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掩護紅軍主力渡過湘江,一日之間犧牲兩位團長,彭老總悲痛不已

1934年,贛南的戰場上硝煙瀰漫,寒風陣陣恰恰代表著此時紅軍各級指戰員的心情,中央革命根據地此時正被敵軍數十萬大軍重重包圍著,紅軍的指揮員們此時也一籌莫展,大家都希望中央能夠能夠指出一條正確的道路,帶領大家突破敵人的包圍,能夠有力量發展和壯大革命隊伍。

10月,紅軍決定以紅一、紅九軍團為左翼,紅三、紅八軍團為右翼,紅五軍團執行斷後任務,準備以此掩護龐大的軍委縱隊退出中央革命根據地,向南面突圍,準備去湘西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在湘西開闢新的革命根據地。

為掩護紅軍主力渡過湘江,一日之間犧牲兩位團長,彭老總悲痛不已

蔣介石為了阻止紅軍突圍轉移,臨時調派陳濟棠粵軍、何鍵的湘軍,共計三十萬大軍,準備在通往湘西的道路上,設置重重封鎖,阻擊紅軍前往湘西,預期將紅軍消滅在路上。

10月20日,彭老總率部挺近湘西,在信豐、安遠一帶突破了粵軍設置的第一道封鎖線;隨後在11月6日,又突破了何鍵的湘軍在汝城至思村間設置的第二道封鎖線;突破第二道封鎖線後,正逢陰雨時節,連日來的陰雨使得整個道路泥濘不堪,部隊轉移十分艱難,紅三軍團不畏險阻,在軍團長彭老總的率領下突破了湘軍、粵軍聯合設置在粵漢鐵路的第三道封鎖線。

為掩護紅軍主力渡過湘江,一日之間犧牲兩位團長,彭老總悲痛不已

紅軍不畏艱險地突破了湘粵軍設置的三道封鎖線,蔣介石又急令附近的幾十個師前往湘江兩岸設置第四道封鎖線,不欲讓紅軍跳出包圍圈,並且任命何鍵為追剿軍總司令,統一指揮數十萬大軍,欲在湘江東岸設防,準備全殲紅軍。

當時的紅軍在沿途幾十萬敵軍的包圍下轉進困難,因為當時龐大的中央機關以及非戰鬥人員數量非常多,加上大量的檔案、傢俱等重型物資非常多,拖累了全軍的行進速度,彭老總對於這種行進方式非常不滿,行軍途中曾向中央建議甩掉笨重輜重及不必要物資,以靈活多變的戰術來調動敵軍,達到在運動戰中消滅和牽制敵人的有生力量,為大部隊轉移爭取時間,但是這個方案並沒有被採納,依舊按照原先的計劃行進,並命令紅軍各軍團不惜一切代價,全力突破敵人的第四道封鎖線。

為掩護紅軍主力渡過湘江,一日之間犧牲兩位團長,彭老總悲痛不已

11月25日,紅三軍團在彭老總的指揮下,從左翼急行進入廣西,向灌陽逼近,紅三軍團4師渡過湘江後佔據界首渡河點,進駐界首以南的光華鋪與敵軍對峙、激戰;紅5師進入到灌江西岸的新圩地區,紅一軍團則涉水渡過湘江,向湘江與灌江會合處西岸的全州開進,阻擊全州的敵軍,全力掩護中央紅軍渡過湘江。

然而,因為彭老總的建議未被採納,大量的輜重物資拖累了全軍的行進速度,100多里的路程,原本用時一天便可以到達,因為這些輜重不捨得扔掉,整整耗費了四天的時間才走完了這100多里的路,使得渡江時機被耽擱許久,敵人的十幾個師已經從幾處方向合圍了過來,中央紅軍危在旦夕,形勢非常嚴峻,為了掩護大部隊過江,紅三軍團與敵人展開了異常頑強的戰鬥。

為掩護紅軍主力渡過湘江,一日之間犧牲兩位團長,彭老總悲痛不已

為了掩護大部隊渡江,紅三軍團在渡江點界首以南的光華鋪打響了阻擊戰,因為光華鋪距離界首隻有幾里路的路程,且這塊地域為寬廣的開闊地,在這裡進行阻擊,勢必是一場慘烈的阻擊戰,為了阻擊從全州、灌陽方向開來的敵軍,彭老總只得背水一戰,掩護大部隊轉移的重任全部壓在了紅三軍團的身上,彭老總甚至為此將自己的指揮部搬到了距離界首渡口只有幾百米遠的一處祠堂裡,親自指揮這場慘烈卓絕的戰鬥。

11月30日,敵軍從多個方向對紅軍發起了進攻,擔任阻擊任務的紅4師10團奮起反擊,10團團長沈述清在與敵人的戰鬥中不幸中彈身亡,彭老總又命令杜中美接任沈述清任10團團長,卻不想就在命令下達沒多久之後,杜中美也不幸壯烈犧牲,一日之間,10團兩位團長先後陣亡,戰況之慘烈可見一般,彭老總對兩位團長的犧牲也是悲痛莫名,但是值此生死存亡的關頭,這些悲傷全被壓在了心底,在激戰了三晝夜之後,終於完成了阻擊任務。

為掩護紅軍主力渡過湘江,一日之間犧牲兩位團長,彭老總悲痛不已

· 沈述清

沈述清,湖南瀏陽人,1934年11月27日,率部趕到界首,掩護主力機關轉移渡江,隨後將10團佈防在距離渡口僅幾公里的光華鋪,阻擊從興安縣城開來的桂軍四個團,11月29日夜,桂軍企圖奪取渡口,沈述清率部打退了敵人數次進攻,與幾倍於己的敵軍展開反覆的拉鋸戰,粉碎了敵軍搶佔渡口的意圖,30日,在指揮一次反衝鋒時,中彈身亡,時年24歲。

· 杜中美

杜中美,陝西興平市人,1927年入黨,1932年任紅三軍團4師10團團長,1933年6月部隊整編後,任第4師參謀長一職,1934年在紅4師10團團長沈述清陣亡後,接替沈述清任團長一職,但在接任後數小時,便在與敵人的交火中不幸犧牲,時年僅35歲。

這次的湘江戰役使得紅軍蒙受了巨大的損失,從出發時的8.6萬人,到渡江後僅剩3萬人,可以說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也讓各級指戰員們對李德、博古等人的指揮報以很大的反對態度,這種錯誤的指揮使得全軍愈發不滿,其實這種不滿情緒早已有之,至湘江戰役之後達到了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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