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是否只是企業的Woke-washing？
2006年，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巨匠
米爾頓-弗裡德曼去世，而他的自由經濟“遺產”至今仍留在許多公司的董事會里。
Milton Friedman
但這種情況在2019年發生了改變，歐美商界CEO們紛紛跳出來反對在西方傳承近半個世紀的資本主義信條：企業唯一的社會責任是為股東創造利潤。這一理念由米爾頓-弗裡德曼在1970年提出，6年後他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取代這一信條的是一種新的、更令人愉悅的資本主義願景，在這種願景中，對股東友好的首席執行官們將“目的”置於其商業模式的核心：為員工提供放鬆課程、優質咖啡以及再培訓項目；從他們的供應鏈中清除惡意行為；在政府不願擔當的方面挺身而出，改善移民的命運，解決槍支暴力問題，關注全球氣候的影響。
環境、社會和治理(ESG)現在變成了衡量一個公司或企業投資的可持續性和社會影響的三個核心因素。
Salesforce首席執行官馬克-貝尼奧夫(Marc Benioff)在今年10月份的一次會議上表示：“我們所熟知的資本主義已經死了。”他說，一種新的商業模式正在取而代之，它由價值觀、道德觀和對員工的關懷驅動——而不是“米爾頓-弗裡德曼式的資本主義”。
改變商業核心VS調整企業姿態
08年全球金融危機摧毀了人們對大公司的信任，如今，大公司的掌舵人熱衷於改革。
他們的做法不盡相同：其中一些改變了核心的商業行為，比如荷蘭皇家殼牌加大對低碳能源技術的投資，或者李維斯用激光而不是化學物質來處理牛仔褲；其他一些公司則以較低的成本展示企業態度，例如德國巴斯夫和摩根士丹利簽署了承諾，在自助餐廳裡供應“氣候友好型”食品，或者思科和達美航空支持舉辦音樂節，以促進聯合國的可持續發展目標。
這些公司的許多重新定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幾十位首席執行官簽署的信件實現的：過去一年，華特迪士尼和高盛等公司與美國勞工聯合會-產業工會聯合會(AFL-CIO)的領導人聯手，強烈反對特朗普“退群”巴黎氣候協議；H&M和Slack等公司一直在為女性墮胎權利進行辯護；包括陽獅集團和優步在內的145名商界高管敦促美國參議員堅持要求槍支購買者通過背景調查。
Citigroup Opens New Headquarters in NYC With Pelotons
許多公司還對員工表現出了頗為慷慨的姿態，花旗集團為新總部健身房購置價值不菲的網紅動感單車Peloton，PayPal CEO丹-舒爾曼在發現該公司60%的小時工入不敷出後爽快地承諾加薪。
Just Capital的創始人、對沖基金經理保羅-都鐸-瓊斯稱都讚道“丹-舒爾曼是美國資本主義的未來”。Just Capital根據企業對待股東的方式對企業進行排名。
大洋彼岸，歐洲重量級商業團體更是放大了這一信息，英國董事學會(Institute of Directors)呼籲對“將利潤動機與社會責任結合起來的新方式”進行了更具野心的探索，美國商會(US Chamber of Commerce)則告訴會員，“同理心”推動著自由市場。
最值得注意的是，華盛頓商業圓桌會議同樣也拋棄了長期以來對弗裡德曼式股東至上原則的忠誠。
ESG的繁榮帶來激勵
賽德商學院教授科林-邁耶表示：“這是爭辯中一個意義深遠的時刻。”他認為，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首席執行官們希望阻止美國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和英國工黨的傑里米-科爾賓這樣的左翼政客的干預。
他表示:“我認為，你不應低估企業群體感受到威脅的程度。”“有一種真實的感覺是，除非他們掌握主動權，否則就會被其他會造成更大傷害的人掌握。”
哈佛大學教授、人權專家約翰-魯吉(John Ruggie)也認為，“人們對企業在現代社會中所扮演角色的一種防禦心態”，促成了這種反思。
華爾街資深律師馬蒂-利普頓(Marty Lipton)指出了企業採取更有利於股東利益的立場的另一個防禦性理由。他在9月份警告稱：“當氣候變化和資源消耗對社會造成的重大成本被計算在內時，監管機構和原告律師的大軍就會出現。”
但企業也找到了更多積極的理由來維護自己的利益。其一是這樣可以吸引更多年輕員工。
“新一代人有一種希望瞭解公司的立場的慾望。而之前的一代人認為最好的工作就是薪酬最高的工作，”數據分析公司Verisk的首席執行官斯科特-斯蒂芬森說。
其二、環境、社會和治理投資（ESG）的繁榮，帶來了更清晰的經濟上的激勵。
Environmental，Socialand Governance
根據全球可持續投資聯盟的計算，管理著31萬億美元資產(佔全球總資產的四分之一)的基金，在其投資中採用了某種形式的ESG篩選。
富達國際首席執行官安妮-理查茲(Anne Richards)在最近的一次演講中指出，在ESG標準上表現出色的公司財務表現優於其他公司的證據越來越多。
隨著逐漸吸引更多投資者，企業正將自己定位為受益者。Factset發現，在今年第二和第三季度的財報電話會議上，提及ESG的企業數量增加了29%。從雪佛龍(Chevron)到威瑞森(Verizon)，許多公司都在高管薪酬計劃中加入了與ESG相關的目標。
是口舌之利還是切實改變？
華盛頓商業圓桌會議的聲明也暴露了各方的分歧，即言辭上的重新定位會帶來多大的真正改變。華盛頓商業圓桌會議的簽名者之一斯蒂芬認為，這僅反映了公司的運作方式，而並非預示著巨大的變化。
美國商會的湯姆-誇德曼(Tom Quaadman)回應稱，商業行為並沒有突然變得疲軟。“我不認為有任何根本性的轉變，”他說。“企業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一直在做很多這樣的事情。”
然而，現狀似乎不太可能讓批評者滿意。美國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表示，圓桌會議的聲明將是“毫無意義的”，還不如公司做出實際行動，比如將回購預算用於提高工人工資。
英傑華投資管理公司(Aviva Investors)的治理主管米爾扎-貝格(Mirza Baig)則指出，目前並沒有工作會做出這樣的優先處置。“我們會削減用於回購股票和派發股息的支出嗎?當然不會！”
在公司在利潤激增的時期，對更溫和資本主義的熱切期盼也同樣會出現，這引發了人們對資本主義能否挺過經濟低迷期的疑問。“當企業經營困難時，公司是否也不能裁員，因為這會打擊士氣?”米爾扎-貝格尖銳地問道。
明確表達了重心的轉變之後，企業現在面臨著將作出何種實踐的質疑。
“目標，新車在成了商業的新‘頌歌’，但這相當模糊，”Ruggie先生說。
愛馬仕投資管理公司首席執行官薩克-努賽貝(Saker Nusseibeh)表示。“需要就具體問題進行對話。母親與蘋果派類的會話當然是好的，但卻不能達到目的。
聯合利華首席執行官艾倫-朱佩(Alan Jope)則想的更遠，他警告稱，如果公司沒有達到自己宣稱的某個社會目的，它們就是在“Woke-washing”。“Woke-washing”是將倫理和進步價值觀作為企業的廣告手段，目的是為了獲得更多利潤，同時掩蓋傳統資本主義企業管理的黑暗面。
儘管今年的頭條新聞都比較正面，但有關企業反社會行為的指控卻絲毫沒有減少：就在強生首席執行官亞歷克斯-戈爾斯基(Alex Gorsky)撰寫商業圓桌會議的聲明時，強身公司正深陷阿片類藥物危機的訴訟中。
一些高管認為，如果一種新資本主義模式的承諾沒有得到企業行為的明顯改變，
就有幻滅的風險。“全世界公民的期望都在提高，”企業聯盟首席執行官達里爾-布魯斯特(Daryl Brewster)表示。“但企業如何能真正實現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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