看來，長篇應該是如來佛祖或者千手觀音，而短篇小說就應該是羅漢，像羅漢那樣精緻、靈動、歡騰、安靜、務實、緊湊，總之豐富各異而又非常有表現力。優秀的短篇小說，應該是可以像羅漢一樣平等地擺放在一起，無論是輪著棒子還是手結定印，都能達到一種動態的平衡。”陳崇正說。
張楚認為，此次入選的這些小說在文本上都進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也對世界的新舊變化進行了一些反思。“還有一些小說，也在用它們獨特的清晰的聲音，為我們呈現短篇小說的那種駱駝穿過針眼的不可思議和巨大魅力。”
“二十個短篇選進一個集子，這裡面肯定有一個內在的標準。我們都如此不同，但肯定也有某種內在的共性。”弋舟表示，看了這部小說集，自己也在某種程度上鞏固了對文學的信心，“文學依然可以提供巨大的支撐力。”
《我亦逢場作戲人：2019年中國短篇小說20家》
作家如何形成自己的調性？
“調性與作家的閱歷、識見、心性，偏好的美學方向有關，也與身處的時代有關。”盧德坤說，“它確實是個很難定義的東西。我們知道，文無定法。調性統一了就沒意思了。”
在另一方面，盧德坤認為寫作者可以在心中設立一個自我認可的標準。“我相信很多作家會感覺到這樣一個標準。隨著見識的深入，這個標準也可能會變化。但不管怎麼變化，主要還是跟文學自身，跟求真這兩件事有關。如果有一種確信了，有一個比較堅實的內核了，那就堅持它，調性沒準就這樣發展出來了。這是理想狀態，我還沒達到，但我挺嚮往的。”
王姝蘄的《比特圈》是以比特幣為題材的小說，但這篇故事實際上寫的還是人。她表示：“它是互聯網時代的一個 ‘新異’題材，但在這個題材中，我希望呈現的不是它與尋常生活的 ‘異’，而是希望呈現它們的 ‘同’。這個 ‘同’在於，無論什麼甚囂塵上的新技術、新思想、新生活。剝開錶殼，藏在裡面的終究是人與人的關係。”
邵麗最近一直在琢磨父母與子女的關係問題，連續寫了幾個中短篇，也想通過表達這種思考，形成自己的調性。
“中國文化的親親之道，只構成尊卑有序的社會關係，而這種關係，只是一種服從和敬畏，而不是真正的理解、寬容和愛。”她坦言道，自己在寫《天台上的父親》時，就是出於對父母和子女亙古不變的相愛相殺的困惑，“很多時候我們對親人造成的傷害，往往是出於所謂的愛，而不是理解。以愛之名就可以包辦代替，相互之間到底有多少溝通和理解？我覺得從歷史文化習俗和習慣的包袱裡面思考人與人的關係，可以翻檢出很多東西，把這些東西梳攏清楚，並藝術地表達出來，大約這就是小說的一種調性。”
她還特別提到了巴金先生的一句話——“我寫作不是因為我有才華，而是因為我有感情。”
“人類的感情是共鳴的。帶著感情創作出的作品，它的調性才有可能符合讀者的閱讀習慣和閱讀需要。”邵麗如是說。
當問題像命運一樣到來，寫作幫我們作出選擇
這部小說集的書名，選用了李修文《我亦逢場作戲人》的小說名。亦有讀者對此表示困惑與好奇。
“《我亦逢場作戲人》並不是我們通常認為的那種做戲人，小說寫了一個有故事的生活中的普通人，但他有令人感慨的擔當。”張莉回應，“選用這題目做書名，首先是它有短篇小說藝術追求的新異，有中國小說氣質；而且，它有文體形式的含混，有人說是小說，有人說是散文；同時也有對普天下最普通人的同情之義。如果人生如戲，我們都是戲中人吧，但此做戲非彼做戲，不能從字面理解，小說有一種無奈和在重壓環境之下的追求和力量感。”
李修文告訴澎湃新聞記者，這幾年，他一直著迷於將“中國人何以為中國人”的聲音引入到今天的生活和自己的文本中。
“這個聲音，首先是調門。所以，每次找到那個獨特的聲音總是最重要的。然而這個聲音的重建，既是對傳統的延續，也是對傳統的重構。於我而言，調性之所以重要，就是能幫我具體地分辨和親近那些有著各異聲音的個人，並且最終感受到這個時代內部湧動的人格力量。”
他說：“許多時候，我們寫作的心路不是方法論的問題，不是純粹的美學問題，是我們作為寫作者深入這個世界的深度和難度。當問題像命運一樣到來的時候，寫作幫我們作出選擇，我們也由此有了自己的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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