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的土豪多多，排名第一的應該是晉朝的石崇，他與國舅王愷鬥富砸珊瑚的故事流傳甚廣。
不過，他們的鬥富粗俗殘暴，太low了，揭秘，明代的土豪們怎麼把鬥富鬥得更風雅。
杜堇 《玩古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蓄古董書畫以免俗
中國傳統的四民排序是“士農工商”，商居於末。到晚明時期，雖然，那些家資鉅萬的商賈社會地位大大提高，但是，他們所受到的社會認同程度遠遠低於通過科舉入仕的文化人。
在研究明代後期的商賈時，卜正民發現，他們“渴望得到士紳身份，樂此不疲地嘗試各種方法以實現從商人階層到士紳階層的轉變。其中方法之一就是模仿士紳的行為舉止。”
但是，並非每一個商賈都具備“從遊”的文化素質。尋找身份認同是否還有更為便捷的途徑？
袁宏道在《新安江行記》中說：“徽商近益斌斌，算緡料籌者，竟習為詩歌，不能者亦喜蓄圖書及諸玩好。畫苑書家，多有可觀。”
看來最簡易的途徑無過於收藏古董書畫了。
仇英（款）《清明上河圖》中賣字畫的店肆 遼寧博物館藏
在當時的文人筆記中有不少這樣的故事。
比如，當時京城人把蓄書畫、玩器、盆景、花木之類稱為“愛清”，為的是招致“朝紳之好事者往來，壯觀門戶”，或者作為禮品行賄。
比如錦衣衛馮珤，家聚大量此類玩器，其朋友稱之為“馮清士”，但這個人其實是個“濁穢”之徒，這些玩器也多是通過搶掠奪來的。
郎瑛也在《七修類稿》中記下了一個紈絝子弟以書畫標榜清高，以求取身份認同的故事。宜興吳儼的兒子吳滄州酷愛書畫，購藏了不少名跡，他有個朋友家藏有宋內府所藏唐人《十八學士》圖軸，吳滄州屢次想買，可惜畫主人要價太高。吳滄州的弟弟是個紈絝子弟，“惟粟帛是積，清士常鄙之”，但是當他將此畫買下後，馬上“可與素之鄙俗扯平”，獲取了身份認同。
這個故事提示人們，庋藏書畫是“免俗”的捷徑。
仇英（款）《南都繁會景物圖》中賣字帖的散攤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宋人《十八學士圖》局部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無獨有偶，《花村談往》中也記下一個類似的故事。一位暴發戶大肆購進“書畫鼎彝”與“玩好之物”。有一次邀董其昌、陳繼儒、張侗初等名流敘談，在茶餘飯後，他引入清談，津津樂道的也是書畫古玩。因為，相對於金銀珠玉而言，書畫古玩既可誇富，又能免俗。
為了追逐清雅，求取身份認同。賈而多貲的商人紛紛“以釣奇為名高，出累千金購求奇玩”，甚至傾囊購之，不遺餘力。
尤其是徽商，對古玩書畫的狂熱，讓骨董商吳其貞在數十年之後依然記憶猶新。他說：“憶昔我徽之盛，莫如休、歙二縣，而雅俗之分在於古玩之有無，故不惜重值爭而收入。時四方貨玩者聞風奔至，行商於外者，搜尋而歸，因此所得甚多。”
▌以書畫相誇示鬥勝
晚明，以士商為主體的有閒階層誇富鬥侈成風。既能滿足審美需求、又能彰顯品位清雅的古玩書畫是他們的理想選擇。
店肆賣字畫
散攤賣字畫
集市賣字畫
正如何良俊所言：“世人家多資力，加以好事，聞好古之家亦曾蓄畫，遂買數十幅於家。客至，懸之中堂，誇以為觀美。”
董其昌就愛與人鬥侈。曾移書畫船到虎丘與韓古洲相角，也曾與山陰朱敬循“互購相軋”，古董商趁機穿梭其間，使角勝與爭購的狀況更趨激烈，於是“東壁西園，遂成戰壘”。
張岱的叔叔張聯芳也喜歡與人“競收藏”。萬曆癸卯年，他與淮撫李三才爭購一件鐵藜天然幾，李出價百金，張以二百金買下 ，不能不說是鬥侈的心理作祟。
馮承素摹王羲之《蘭亭序》跋尾項元汴的標價 故宮博物院藏
據文彭（文徵明長子）所記，他與弟弟文嘉也常以書畫相角勝。文彭偶得一套沈周的冊頁，喜不自勝，坐臥必觀，廢寢忘食。“昔嘉弟藏有石田畫冊，每以詫餘，餘將歸而誇之，不能自秘。”
張醜買到沈周的精品畫作《春山欲雨圖》，首先想到的是這幅畫能與王維的《江山雪霽》聲價爭先，就算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黃公望的《浮巒暖翠》真跡都要退避三舍。“胡能與之角勝負耶。”
祝允明送給顧璘一幅手書的《觀雲賦》，顧璘“每遇文士在座，即出而展玩，甚相誇詡。”
楊凝式《韭花帖》跋尾項元汴的標價 故宮博物院藏
以書畫相誇示鬥勝的例子還有很多，如：當時江南收藏法書名畫最富的華夏，“真贗雜出，精駁間存，不過誇示文物，取悅俗目耳。”
後起的項元汴與之鬥勝，元季四大家無所不有，只有倪瓚的畫很少，他藏有倪瓚的《獅子林圖》，華夏則藏有《鶴林圖》。文徵明父子曾打算將兩家合併為一，但“各不相下”。
丁丑年，藏家顧汝和在燈市買了兩幅巨幅的劉松年，大喜，誇示友人，以為奇貨。不過，詹景鳳認為“贗而濁俗”。
韓存良從朱希孝家購得李公麟《九歌圖》，“為著跋語甚祥，暇日誇示先府君（張應文），極為先府君所忻慕。”
▌鬥侈的方式，通常是舉辦雅集或者宴會
明代仇英《竹林品古圖》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沈德符說：“嚴氏（嚴世藩）既得此卷（《清明上河圖》），珍為異寶，用以為諸畫壓卷，置酒會諸貴人賞玩之。”
從李日華的文字中，我們可以對這種炫富鬥侈的宴會有更深入的瞭解：
憶餘初第歸裡中，墨林長郎蘭臺君方豪侈結客。一日，集餘輩數人，以碧絹障伎妾，今遞奏新聲。每一伎終，項君輒掀髯曰，此奉聲，此趙，此楚，此涼州塞外。以大白浮客，甘令極醉。方樽罍未集，對設長案，出法書名畫，恣客批閱。
董其昌在北京時，也經常參加此類聚會，看到了很多名作巨跡。這種宴會還為書畫消費提供了便利 。
在研究有閒階級時，凡勃倫提出了“誇示性消費”的概念，他說：“以誇耀的方式消費貴重物品，是有閒紳士博取名望的一種手段。不過，隨著手頭財富的積累，僅憑獨自消費而沒有外援，是不足以讓天下人知道自己的財富的。於是，他就通過贈送貴重禮品、舉辦盛大的宴會及招待會，把朋友和對手的幫助引了進來。”
庋藏書畫成為有閒階層區別於其他階層的標誌，誇示書畫藏品也成為展示成功與地位的手段。儘管並非所有庋藏書畫者都是為了“免俗且鬥侈”，但“誇示文物”、以書畫“角勝負”無疑具有較大的普遍性。
▌風雅的競爭背後，是社會地位的角逐
佚名《群盲鑑古圖》，暗含著對附庸風雅、道聽途說者的諷刺
商賈階層勢力的崛起使原本在經濟上和文化上都佔據絕對優勢的士階層有了危機感。他們進行奢侈消費和文化消費，並在消費活動中強化品位，標榜自我，竭力去建立一道區分雅俗的界限。而有了經濟地位的商人卻極力地追逐清雅，他們模仿士階層的舉止行為，希望把經濟地位轉化為文化地位。
士人階層標榜自我的重要途徑，是編撰鑑賞書，而躋身有閒階層的商賈則通過購買閱讀鑑賞書來增強鑑賞力，進而提升品位。但是，鑑賞力卻不能在短期內速成，這也是為什麼那時候的鉅富們的收藏真贗雜陳，為士人階層所不齒。
正如沈德符所言：“比來則徽人為政，以臨邛程卓之貲，高談宣和博古，圖書畫譜，鍾家兄弟之偽書、米海嶽之假帖、澠水燕談之唐琴，往往珍為異寶。”
對好事者的冷嘲熱諷非常常見，比如，沈春澤為文震亨的《長物志》作序，先對附庸風雅的“富貴家兒與一二庸奴、鈍漢”大肆笞伐，說他們“沾沾以好事自命，每經賞鑑，出口便俗，入手便粗，縱極其摩挲護持之情狀，其汙辱彌甚，遂使真韻、真才、真情之士，相戒不談風雅。”然後高標“家聲香遠”的文震亨，認為他是有真韻致、真才情的雅士，將其奉為“金湯”。
文震亨也在著述中鄙薄“心無真賞，以耳為目”的好事者，說他們是“俗子”“賈胡”“傖父”。他們蓄聚雖多，但“妍媸混雜，甲乙次第毫不可訛”，“真贗並陳，新舊錯出”。並痛心疾首地說“名人藝士”的墨跡，“一入俗子之手，動見勞辱，卷舒失所，操揉燥裂，真書畫之厄也。”
關於鑑賞家與好事者的區別，宋代米芾的時候就已經有所區分，到明代，這種區分更加被強調，並被進一步細化，將鑑賞力分為三個層次：
有耳鑑，有目鑑，有心鑑。若遇卷初展，邪正得失，何手何代，明如親睹，不俟終閱，此謂識書之神，心鑑也。若據若賢有若帖，真卷在某處，不恤貨財而遠購焉，此盈錢之徒以為誇耀，耳鑑也。若開卷未玩意法，先查跋語誰賢，紙墨不辨古今，只據印章孰賞，聊指幾筆，虛口重贊，此目鑑也。耳鑑者，謂之莽兒審樂；目鑑者，謂之村嫗玩花。
除了鑑賞力和血統之外，士人階層用以標榜的還有生活方式，包括庋藏、擺放、欣賞古玩的方式。以書畫懸掛為例就有不少講究，如文震亨所言：“懸畫宜高，齋中僅可置一軸於上，若懸兩壁及左右對列，最俗。長畫可掛高壁，不可用挨畫竹曲掛，畫桌可置奇石，或時花盆景之屬，忌置硃紅漆等架。堂中宜掛大幅橫披，齋中宜小景花鳥。若單條扇面斗方掛屏之類，俱不雅觀。”
石守謙的一段話對我們深入瞭解士階層的自我標榜不無裨益。他說：“對於中國社會精英階層的成員而言，大眾文化雖然存在，卻不值得認同；不僅不能認同，而且經常是抨擊的對象。在那個抨擊的過程中，精英分子一方面是在積極地創造他們的精英性，刻意拉大他們與大眾間的距離；但是，另一方面則是在進行一種面對大眾文化包圍的被動防禦，在他們激越的批評語言中，還透露著他們無法完全抗拒大眾文化的焦慮，擔心他們會耽溺於生活周遭的需求與誘惑中，與大眾的區別，日益難以維持。”
閱讀更多 九門提督談收藏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